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变革，是实践中干出来的

       作者：张道根，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著有《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等。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

       1662年英国人威廉·配第出版《赋税论》，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标志着西方古典政治学理论形成。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扩张，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冲突对抗加剧。在此大背景下，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分化，大致按两条路线演进：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永恒不变的，而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必然取代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
       二是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演进发展出多种学术流派和理论。它们基本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秩序，且注重研究提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效率。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改革开放再出发、制度创新再深化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领，更加需要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不具备内在客观条件和共有文化传统，搞不出好的制度创新
       经济制度是如何演进的，有没有基本规律可循，是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大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制度演进逻辑有六个基本特点：
       第一，经济制度演进按渐进累积边际创新前行。
       人类经济社会制度变化，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由低向高演化的过程。新的经济制度总是从旧制度中产生、成长和逐步发展壮大。
       制度实质上是文化产品，是协调规范人们分工合作的知识载体。历史文化越悠久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在制度变革时继承传统的东西会越多。比如，中国一跃跨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依然很重。
       第二，经济制度变革通常受内部危机爆发和外部冲击驱使。
       很多国家的经济制度变革源于内部危机爆发，但也常常受到外力冲击影响。比如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炮舰到来，加重了日本王权的危机感，驱使加快自强变革。
       第三，经济制度演进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国家越大，文化统一性和同质性越强；历史越悠久，制度延续继承越厚重，制度演进的内生性越强。一个国家不具备内在客观条件、共同意识形态、共有文化传统，靠外部干涉搞不出好的制度创新，往往四分五裂、动荡混乱。
       第四，经济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拓展社会信任关系。
       经济制度就是要拓展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促进分工合作生产深入发展。经济制度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并且可计算、可监督、能执行、能惩罚，从而使人们扩大相互信任关系。
       第五，经济制度变迁一般在“制度改变后的利益增加超过制度改变的成本”时发生。
       任何经济制度创新，都要有对制度变迁的需求牵引，也要有相应的制度供给。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生产要素结构及其价格变化、宪法秩序及政治规则制度改变等，都会影响人们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制度供给主要取决于政治秩序、治理体系中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与成本等。
       第六，经济制度演进在规则上总体走向基本趋同。
       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离群索居。经济制度创新源于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推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制度在基本规则上趋同，是长期历史趋势。
       把握发展稳定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我革命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渐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制度对于加快推进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是有效的。
       研究显示，1952年至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但是，也存在国民经济大起大落波动、资源要素消耗浪费较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比较缓慢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远未达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水平。无论行政集中程度、计划覆盖控制范围，还是经济组织总体规模、生产体系专业化分工程度，都低于苏联和东欧。因此，我们搞市场化改革，起步更容易，阻力更小，没必要推倒重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不照抄照搬别国制度变革模式，而是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和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守正创新的经济改革。
       我们坚持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同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积极革除阻碍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经验办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我革命、自我完善。
       二是“干中学”的体制创新。
       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制度创新，有红线、标准和原则，没有拿来就管用有效的制度模式，也不能沿着不存在的理想化的“中看不中用”的空想制度前行。要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走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不搞“休克疗法”。
       三是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的制度变革。
       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有力领导和保证改革开放不动摇。
       四是守牢稳定底线的改革。
       正确把握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维护稳定这个压倒一切的底线。同时，抓住机遇、创造机遇，遇到困难时“走两步、停一步”，坚决不走回头路。
       总想拿别国有效的制度来武装自己，可能会得到最差的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制度变革。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短缺，先是粮食、副食品等农产品严重短缺，还有日用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
       所以，改革从农村生产制度入手抓突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从搞活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入手，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在计划外采购原材料和扩大生产。
       二是中央统筹推动的经济制度革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沿海地区“三来一补”引进外资等重大历史性变革，大体是由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领导核心想清楚、下决心后才真正启动的。
       三是渐进边际制度创新。
       制度是内生性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中国改革开放把握几千年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制度特征，先从最薄弱的农村环节开始，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有力提升了农村农业生产效益。
       四是开放倒逼型制度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带动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对日本、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强调，中国要抓住世界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体系拓展的经济全球化机遇，在经济上对外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倒逼深入推进整体性、系统性、深层次制度创新。
       五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革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度往哪改、怎么改，要看中国人民赞成不赞成、认同不认同、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老病死的问题。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不好，最终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讲到底要看实践绩效。
       坚持不追求空想的所谓“理想主义最优模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实践初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管用的好制度。总想着拿别国有效的制度来武装自己，最终可能会得到最差的制度。
       越往后改革，越要警惕“看得见的手”削弱阻碍“看不见的手”
       制度创新是伟大的创新，制度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好制度激发人的正能量，促进扩大分工合作、利己利人，让好人干好事，让坏人不能干坏事。好的制度变革，不是说出来的，是实践中干出来的，靠实践、历史、人民检验。
       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但还不成熟、不完善、不定型，需要完善、创新、发展。特别是，一些重大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突破，同国际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必须深入推进经济制度创新。
       一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破解重大体制性难题。
       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越往后改革成本边际递增，风险挑战增大。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要打持久战，必须始终注重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又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系统配套、统筹协调解决好难题。
       重大难题长时间不突破、不敢碰、不解决，或者时机、条件、环境不成熟就贸然突破，导致危机混乱，走回头路，甚至走邪路不是没有可能。
       二要坚定不移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往后改革，越要防止权力和利益固化，警惕“看得见的手”削弱阻碍“看不见的手”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尤其要防止改革方向南辕北辙，偏离市场经济目标，落入以权力为核心的行政性分权市场体系陷阱。
       三要着力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法治保障。
       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定型、有效，根本靠法治保障。要把法治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现代法治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水，但世界经济制度仍在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演进。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还有不适应高标准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地方。要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持续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力度，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制度型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