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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创世神话,长了翅膀的民族精神——田兆元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中华创世神话,长了翅膀的民族精神 ——田兆元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久远历史中的神话,相当一部分是值得后人牢记甚至引以为豪的。“中华创世神话”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来讲述这些英雄传奇:农业方面,有作出杰出贡献的厉山氏和周弃;治水英雄鲧、禹冒险拯救百姓,被奉为水神;发明服装和车辆的黄帝、发明医药和茶叶的炎帝,被奉为华夏先祖……科技创造者被奉为智者、圣人,这在世界历史和神话体系中是少见的
  ■古代的皇帝称为天子,并会定期祭祀“天地日月”。如果不带偏见来理解,可以发现这是一种自然崇尚。天子要像天地那样“兼利万物”,这是一种责任,讲究的是公平正义,而不是偏利;日月也是公平的,明照四海不遗微小,因此帝王也不应该成为小集团利益的保障者,而要兼善天下。不带“有色眼镜”来看,这算不算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呢
  ■神话讲述“天地日月”的大德,是一种社会理想、集体信仰。它告诉人们要遵从自然规律、遵守合理的社会规则,常怀感恩之心、肩负社会责任,要认同统一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并对美有追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华创世神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可以参与现代国家的认同建构、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风良俗的引导,进而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思想者小传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区域文化资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民俗学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常务理事。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长江大学楚天讲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文化资源与应用等。主要著作有《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盟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主编《华东民俗文献》30册、《妈祖文献》5册等,撰写学术论文70余篇。

  前几年,复旦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几位学者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中华创世纪》,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启动了“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工程”。其中,连环画创作邀请多位知名画家签约担任画师,轰动一时。不仅仅是绘画,还有雕塑、诗歌、动漫、舞台剧、影视剧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可以预见,“中华创世神话”将成为今后数年间上海文化界一项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实践工程。
  大家可能有些好奇,我们为什么要讲述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呢?神话对于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来说,究竟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

  既是民意 也是信仰

  神话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精神印记,是人类与动物揖别、实现自我成长的标志。神话还是文化的源头。一种文明在发生之初的神话时代,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作为群体的文化标志,只有当人们认同共同的神话之时,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是神话的基本功能。
  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美丽幻想,是永恒的诗篇。但过去有一种误解,认为由于原始时代生产力落后、征服自然的能力不足,才产生了对自然的想象。随着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神话会逐渐消失。应该说,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事实证明,神话从来就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它是永恒的精神家园,与人类始终伴随;它是理想的灯塔,引导着人们前进和探索。
  神话常常走在科学和现实的前面,而科学又在“追梦”的征途中不断实现人们的美好愿望。比如,广寒宫寂寞嫦娥舒广袖的神话叙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今天月球车探测器何尝不是承载着国人的好奇心呢?当然,月球车探测器还不是十分灵活,比不上嫦娥“长袖善舞”,但已经很让人喜爱了。由此可见,神话是理想的载体,也是“中国梦想”的雏形。它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
  神话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个记录体系,留有社会生活的足迹。在我看来,神话更是社会生活本身,是社会的有机构成。有学者认为,社会由制度结构及维系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所组成,神话就是维护这个制度结构的神圣叙事。从这个层面上看,神话既像一种政治,又是一种哲学。
  神话里说女娲用黄土造人,但这活很累,于是她便拿起一根绳索来,浸泡在泥浆里,然后拿出来一抖,那些泥巴点就变成了人。可是,这些用绳子抖出来的人与用手搓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手搓出来的是富贵者,而绳子抖出来的是贫贱者。这个神话故事内在反映了社会存在的差别问题。有人说,这是统治者造出来的维护贫富格局的神话;也有人认为,这是穷人的神话,用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穷。无论是谁的神话,其实都在讲述一个主题:天命论。
  当然,这种神话也有人是不相信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就不认命,他们要起义反抗暴秦。不过,陈胜吴广制造神话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他们先是在鱼肚子里放上一块帛书,上面写着“陈胜王”,又于夜半篝火之时,以狐狸一样的声音叫着“大楚兴”……人人都在指认陈胜这个为王的人,于是他就当仁不让地做起了领袖。可见,神话既能维护秩序,也会破坏秩序,一切全在民心。因此,神话也是一种民意。
  神话还是一种自然信仰,是净化社会风习、倡导感恩回报、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看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对待神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在古人看来,所谓神灵信仰,是一种报恩,是一种英雄的传奇叙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然信仰的本质——自然对于人类的馈赠,我们要予以回报。这就是自然信仰与自然神话。

  历史的活化 精神的扩展

  人类失去神话,世界将会怎样?不可否认,神话叙事都不是完全真实的。这也是过去人们将神话与历史、科学对比时,有些看轻神话的原因所在。但理想与现实完全吻合的话,还叫理想吗?神话与历史、神话与科学,其实各有功能。
  变成了神话的历史是长了翅膀、飞翔的历史,是历史的活化与历史精神的扩展。《三国志》里的关羽,只是一个普通的将领,与历史上许多战功赫赫的将领比,也没有啥突出的地方,其道德风尚也没有太多的过人之处。但是,这一段历史经过民间叙事和统治者营造,已经高度神话化了,让关羽成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离开关公神话来谈中国文化传统,似乎有点不够“论据充分”。所以我们说,神话把历史与民族精神活化,并将它们融入人们的意识乃至生命之中。要是轻视神话,不只是外行了,甚至对文化传统还有些不敬了。
  久远历史中的神话,因受当时条件和认知所限,并不都具有传承价值。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值得后人牢记甚至引以为豪的。“中华创世神话”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来讲述这些英雄传奇:农业方面,有作出杰出贡献的厉山氏和周弃;治水英雄鲧、禹冒险拯救百姓,被奉为水神;发明服装和车辆的黄帝、发明医药和茶叶的炎帝,被奉为华夏先祖……科技创造者被奉为智者、圣人,这在世界历史和神话体系中是少见的。《周礼》 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以此为感召和鼓励,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领域曾经长期领先世界。
  就此而言,我们不应把科学和神话对立起来。二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翼”,一个起着理想精神的导航作用,一个输出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今天强调的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要重新激发我们民族血液中的创新性本色。

  “天人合一”信仰升华

  明白了什么是神话以及神话的意义后,接下来我们回到自然神话的主题来。
  “天地日月”是中国神话的中心话题,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它由最初的民间传说,逐渐转为帝王叙事与民间叙事并行,再到全民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元素。
  中国古代儿童读物《千字文》这样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天地日月是我们的祖辈需要明白的第一件大事,是首要的知识。古人把浩瀚的宇宙用“洪荒”来描述,可见“洪荒之力”是何等的强大。
  另外一部重要的儿童读物《幼学琼林》开头这样说: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这里我们看到了神话与哲学融合的叙事,试图解释天地的生成,以及“天地日月”转化为阴阳,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就融合在一起了。这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从神话中演绎出来的基本文化格局。
  最初对天的崇拜,大体上是对于天空的神秘膜拜。人们认为,天空存在世界的主宰,日月山川是天的化身。古代中国的太阳神崇拜,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双凤朝阳”形象,到3000年前蜀地“四鸟绕日”图案,都留下了辉煌的艺术形象。今天,“四鸟绕日”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可见其难以企及的神话艺术想象高度。青浦福泉山的燎祭痕迹,说明古代上海民间也存在祭天的习俗。
  帝制国家形成后,“天地日月”逐渐成为最高统治集团的神圣叙事。古代的皇帝称为天子,并会定期祭祀“天地日月”。过去我们将其视为麻痹百姓、欺骗人民和巩固统治地位,可能并不完全是对的。《礼记》有这样一段描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如果不带偏见来理解,可以发现这是一种自然崇尚,是在效法“天地日月”之德。天子要像天地那样“兼利万物”,这是一种责任,讲究的是公平正义,而不是偏利;日月也是公平的,明照四海不遗微小,因此帝王也不应该成为小集团利益的保障者,而要兼善天下。不带“有色眼镜”来看,这算不算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呢?新形势下,我们要将这份政治文化遗产和社会治理资源,从“口头”升华为“实践”,有选择地继承和弘扬。
  天的崇拜与上帝的崇拜合为一体,是中国神话的特色。从殷商甲骨文的“帝”,到周代的“上帝”,天帝一直是祭坛上的主角。今天的北京天坛,就是一处祭祀天帝的场所。上天、上帝也是经典话语中的普遍存在。据《尚书》记载,尧舜时期就开始祭祀上帝。“上帝”一词在《尚书》中出现了30次以上。武王伐纣,其理由之一就是商纣王“弗敬上天”“弗事上帝”。《周礼》要求“以?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并提出了大量祭祀上帝的礼仪规范。《诗经》关于上天、上帝的叙事也有数十次。
  不过,对上天、上帝的崇拜从来不是皇帝的专利。民众以“我的天啦”来舒缓内心的紧张与求助,就是一种潜在的天帝信仰表现。宋元以来,民间社会以玉皇大帝为主的结构叙事,构建起了丰富的天庭神话体系,最终获得统治者认可,走向了全民信仰与神话认同的局面。
  同时,百姓还不断探求与上帝沟通的渠道,由此就衍生了灶神崇拜。我们的祖先对灶神上天是十分重视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我们的美好期待。再如,过年的时候,有一种年画叫“天官赐福”,贴在门上,就有一种上天就在我们身边的印象。所以,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老百姓认为上天是与我们同在的。

  效法日月 不遗微小

  再来看地的信仰和神话。
  起初,社神信仰也是无所不在的。但后来有了规矩,特别是在周代,天子的社与诸侯的社不同。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那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个人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随着周王朝的退位,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或者一定程度的所有权,社神崇拜又开始在民间蔓延开来,以至于演变为无所不在的福德正神。
  今天,在我国澳门地区,土地神信仰非常普遍。几乎每家商户门前,都有一尊“土地财神”,并得香火供奉。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多有土地信仰。我国大陆各地的土地信仰大同小异,有的只供一个土地神,有的是两尊,一为土地公、一为土地婆。土地神小庙旁边有一副对联:地里有黄金,土中生白玉。这种土地信仰源于对于自然的敬畏,培养了我们的感恩之心,是一种有意义的民俗传统。
  最后来说说日月信仰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日月神话与天地神话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合为一体的文化体系,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融合与认同。汉代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女娲皆为人首龙身。伏羲捧着太阳,里面有个金乌;女娲捧着月亮,里面有个蟾蜍。有的图画,伏羲手里拿的是一把规,女娲手里拿着一把矩。这是从汉代以来,从中原到东西南北各地,包括很多少数民族普遍信仰的一幅画。
  伏羲女娲象征着凤鸟图腾与蛙图腾的两大部落联盟,后来逐渐形成了对于龙文化的认同,成为“龙的传人”的标志性图画。这里面,太阳崇拜与月亮崇拜上升为阴阳二性,并与天地信仰交融。伏羲以规代表天圆,代表太阳,代表男性;女娲以矩代表地方,代表月亮,代表女性。后来的君臣、父子、夫妻、尊卑、贵贱,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模式中得到解释。
  二是日月神话的现实意义问题。中国太阳神崇拜的核心属性是,效法天地日月公正公平,兼利天下不遗微小。它投射到治国理政层面,立意不可谓不高。而关于月亮崇拜,大家都很熟悉嫦娥奔月的故事——她偷走家里的重要财物出走,但中国人很宽容,也很爱美,对于女性存在一种独特的大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境界。月亮神话告诉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胸怀面对他人、面对世界,以及怎么看待女性和美。
  总之,神话讲述“天地日月”的大德,是一种社会理想、集体信仰。它告诉人们要遵从自然规律、遵守合理的社会规则,常怀感恩之心、肩负社会责任,要认同统一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并对美有追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华创世神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可以参与现代国家的认同建构、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风良俗的引导,进而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张海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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