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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伟人诗词,理解“磨难中成长”

品读伟人诗词,理解“磨难中成长”

——方笑一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方笑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主要著作有《诗家十讲》《经学、科举与宋代古文》《古典诗词品读录》等。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程紧密相连,这给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要了解党的历史,除了看毛泽东本人的文章之外,品读他的诗词也是很好的切入口。

现存的毛泽东诗词,经过专家严密考证,确定是他本人写的,到目前为止共有78首。其中,经过毛泽东本人生前审定并正式发表的,以及他刚去世时经过中共中央审定后发表的,一共有42首;他生前审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后来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又正式发表的,一共有25首。

剩下11首,大多是后来陆陆续续发现的。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从各种书籍包括早期的一些报纸、杂志,还有早年跟毛泽东交往的一些人的回忆里,又发现了他的一些诗词。

毛泽东一生写过很多诗词,这里主要讨论他创作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诗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诗词,很多是写于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或是生动呈现了革命战争的艰苦卓绝。

从党史的视角来解读这些诗词,可以清晰地看到伟人的心胸和气概,也为我们了解那段革命峥嵘岁月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深刻理解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的深刻含义。

新中国成立之前是“词多于诗”,之后是“诗多于词”

与古人相比,毛泽东的诗词数量并不算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不可能像古人那样整天写诗。

比如,《忆秦娥·娄山关》就是事后写的。打娄山关时,每天都要行军,还要跟敌人作战,哪里有时间写作?只有等最终胜利了之后,才能直抒胸臆,写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以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样的佳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诗和词的比例又是怎样的呢?简单作了一下统计:诗共有43首,词有35首,词比诗少一点。

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词写得比诗好,在艺术上更出色。我们熟悉的名篇,如《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采桑子·重阳》等,都是词。

再来看看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情况,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一共留存了33首诗词,其中诗9首、词24首;新中国成立以后,诗词共有45首,其中诗34首、词11首。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前是“词多于诗”,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是“诗多于词”?是不是因为词这种文体的长短句形式,更适合表现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紧张的情势、生活,以及它们在词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波澜呢?

比如,用《西江月》写井冈山的战斗,用《渔家傲》写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用《忆秦娥》写娄山关的战斗场面。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外部形势总体上不再那么紧张,诗人的心境也相对平稳,似乎可以更多用格律诗来描绘建设的成就,抒发自己的情怀,如用七律写到韶山、登庐山、消灭血吸虫病等。

诗词创作时间达58年,更擅长七言律诗与七言绝句

接下来一个问题,毛泽东最擅长写什么诗体?是七言律诗,共有22首;七言绝句也不少,有11首。相对而言,五言律诗比较少,只有4首;五言绝句,留存下来的一首也没有。

六言诗在中国古诗中本来就少见,毛泽东也只写了1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再说词,毛泽东用过哪些词牌呢?统计了一下,包括《贺新郎》《沁园春》《菩萨蛮》《西江月》《清平乐》《采桑子》《如梦令》《减字木兰花》《蝶恋花》《渔家傲》《十六字令》《忆秦娥》《念奴娇》《浣溪沙》《浪淘沙》《水调歌头》《卜算子》等21个词牌。

《归国谣》这个词牌比较少见,他写的这一首是最近才发现的,是1919年的词作。事实上,毛泽东用的词牌有小令,也有长调,各种题材都能写,有清新风格的,也有写打仗的,还有很长、很雄壮的,像《沁园春》《水调歌头》。

从诗词的创作时间来看,时间跨度非常长。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写于1915年5月的古体诗《挽易昌陶》。易昌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是毛泽东的同学,和他的关系很好,后来不幸英年早逝。毛泽东当时很伤心,就写诗凭吊这位同学。

最晚一首诗是1973年8月的《读〈封建论〉呈郭老》,是写给郭沫若的。《封建论》是唐人柳宗元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读了之后有所感悟,就写了这首诗,当时他已经81岁高龄了。

可见,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时间跨度非常长,总共是58年的时间。

《祭母文》寄托一腔哀思,《祭黄陵文》激励奋起抗争

毛泽东还创作过两首“四言诗”。但它们究竟能不能算作诗,学界有一些争议。

一首是1919年10月8日所写的《祭母文》。毛泽东的母亲叫文素勤,因排行第七,又叫文七妹。母亲去世前,毛泽东正在长沙搞“驱张运动”。得知母亲病重去世,他立刻赶回韶山。等他赶到后,母亲已经入殓两天。

毛泽东非常伤心,把一腔哀思化成了这篇《祭母文》,高度赞扬母亲的优秀品质。比如,“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就是说她为人真诚,不事欺诳。

另一首是1937年3月所写的《祭黄陵文》。这是专为4月5日中共派代表致祭黄帝陵而写的。那时,“卢沟桥事变”还没有爆发,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日寇威胁下的危亡关头。祭文中“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等语,显示了作者不甘中国沦亡、意欲奋起抗争的决心和勇气。

这是两篇典型的祭文。祭文的写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或祭祀逝者,或祭祀天地山川神癨。形式上,可以是散文,也可以是韵文。毛泽东的《祭母文》和《祭黄陵文》,就是四言韵文。

关于祭文的体制,明代文论家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祭文》中有过论述。他认为,祭文这一文体是由更古老的祝文演变而来的。祭文可以是散体,可以是韵文,也可以是骈体。假如是韵文的话,也可以是四言的韵文。

毛泽东在1937年3月29日致信著名记者范长江时,明确说:“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显然,作者本人是将此文看作一篇祭文的。

再者,无论是《祭母文》还是《祭黄陵文》,最后两个字都是“尚飨”,这是祭文标准的结束语,意思是希望去世的人来享用祭品,表示对逝者的尊敬。

可见,毛泽东的这两首“四言诗”,其实是两篇用四言韵文写成的祭文。

青年毛泽东有理想有抱负,想“把这个世界理清楚”

说到毛泽东1949年以前写的诗词,可以先讲一个“二十八画生”赠诗“纵宇一郎”的故事。

“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一个笔名。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字,笔画数加起来正好是二十八画。他用这个笔名在学校公告上征集志同道合、能干事的人。

后来,有个叫“纵宇一郎”的人来应征了。听起来像个日本人的名字,其实这人叫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两人一拍即合,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参与者还有蔡和森等。

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东渡日本留学。临别时,毛泽东以《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这首七言古诗气象雄浑博大,反映了有志于改造国家的青年人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首先,毛泽东对自己这一代人有很高的期许——罗章龙要出国了,天气由阴沉转为晴朗,山川终于显出春的气息。“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一句,以屈原和贾谊来比喻罗章龙,写出了潇湘大地的人杰地灵。

其次,毛泽东将友人的东渡看作大展宏图的起点。正所谓“鲲鹏击浪从兹始”,在奔向理想的征途中,乡愁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了。

再次,诗人望友人加强身心修养,保持内在精神的清新明澈。“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一句,令人想起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中的诗句:“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诗的最后几句,用“东瀛濯剑”比喻友人赴日留学,用中国崇明岛和日本对马岛的近距离说明中日相距不远,希望友人很快来信,互通讯息。

这首赠别古诗,可谓一气呵成,既体现了七古“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的特点,又是毛泽东乐观自信精神的直接表露。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想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把这个世界理清楚。

在革命低潮时期,依然将从容、乐观、自信写进诗词

毛泽东的诗词,不少是在革命低潮时期写就的。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依然将乐观自信写进诗词,既是用来激励自己,也是用以鼓励他人。

这里,以三首词为例子来分析:

第一首是《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于1927年春,当时大革命已经陷入低潮。

一天,毛泽东登上武汉黄鹤楼遗址,望着眼前的景色,写下“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词的最后两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明即便是这样危急的时刻,他的情绪仍然高涨,革命低潮只是暂时的,没有什么大不了。

第二首是《菩萨蛮·大柏地》。这首词写于1933年夏,大柏地在江西瑞金的北面。上阕是对大柏地眼前景色的描写,彩虹灿烂,雨后关山,一派宁谧景象;下阕是对1929年2月在大柏地击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的回忆。

事实上,写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已被迫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但在词中,他仿佛是在借昔日的辉煌胜利来为自己鼓劲,同时也表明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三首是《清平乐·会昌》。这首词写于1934年夏。词中名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表现了作者的从容、悠闲和自信。

但当时,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陷于极度危急的情势中,中央红军被迫面临战略转移。毛泽东受到排挤,在会昌从事调查研究,眼看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不到支持,不禁心情郁闷。

词中最后两句“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与红军二十二师抵制“左”倾错误有关。南线的相对稳定,仿佛是危机中显现的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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