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慧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
作者：张自慧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礼文化与致和之道》《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道德失范与文化救赎》《象牙塔之魂：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文化》等。
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立起源的文明国家。5000多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未中断。这种“韧性”肇始于中华先民的理性早慧，与儒家所尊崇的礼乐文化关系密切。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如果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标识，那么礼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标识。
在敦煌莫高窟的一幅壁画上，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一人拿“规”、一人持“矩”，寓意为中华民族“立规矩”。这里的“规矩”，就是后世的礼。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式是“以人文化成天下”，具体手段就是以礼乐教化天下民众。孔子还进一步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构建了融诗礼乐于一体的儒家教化模式，由此催生、丰富了中国独特的文明类型。
在孔子的人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当数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周公。周公制礼作乐，拉开了礼仪之邦的文明序幕，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孔子崇拜周公，以周公之志作为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司马迁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他认为孔子是继周公之后500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位文化伟人。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周公那里。由此，周公与孔子可谓中华文明的奠基者、礼仪之邦的开拓者。周孔之道形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这里，我主要围绕“孔子之礼与成人之道”这个主题与大家作分享交流。
孔子将人生分为六个阶段，礼是一以贯之的主线
作为礼乐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关键人物，孔子的主要贡献体现为以“可施于礼义者”为圭臬删述“六经”。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诗》《书》《礼》《易》《乐》《春秋》即“六经”（因《乐》佚失，后来被称为“五经”），是中华文明的元典。这些元典“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将来的命运”。
由于孔子以“可施于礼义者”为标准对“六经”进行删述，就使“六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以礼教化民众的功能。因此，学术界亦有“六经皆礼”之说。从《论语》所映现的思想体系来看，孔子在周礼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坚实根基。
不仅是传承和弘扬，孔子的人生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礼乐人生”。面对春秋时期礼乐精神的颓废，孔子“援仁入礼”，对礼进行了新的诠释。
在《论语》中，孔子甚至把礼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他主张“为国以礼”，对民众“齐之以礼”，将礼乐作为教化民众、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相信个人和国家可以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礼教思想对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形成、礼乐文明的繁盛厥功至伟。
那么，孔子是怎么阐释礼与仁之间关系的？我们来看看他与弟子的对话。
当弟子颜渊问何谓仁时，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以此语为“纲”、询问其“目”，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此可以看出，礼是实现仁的手段、通向仁的路径。
从孔子的人生实践来看，他的人生也是以礼规约的一生。孔子将自己的人生分为六个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这六个阶段中，礼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的主要内容是礼，即掌握礼的内涵与要义；“三十而立”是立于礼，即让自己的视听言动合乎礼；“四十而不惑”是通过领悟天地人之道而不惑，而“礼以天作”“乐以地成”，从天地之道可以推衍出礼乐之道，遵行礼乐之道能够使人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最终使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中和位育”。
“五十而知天命”中的“天命”不仅是命运，更是使命，是孔子“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以礼”“修齐治平”的使命和担当；“六十而耳顺”是顺应天命，这种顺应是通过礼敬他人和仁爱天下实现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种合乎礼、达于时中的理想境界。
孔子一生以礼乐教化为天职，“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告诫弟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要求学生“文之以礼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由此可见，孔子的一生是学礼、行礼、教礼的一生，是继承、倡扬和推行礼乐教化与人文化成的一生。他所遵行和倡导的礼，依于天道，顺乎人情，既是民族智慧的宝贵结晶，又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
对个性不加约束，难免会伤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
今天我们常说“礼仪”，但其实在我国古代，“礼”与“仪”最初是独立使用的，各自有着丰富的内涵。
礼包括典章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三层意蕴；仪包括准则法度、典范表率、形式仪式、容貌风度以及礼品礼物五种内涵。
从本质上说，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实质是对他人的尊重。孔子曰：“礼者，敬人也。”《礼记》开篇即曰：“毋不敬。”范祖禹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如果说礼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他人的尊敬，那么仪就是恰到好处地向别人表达尊重、敬意的具体形式。礼与仪合并在一起，就是礼仪，特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一定意义上说，礼仪是为做大事而做准备的小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对一个人的成人与成才而言，视听言动合乎礼既是提升道德修养的“入口”，也是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门径”。
荀子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尚书》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在儒家看来，“人无礼，则手足无所错（同‘措’）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因此，孔子告诉弟子“不学礼，无以立”。
每个人“生而为人”，但并不是“生而成人”。前者为自然人之概念，后者是社会人之意涵。关于“成人”的内涵，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在儒家那里，“成人”是一个兼具道德性与社会性于一体的范畴。
《礼记·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里面，“离经辨志”考察的是学习的志趣和能力；“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考察的不仅有知识素养，更有交际能力和礼仪素养，此乃“小成”；而拥有了“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的理性智慧，方能抵达大成之境。
无疑，礼仪修养和道德境界是“成人”的重要参数。因此，当子路问何谓“成人”时，孔子回答：“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事实上，古代男子20岁要行冠礼，其意就是告诫步入成年的年轻人：“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可见，“成人”是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就自动生成的，而要经过不懈努力。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只有与周围人和谐相处，才能为个人成功营造良好的氛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些行为规范和准则就是礼仪，如见面的称呼与问候、举手投足、仪表仪态等。
当一个人能够严格践履礼仪规范时，其离“仁”的道德境界就不远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对此，社会学家费孝通解释：“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扬己与克己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是为人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礼记》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意思是说，如果无礼，那么人与禽兽也无异了。
同时，礼仪是律己的规范和交往的准则，是规约人们言谈举止、仪表仪态、语言谈吐的准绳。是否遵循礼仪的规范和准则，是判断一个人有无教养的重要标准。
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欲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个性不加约束，任凭自己的欲望膨胀泛滥，难免会伤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因此，柏拉图提出“灵魂马车”之说，提醒人们要用“理性之马”牵制和约束“感性之马”，做自己灵魂的主人；孔子也将“黄金法则”告知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成为社会人，就必须遵守作为“礼”的社会规范和交往准则；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遵守世界的“公约”和“公理”，必须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正如荀子所言：“人无礼不往，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时中”是君子的品质，“五德”是必备之道德素养
君子是中华礼仪之邦在礼乐文明浓厚氛围中培育出的高洁人格、典雅形象，是人生品行的标杆。
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了106次；在孔子删订的《诗经》中，“君子”出现了180余次，其中以“君子”为主角的诗篇有40余首。学者辜鸿铭认为，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
君子的本义是“君之子”，乃阶级社会中对上层贵族的通称。当时，“君子”与“小人”相对应，前者特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成员，后者特指士以下的庶民百姓。后来，封建制度遭到破坏，二者的关系由社会阶级的区别逐渐转化为道德品格的区别。这一转化始于孔子“礼下庶人”的私学教育。
孔子多次谈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强调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应该有着高远的理想和追求。
不以“器”为目标的君子，坚定地以大道、大义、大仁、大礼为追求，是孔子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士，也是孟子心目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就个体的形象而言，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即质朴多于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难免流于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适当，才能成为君子。
孔子强调“过犹不及”，主张“允执其中”，将“中庸”视为“至德”。《礼记》更是借孔子之口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能够“不忧”“不惑”“不惧”，而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行己有耻”“讷于言而敏于行”等。这一切分寸和尺度的把握、掌控都是通过践履礼而达到的，因为“礼，时为大”“礼以制中”。由此，“时中”是君子不可或缺的品质。
有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君子以玉为贵而以珉为贱，这是为什么？
孔子回答：这并不是因为玉少就认为它贵重，也不是因为珉多而轻贱它。从前，君子将玉的品质与人的美德相比。玉温润而有光泽，像仁；细密而又坚实，像智；有棱角而不伤人，像义；悬垂就下坠，像礼；敲击它，声音清脆而悠长，最后戛然而止，像乐；玉上的瑕疵掩盖不住它的美好，玉的美好也掩盖不了它的瑕疵，像忠；玉色晶莹发亮，光彩四溢，像信；玉的光气如白色长虹，像天；玉的精气出于山川，像地；朝聘时用玉制的皀璋直接通达情意，像德；天下人没有不珍视玉的，像尊重道。
孔子把玉的品质比作君子之德，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是君子必备之道德素养。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上有两大文明：一是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文明，一是源于中国礼乐文明的东方文明。正是这种以“礼宜乐和”为特质的礼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充满“韧性”，始终洋溢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