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需求侧管理有何新意与深意
加强需求侧管理有何新意与深意
作者：石建勋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财经研究所所长、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十四五”时期，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需求侧管理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否定了李嘉图的“消费无限论”。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快速增长，产品销售和就业却出现周期性下跌。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除非政策调控，否则不可能有足够的有效需求来消耗工业日益增长的产出。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居民消费、投资需求不足，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需求不足，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政府应当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为各国政府所采用，推动了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建以及随后几十年的迅速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重新采取供给侧举措的同时，也没有放弃需求侧管理。美国政府除了强调生产端的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端的转型升级，还推出了多轮涉及需求侧管理的量化宽松政策；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日本的所谓“安倍经济学”等，也试图通过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双轮驱动。
从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需求侧管理不能说是一个新名词、一个新的政策选项。那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提出加强需求侧管理，有何新意与深意？有何新内涵和特点？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需求侧管理？
仅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加强需求侧管理是回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长期战略举措，而不是短期应急之举。
加强需求侧管理，就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个环节堵点。
回顾历史，为应对经济过热和国际经济危机，我们曾采取过短期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供给过剩和供给相对不足的失衡问题，我们全面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切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经过一段时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得到优化。但对标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我们既面临供给端结构性问题，也面临需求端总量性问题。仅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认清形势、把握大势、顺势而为，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方法论。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不久后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战略部署来看，需求侧确实需要改革。需求侧改革有着比供给侧改革更深刻的内涵、更广阔的范畴，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工程。当供给侧产能过剩、技术落后时，可以采取去产能或技术改造等手段。但当有效需求疲软时，就很难用一些简单直接的措施来实现预期目标。
需求疲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消费者没钱花、花钱有后顾之忧、供给质量不高无法满足消费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需求侧改革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大受影响。因此，从需求侧管理入手，显得更加稳妥和现实一些，体现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发挥超大规模优势，助力大国经济向强国经济迈进
供给和需求是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两大内生动力源。就需求侧管理而言，主要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长期性。
以往的需求侧管理更多是通过短期的总量政策刺激，达到快速调节需求总量和平滑经济波动的目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下的需求侧管理，不是着眼于解决短期经济过热或需求疲软的阶段性政策调整，而是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需求的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长期战略调整，是实现大国经济向强国经济迈进的长期战略布局，聚焦的是制约总需求增长的中长期性、系统性问题等。
二是全局性和战略性。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局性的战略布局。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需求侧管理，是事关全局的深层次变革，涉及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健全需求传导机制等一系列内容。
近年来，我国经济“三驾马车”拉动的局面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过去几年，对外贸易、跨境投资、国际技术合作遭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与挑战，“脱钩”威胁和危险仍然存在。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看，需求侧管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发”，既是改革的难点，又是改革的牵引点。
加强需求侧管理，有利于提高供给侧改革效率，有利于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这是应对挑战和压力的关键所在。
三是系统性。
需求侧管理是一项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满足国内各类市场主体需求、全面释放需求活力与潜力、推动需求与消费升级、形成供需良性互动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要处理好上游、中游、下游的关系，处理好大循环、中循环、微循环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
四是动态性和时效性。
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样性的。个性化、碎片化和国际化的消费需求变化，不断为需求侧管理带来新要求、新内涵。
另一方面，国内外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给需求侧管理带来新挑战、新问题。要把握新要求、新挑战、新机遇、新问题，更加重视对接动态需求，做到主动求变、科学应变以及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五是国际性。
需求侧管理的范围既包括国内需求，也包括国际需求。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影响需求侧管理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环境和国内市场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和国际市场因素。因此，需求侧管理可谓在更高层次开放条件下的管理，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运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让中国不仅作为“世界工厂”，更要成为“世界市场”。
提升就业容量和质量，破解不能不敢不愿消费难题
下一步，如何加强需求侧管理？
一方面，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
坚持扩大内需是一个战略基点。要加强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科学研判，积极分析、超前预判消费需求变化特点和趋势，引导供给提前布局，用合理的供给总量契合需求变化，用创新的供给种类创造新需求。
一个重点是依托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业态创新，精准识别消费者偏好和需求，挖掘个性化消费潜力以及二三线城市和县乡消费潜力；另一个重点是推进中高端消费本土化，进一步降低税费，探索减少中高端消费市场准入限制。
加快培育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是一条可行路径。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通过科技和业态创新，扩大新型消费供给，形成一批新增长极，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另一方面，加强需求侧管理，关键要切实解决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问题。
先来看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扩大消费之本。要以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优化就业创业环境，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要采取措施有效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比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度，鼓励平台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新型就业形态。又如，重点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困难人员就业创业，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
再来看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要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要深化个税改革，降低企业社保和纳税负担，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强第三次分配作用，等等。
最后来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将困难群众按规定纳入政策保障和就业援助范围。同时，加快推进社保转移接续，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不断提高城乡教育医疗服务高质量、均等化发展，努力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
聚焦若干短板领域，发挥有效投资的支撑优化作用
加强需求侧管理，还需要聚焦新基建、新经济，发挥投资对优化结构的重要作用。
扩大投资需求的实施重点是优化投资结构、促进民间投资、拓展投资空间，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通过投资优化社会供给。
要把产业链提升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清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进一步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积极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要聚焦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和民生保障等既有需求又有空间的短板领域，进一步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准确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化、智能化消费以及高科技产品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消费等，加快推进以文教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升级。
加强需求侧管理，还需要有序引导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实际上解决的是“钱生钱”问题。要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完备和畅通的投资渠道，如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对证券违法活动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效益，不断健全退市机制，重点监管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操作、恶意炒作和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进一步营造良好投资生态。
理念转变至关重要。要在更高起点上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个体金融素养，加强财富管理教育，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
总之，需求侧管理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事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领域，必须确保系统集成、整体推进，从而实现最优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