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叙事中的“家”与“个体”

——孙向晨教授在文化治理现代化高端学术系列讲座的演讲

       作者：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以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近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阐释的研究。

       近代以来，如何来理解“家”逐渐成为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话题。在中国，大多数人讲到“家”感觉有点复杂。

       一方面，大家对“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情感，我们也习惯于从“天下一家”的方式来理解整个世界，包括国家、家园、大家。

       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讲“家”，似乎又有一种沉重感、遥远感。有一次，我做讲座，有听众甚至认为“家”这个话题太过陈腐。

       五四运动以来，一些文学作品对“家”的印象也是负面的。在《家》《春》《秋》中，长子长孙要支撑起整个家族，于是觉新就要牺牲自己的个性、爱情甚至妻子的生命。这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张扬个性的主张背道而驰，因此激起了同时代人极大的同情。

       不过，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钱穆以及后来的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积极捍卫传统对于“家”、对于“孝”的看法。

       近代西方哲学在建立个体哲学的同时，有另外一条暗的线索，那就是不断瓦解“家”的概念，其目的就是服务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体平等、消解“家庭”所带来的不平等的自然权力。这一策略对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关键之处在于确立了近代以“个体”为主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家”在哲学层面逐渐隐退。

       在哲学领域，哲学家们热烈讨论人类、国家、社会、各种组织或共同体，涉及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却在哲学中难觅踪迹。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哲学是对生活本身的反思与观照，所有的对象都应该在哲学反思的视野之下。

       以“尊重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来呼唤新的时代来临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周建人等人写过大量文章来讨论个体与家庭、个性与家庭，讨论家庭的压抑与个性的解放。

       傅斯年写了篇文章叫《万恶之源》，认为“家”是万恶之源；吴虞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认为“家”是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这一时期，“家”大致被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家”是对个体的压抑、束缚以及禁锢。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

       无独有偶，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同样有一种强烈的“反家”传统。西方社会固然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俗社会依然是等级制的、封建制的。一旦论述人是平等自由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敌人就是“家庭”，因为家庭中包含着自然权力的不平等。

       新文化运动突出“个体”的立场不是毫无根据的。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开篇辞中，就以“尊重个体独立自主之人格，毋为他人之附属品”来呼唤新的时代来临。

       “个体”看上去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人们经常讲，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西方文化重视“个体”。其实，细究起来，西方传统上也不怎么重视“个体”。如果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书，就会发现他们讲的是城邦，强调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可类比于印度文化中的村社、中国的家族。

       传统世界中，人都是在整体之中生存的。“个体”作为一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现代概念。道理很简单：当一个社会的供应不够充足的时候，个体的人类是很难生存的，人类社会只能以整体的方式延续。进入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都会被凸显出来，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价值都得到了更多的尊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国家加入联合国，自然要认同《世界人权宣言》。这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门槛，它之于现代人的解放与创造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如果细究“个体—主体”的概念，会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缺陷：个体似乎并不那么自足，以个体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时不时显得捉襟见肘。

       主体性哲学有所欠缺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者”的缺席。20世纪“他者”哲学的兴起，显然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主体性哲学欠缺的透彻反省。

       “他人”不是被排斥的他者，而是可依恋依靠的“亲人”

       对于这种欠缺，更强烈的、更能触动我们的感受可能来自文学。

       17、18世纪的文学中，个体似乎都是自信满满的——“我”是主体，有自己的权利，要摆脱束缚，要去奋斗，等等。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社会中似乎充满了孤独感、飘零感乃至荒谬感，如加缪和卡夫卡的小说。

       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有弥补这一欠缺的传统。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说人原来是一个整体，然后把整体的人一分为二，就有了男人和女人。这当然是神话，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单纯的个体有其不够完整的方面，因此总是追求那个欠缺的部分。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有很不一样的抚慰个体的路径，即更多强调“亲亲”。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亲情，甚至会将这种亲情泛化，成为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之间的联系。无论是《中庸》还是《孟子》里，都会说“亲情为大”，这就是把一种情感泛化为哲学和文化的概念。

       所谓“亲亲”，是指一个人生命中最初遇到的那个“他人”不是西方哲学中那个陌生的、外在的、被排斥的他者，而是可以依恋、可以依靠的“亲人”。基于这一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种差异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让我们讨论“家”的哲学有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比如，古埃及文明通过制作木乃伊来追求某种不朽，而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通过生生不息、世代相连来表达生命的不朽。后者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对生命的延展，没有任何超越自然的奢求。

       在这种生命的延续中，最主要的情感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亲”。由此，中国文化讲求“亲亲”，然后是“孝悌”“仁爱”。从这种最质朴、最基础、最自然的情感中发展出一个基本德行，人们将其称之为“孝”。

       这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是很难得到理解的。在他们看来，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一种自然情感，谈不上德行。可中国人看这个“孝”字，上面是一个“老”，下面是一个“子”。通过“孝”这样一种德行，就将两个世代紧密连接了起来。

       当然，这还不够。所以，孔子讲仁爱、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仁民、讲爱物，逐步将这一情感推广出来，最后达至泛爱众生、泛爱天下的概念。

       这样一个概念，不是从单纯的个体、自我出发，而是以人与人相互之间的亲情作为基点。这就是中国文明逐渐发展出来的理解世界、理解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势。

       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尊严，制衡“亲亲”带来的局限性

       套用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中国文化是“因孝称义”。对由“亲亲”而来的“孝”的重视，是盘活中国文化的一个枢纽点、核心点。

       2019年下半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当讲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候，外国学生普遍受到震动。这样一个清晰的、对人类来说非常普遍的生存论事实，却是他们此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的。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但凡想到人，似乎都只是“个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一生存论基本事实完全成了盲点。

       尽管如此强调“亲亲”，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里，“个体”有着非常积极的一面。不过，单纯讲“个体”也是有一定问题的。“现代病”中的消极、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都与过于强调个体有关。就像讲到“家”，其实也是两种情感，一种是亲切的、温暖的，一种是血缘的、狭隘的、威权的。

       现代社会对权利、平等、自由、价值、尊严是有高度认同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生来比别人低一等。但同时，没有和谐家庭支撑的“个体”也会发生各种偏差，因此就需要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资源来支撑、发扬。

       有人质疑，中国人讲推己及人，但好像只能“推”到自己人。传统文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通过教化来克服这种狭隘性。

       举个例子，儒家特别强调“爱有等差”，但又特别强调“推己及人”。这里的“推及”特别重要，它可以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亲亲”一直推及“民胞物与”，也就是泛爱天下。但这个爱是有等差的，也就是爱的推及过程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解决这一问题，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教育来不断地扩大、扩充仁爱。

       同样是对于仁爱的分析，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对“爱有等差”就给出了另外的方案。他们认为“爱有等差”，因此要有一种人为的德行——正义，也就是法律，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以此来弥补仁爱这种自然德行的缺失。这是不同的历史、文化给出的不同路径。

       今天，我们在面对“亲亲”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中国传统的路径有其意义之外，还可以通过强调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在“家”的文化中植入现代性的内容，从而建立起一套公正、公平、公开的体系来保护每一个人，并在获得传统文化的滋养的同时，制衡“亲亲”所带来的局限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体”与“亲亲”完全可以相互结合，而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是一种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关系。

       通过世代延续的方式，就有了健全个体的“向生而生”

       对于“家”的理解，可以是多方位的，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伦理性的。我个人更强调“家”的结构性、精神性层面。

       哲学家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述，即人是一种“向死而在”，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都必须面对死亡。因此，人类生存的普遍感受就是焦虑。

       但基于“亲亲”之爱，我们的生存就有另外一个面向——“向生而生”。我们的生存不仅面对死亡，还面对着下一代。通过成语“愚公移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整个生命的理解，不仅局限在作为个体的一生，还会通过世代延续的方式，对生存产生希望。这是一种文化，是将孩子当作生命的未来、生命的延展的一种文化。

       举个例子，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他的故事如果按照美国文化来讲，就是一个少数族裔进入主流社会，不断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故事。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骆家辉的爷爷从广东移民至美国，开始在一个富人家庭做仆人，赚钱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最终他的孙子成了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一员。

       在西方主流叙事中，他永远是个体；而在中国传统叙事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世代之中，个体的成功有时候并不只是靠个人，而要通过一代代人积累才能达成梦想。在这样的梦想背后，“家”营造出来了不一样的生存结构。

       这样一种结构不仅与西方传统有不一样的生命观，也形成了不一样的世界观。

       从古希腊传统开始，西方建立起追求“同一”的哲学立场。从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始基，一直到黑格尔的“绝对”，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是在寻求一种总括性的概念，把世界的一切包容进去。这似乎成了哲学的本性。而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对于“同一”的传统是拒斥的，孔子就讲“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

       某种意义上，“亲亲”所建立的“家”的概念，处在“同一”与“他者”之间。“亲亲”是在不同人之间发生的，不是“同一”所能涵盖的，但“亲亲”所面对的“他者”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排斥的，而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他人。由此，我们才有“四海一家”的说法；由此，这个世界才是温暖的。

       事实上，人类除了有自律的、抽象的、理性的方面之外，每个个体都有脆弱的地方，都有情感依恋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依然要发挥这种“亲亲”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紧张个体”，才能有一个个健全个体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