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社会学派不能满足于“看到”

——邓伟志教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演讲

       作者：邓伟志 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年鉴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出版《邓伟志文集（6卷本）》和《邓伟志全集（25卷本）》。

       一般认为，社会学起于英美，经日本传到中国。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曾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20世纪初，社会学正式进入中国课堂，但基本由外国人授课，他们所讲的内容大多不联系中国实际。
       1922年创办的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的大学，校长为国民党人于右任，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这所大学虽然身处里弄之中，却群英荟萃。其中，社会学系最为有名，被认为是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发祥地。
       事实上，上海大学有“新”“老”之分。新上海大学是于1994年合并组建的；老上海大学则是1922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走出了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英烈，一度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美誉。
       同一个校名，同一种精神。我曾说过，社会学大门口的对联应当是“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近百年前，上大社会学人为我们开路；今天，中国社会学人更应快马加鞭冲在前，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派立新功！

       从“孔方兄”的小孔中跳出来，让思想冲破牢笼
       老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前后有四任系主任：李汉俊（任命而未到任）、瞿秋白、施存统和李季。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上大社会学人的精神，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艰苦奋斗的精神。
       四位系主任的出身，多是有书香而无金钱的家庭。比如，瞿秋白曾因生活贫困而辍学，一度靠典当度日；只因付不起学费、膳费，才去报考不收学费的俄语专修馆；在上大当系主任时，家中连把椅子都没有。
       不仅老师没什么钱，学生也大多是贫苦人出身。有些学生的生活费要靠老师个人资助，有些学生是半工半读的旁听生。但不论怎么贫困，师生个个有雄心壮志。
       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主要目的是“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李季不仅抱着先学好一门外国语、再学好“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宏愿，还刻苦钻研社会学，以至于被人戏谑为“把凳子都坐矮了”。
       瞿秋白发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强调要把上大建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一句话，他们都能从“孔方兄”的小孔中跳出来，都具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志。
       二是专心治学的精神。
       李汉俊有7个笔名，在7家报刊发文章。1922年1月，他连续发表文章，提出治乱之道以及乱而后治的归宿——“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
       瞿秋白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大家都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序是瞿秋白在1927年4月为毛泽东写的。
       1923年秋，施存统来到上大社会学系任教，之后任系主任。他以书呆子自居，写出《资本论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社会进化论》等20余种书。
       22万字的《社会主义史》，李季仅仅用了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翻译出来了。毛泽东曾说，此书是他“得到关于阶级斗争启蒙的三本书之一”。1927年，李季辞职回家养猪、种田，两个月译20万字，包括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翻译了《马恩通信集》。
       三是为创党立功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思想传播十分重要。这四位系主任都办过作为共产党“号角”的刊物，瞿秋白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的主编。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李汉俊不仅在上海积极建党，还帮助其他地方组建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四是创新精神。
       这四位系主任个个都是“思想冲破牢笼”的勇士。瞿秋白接连写出了《社会哲学概论》（1923年）、《现代社会学》（1924年）和《社会科学概论》（1924年）。这三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结合中国实际，是富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著作，可谓“中国社会学的起跑线”。
       其中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阐明了社会学的中立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主张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学最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变迁，堪称“中国马列主义社会学第一本教科书”。

       不应只培养“知道分子”，更要强调识道和识悟
       前辈学人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需要我们传承的方面有很多。对当今的社会学人来讲，重要的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创建中国本土的、可以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相较量的社会学派。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第一要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理论调整社会结构。
       我们常常强调稳定是必要的。何谓稳定？稳定就是稳定社会体系中各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模式，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合理架构，简而言之就是要稳定社会结构。稳则有序，稳中求进，合理的社会结构越稳定越好。
       可社会是流动的，既有农民进城这类水平流动，又有农民的儿子当部长这般垂直流动。社会流动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了稳定就需要认真调整社会结构。用什么调整？用社会有机理论。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有机理论？社会有机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后来康德、黑格尔、圣西门及其秘书孔德把“有机”概念搬进社会，阐述了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的关系，堪称引进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要素之间的依存性、变动性和整体性，阐明了以人的发展为主体，从而把社会有机论提升到科学阶段。
       当前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社会有机论的正确运用，脱贫攻坚的进展就是运用社会有机论的成果。今后，应当在扶贫、养老、社保、医疗等方面继续坚持“社会以人为本，人以社会为本”的“互本论”，实现稳中求进、进中求稳，变“稳”字当头为“进”字当头。“稳”字当头是静态平衡，“进”字当头是动态平衡，要在前进中不断建立新的平衡。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第二要义是用社会化理论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化水平。
       人应当是社会人，但人生下来时与动物没多大区别，甚至在蹦蹦跳跳方面还不如牛马。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需要一个过程。社会学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社会化（青少年期），继续社会化（中老年），再社会化。
       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文化的内化。人类的这个内化是具有优越条件的，因为我们具有超越本能的能力，有语言的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文字传达信息、沟通思想、学习社会知识和掌握社会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化的目的。
       内化离不开外部社会环境，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群体和大众传播工具。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帮助孩子融入社会，家长不要把疼爱变成溺爱，而应侧重于教育孩子从小就懂得自力更生、热爱劳动，力戒坐享其成。每一个孩子都要懂得啃老是可耻的。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学校应侧重于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不要只培养“知道分子”，而更要注重让“知识分子”四个字中的“识”字闪闪发光，即强调识道、识悟。
       社会群体关乎人的社会化的三个阶段。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同无限好的夕阳。为了把“日出”“日中”“夕阳”一以贯之，就要注重发挥社团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把千人拥有的社团数量列入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社团自身也要争气，不要变味，不要营利化，努力办成“不是学校的学校”。
       媒体报道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让个体看到自己难以亲历、亲见的社会知识与社会规范。媒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要真正起到促进作用。
       这几条途径推动人们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形成催人奋进的行为规范，从而让我们的社会井然有序。

       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做到“看透”和“看穿”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第三要义是用社会学之“矢”去射社会问题之“的”。
       纵观人类文明史，不论是什么朝代，不论是多么文明的国家，都或多或少有阴暗面。社会学把这个阴暗面称之为社会问题，并把研究社会问题、找出治疗问题的药方，列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社会问题具有破坏性，不仅破坏社会的正常活动，影响多数人的共同生活，还阻碍社会的协调发展与进步。我们不能坐视不理、听之任之，而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但是，社会学不同于法学，不可能把任何案例都抓在自己手里一一处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问题的特征，应当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不仅要看到普遍性，还要能够看到社会问题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具有复合性；要看到同一类社会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会像病毒那样具有变异性，进而阐明社会问题发生、发展的周期性和规律性。
       凡事预则立。社会学要在社会问题初现端倪时，预见到潜伏性社会问题的未来走向，尽最大可能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降低问题的强度和烈度，从而减弱对社会的危害。
       社会学的社会预测，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较多的是广义，即依据经验估计、逻辑推理，对未来发展大胆作出预期、预见、预感和展望，进而作出动态的预测模型。
       比如，就业问题。尽管中国的失业率同外国相比并不高，但我们依然应当将失业问题视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又如，老龄化问题。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就提醒我们要积极考虑如何调整出生率问题，如何调整生产、流动、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投资方向、社会保障以及福利、救济等问题。
       此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差异，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差异，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有差异，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有时也稍有不同，这都容易带来文化的脱节、中断和冲突，成为不安定因素。这就要求中国的社会学人着力阐述文化融合理论。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第四要义是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说明、阐释和预测。
       在有些地方，社会学被称为“捣蛋的科学”。为什么呢？举个例子，你去问十个老太太“儿媳妇好不好”，十个人可能都会回答“好”。于是，你就说“100%的老太太认为儿媳妇好”。应该说，这不是造谣，而是有根有据的。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再去问：“儿媳妇给你烧过饭吗？”可能就会有一两位老太太不回答或者摇头。那么，刚才那个“100%”就要打折扣。如果你再问：“儿媳妇给你洗过衣服吗？”又有一两位老太太不回答或者摇头。那么，那个“100%”又要进一步打折扣。
       这个通俗的例子，充分说明方法论的重要性。社会学的方法论有唯理论，还有经验论；在思维方法上有演绎法，还有归纳法。中国学界公认的是，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既要全面，又要深入；既要定量研究，又要定性研究；既要横剖研究，又要纵贯研究；既要个案研究，又要比较研究；既要有解释性研究，又要有探索研究；既用参与法，也用观察法……
       上述方法各有各的侧重点，同时也要认识到各有各的局限性。因此，尤其要提倡采用多种方法研究，提倡信息互补、思维共振。这样的“大调研”，才称得上全面深入。那种“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是忽悠，是敷衍，是懒政、懒学，害己害人又害国。
       一句话，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只满足于“看到”，更要做到“看透”“看穿”，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立足当下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