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1年中国的GDP预期增长6%以上。GDP预期增长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为什么说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日前在人文清华讲坛上，以亲历者的身份和大家一起翻开国家账本，分享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故事。
“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一个家庭往往有一个小账本，一年有多少收入，收入中多少用于购买消费品、多少用于存款、多少用于购买股票和债券，都是这个小账本需要盘算的。
一个国家则有一个大账本，一年经济规模有多大，收入如何分配，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储蓄又如何安排，有多少资产、多少负债等等，这些是国家大账本所要盘算的。GDP就是这个大账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构成一个账本。
GDP一般指国内生产总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GDP有很多用处，它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工具。
第一，通过GDP可以观察经济增长的走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3个大的周期，这可以从GDP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第一个大的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其中，1984年经济增速达到了15.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增速，之后在波动中回落，于1990年落到谷底，为3.9%。第二个大的周期是1990年至1999年，1992年经济增速达到峰值14.2%，之后缓慢回落，1999年落到谷底，为7.7%。第三个大的周期是1999年至2020年，2007年经济增速达到峰值14.2%，之后回落，2020年落到谷底，为2.3%。表面上看，GDP增长速度走势图是一条曲线，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政治、经济、金融、卫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密切相关。
第二，通过GDP可以观察经济规模的变化。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只有3679亿元，1986年迈上1万亿元的台阶，2000年跃上10万亿元的台阶，2012年跃上50万亿元的台阶，2020年跃上100万亿元的台阶。中国经济规模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
第三，通过GDP可以观察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85元，1987年上升到1000元，2003年上升到10000元，2007年上升到20000元，2015年上升到50000元，2020年上升到70000元。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通过GDP可以观察经济结构的变化。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呈明显上升的走势，从1978年的24.6%上升到2020年的54.5%，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呈明显下降的走势，从1978年的27.7%下降到2020年的7.7%，整整下降了2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从2006年开始也呈现下降的走势，从2006年的47.6%到2020年的37.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第五，通过GDP还可以观察通货膨胀的变动情况。我们通常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观察通货膨胀情况，但还有一个指标也可以用来观察通货膨胀情况，那就是GDP的缩减指数。GDP缩减指数反映的是全部最终需求的价格变动，是比较完整的价格变动。
GDP的作用还体现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例如，1992年至1996年，中国GDP几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只有1996年是9.9%，也十分接近两位数），经济出现过热现象，CPI涨幅在1994年达到24.1%，所以国家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迅速回落，于是国家又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家这个大账本远比家庭小账本复杂得多，因为它涉及众多主体。从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法人单位达到2100多万个，产业活动单位达到2400多万个，个体经营户为6200多万个。我国的家庭住户达到4亿多个。GDP这个大账本要反映所有这些经济主体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投资活动、进出口活动等等。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宏观经济学》中说：“国民收入账户提供的各种数据犹如灯塔，引导决策人将经济航船驶向其目的港。没有GDP这类国民经济总体指标，决策人就只能在纷繁无序的数据海洋中茫然漂泊。”
GDP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GDP成为中国国家账本的核心指标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用的是产生于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其核心指标是这个体系中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只反映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5大物质行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不反映金融、房地产、教育文化、科学研究等一系列非物质服务活动的成果，它认为这些非物质服务不创造价值。
但是，改革开放后，非物质服务行业迅速发展。比如根据后来测算的数据，1984年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增长19.4%，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30.7%，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27.7%，其他行业增加值增长15.3%，都高于当年GDP的增长速度，更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所以，MPS中的国民收入暴露出明显的不足，已经不能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状况，也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的另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产生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这个体系的核心指标就是GDP。这个指标也有变化过程，原来叫GNP（国民生产总值），后来改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制度。
刚开始建立这个统计制度的时候，只是为了弥补国民收入不能反映非物质服务行业发展的不足，它还是一个附属指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由附属指标上升为主要指标，国民收入从主要指标变成附属指标。1993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解释及测算方案》，GDP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起来。
数据的修订、调整与核算
受传统的MPS体系影响，我国过去不重视非物质服务活动的统计，所以这方面的统计非常薄弱。为了健全资料来源，我们首先开展了一系列普查和统计调查制度改革。
第一项普查是第三产业普查。1993年至1994年首次进行第三产业普查，普查年度是1991年和1992年。当时成立了全国第三产业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办公室下设几个小组，我是方案制定组的组长。这次普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服务业统计的薄弱环节。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GDP进行了重新测算，1991年GDP上调了1430亿元，完全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调整，GDP上调的比例是7.1%，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的比例是24.7%。1992年GDP上调了2275亿元，上调的比例是9.3%，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的比例是33.1%。这足以证明，改革开放初期，在传统的MPS体系下，非物质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2003年，国务院决定建立经济普查制度，每十年进行两次普查。
第一次经济普查后，2004年的GDP上调了23002亿元，上调的比例是16.8%，这个调整比例是历次普查中最突出的，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21297亿元，上调的比例是48.7%，这个调整比例也是历次普查中最突出的。第二次经济普查后，2008年的GDP上调了13375亿元，上调的比例是4.4%，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10853亿元，上调的比例是9%。第三次经济普查后，2013年的GDP上调了19174亿元，上调的比例是3.4%，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13683亿元，上调的比例是5.2%。第四次经济普查后，2018年的GDP上调了18972亿元，上调的比例是2.1%，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上调了20126亿元，上调的比例是4.3%。
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国家统计局采用一定的方法，对普查年度以前的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这也是国际惯例，目的是使GDP历史数据更加接近实际情况，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提供更加客观科学的依据。
为了不断改进和完善GDP核算方法，提高GDP核算水平、数据质量和国际可比性，国家统计局还开展了一系列核算方法改革。例如，2016年开展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把研发支出调整为固定资本形成，作为投资需求的一个构成部分计入GDP，这样就可以反映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了。
GDP不是唯一重要指标
当前，我国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也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比如，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数据收集、存储、加工、开发应用的能力不断提升，促使数据迅速增长，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政府治理、居民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带领研究团队调研了11个省的60家新经济企业，许多新经济企业反映，数据资产已经成为它们的主要资产，而传统资产包括厂房、设备等的作用则在下降。在现行的GDP核算中，数据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的，因此在GDP中得不到反映。目前的国际标准还没有对数据支出核算方法进行改革，但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改革。
传统的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因为其传统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国际标准的制定往往由他们主导。但是，随着我国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在新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中，中国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紧迫感。
除了GDP以外，国民经济核算还有一系列其他的重要指标，包括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国民总储蓄和国民财富，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
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衡量高质量发展不能光靠GDP。比如，GDP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的成本、环境损失的代价、就业和失业状况、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人们的健康状况等。任何一个统计指标都有它确定的适用范围，我们在使用统计指标时不能超过它们的适用范围。
许多人批评GDP存在不足，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而在超出它的适用范围的方面采用其他指标。比如，资源消耗的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可以用单位GDP能耗、PM2.5等指标来反映；就业和失业情况，可以用调查失业率等指标来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以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尼系数等指标来反映；健康状况，则可以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来反映。总之，要形成一个科学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来共同推动、引导高质量发展。
传统的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因为其传统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国际标准的制定往往由他们主导。但是，随着我国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在新的国际标准的制定中，中国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紧迫感。
（作者：许宪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