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考验。这场疫情可以用“三个最”来作出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经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在此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完善相关举措，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力争使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尤其是，要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援企、稳岗、扩大就业工作，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纾困，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帮扶。

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或如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深刻总结的“生于忧患”道理，任何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国家总要经历艰难险阻、跨越急流险滩，才能取得进步和成就。这次疫情的发生，叠加于“十三五”规划收官、决胜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迎来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大考。

面对这场战疫，我们该怎样审视、反思和调整既有的一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里，就此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察。

“静态社会”转向“流动社会”，构成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挑战

所谓大流动社会，是指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本附着和附属于土地、户籍、单位等要素、框架的人口大规模、常态化、钟摆式流动起来的一种社会结构。

近年来，部分社会学学者从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入手，对流动中国作了一些重要的勾勒与判断。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基本完成了从“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的转变。在较短的时间内，原本束缚于固定的人地关系之上的巨量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流动起来。这是对劳动力流出地资源要素再平衡的一个考验，也是对劳动力流入地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挑战，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挑战。

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巨大流动性不断冲破“旧的枷锁”，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过程（马克思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口、资金、信息乃至土地（经营权），几乎所有的要素都进入一个快速流转的轨道。在这样的大流动社会中，“以不变应万变”只是一碗看上去很美的心灵鸡汤，必然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

例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了社会的流动，经济全球化则使这种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上世纪80年代，伴随中西部的小镇青年告别故土、闯荡城市，中国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随之加速。城市车间里的工作与农村田野上的农作大不一样，有着不一样的节奏和意义。

大致来说，农作给人一种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度，务农首在不违农时。相对于精细化计量的工时来说，农业的时令生活无疑是一种“慢生活”。工业化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叠加高流动人口，使得人们更多的时候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除了生活节奏的变化，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还打破了几千年依靠固定的地籍、户籍进行管理的传统模式。2019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规模为2.8亿人。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东部沿海9省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中，跨省流动者超过10%的城市逾三成。

放大来看，一些城市的近郊还出现了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的现象。这个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被称为“土客替代”现象。一方面，外来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巨大的活力，包括为城市农副产品的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使当地村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传统的静态式人口管理模式和村居治理体系在面对人户分离、“土客替代”的大流动社会时又会显得力不从心，亟待动态更新治理结构、稳步提升治理能力。

总之，大流动社会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正是大流动社会激发的生机使然。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但是，流动中国也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管理者既要保证本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也要在开放的社会中以高水平、精细化的社会治理，用心、用情地为居住于此、生活于此的所有人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暂停”期间，需要增强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间点，正值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这对我们一个拥有2亿多流动人口的社会来说，挑战可谓巨大。疫情的发生，使一个高速运转的流动中国按下了“暂停键”、踩下了“急刹车”。

其中，1000万人口级别的武汉“封城”以及全国范围的延长假期、延迟开工，不是一个轻易就能下的决定，而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政治定力、政治担当乃至战略勇气。不过，既然是“暂停键”，就一定会有重启的时刻。我们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复杂性，增强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入贯彻落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

抓抗疫、促生产，是重启社会流动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疫情防控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不可不防，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对疫情的警惕性不能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低，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要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复产，实现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外贸有效贯通，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产，两手都要硬。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启社会流动的基本路径。从抓抗疫、促生产的角度来看，诸如封路之类的“硬核防疫”属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在经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后必须进行调整。

城市是人才集聚、资源集约利用之所在。大量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在校大学生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是活力的源泉、创新的动力，也是城市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人气升腾之处，可以催生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因此，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显然是复工复产的必然之举。

应该说，人类社会始终存在各种潜在风险。我们要不断练好内功，不断提升预警能力、应对能力和综合治理能力，在“有所为”的基础上积极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

做好春耕备耕，是重启社会流动的必要保障。就眼下的时间节点来说，至为重要的是不误农时。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生产直接决定夏粮收成。在中国，夏粮产量对全年粮食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风向标效应，对稳定国内外粮价预期有着重大影响。但传统上，春夏之交恰恰是粮食安全最为脆弱的时期。值此非常时期，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既要有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更要有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水平。

要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全力组织春耕生产，保障夏粮丰收。其中，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重启社会流动，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

重启社会流动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审视和调整既有的一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第一，关注“生活治理”。

这次疫情不仅让人深刻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性，也要求我们尽快将“生活治理”提上议事日程。

所谓“生活治理”，是指把社会治理实践直接人格化地融入日常生活，目的是帮助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活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的治理，直接指向群众怎么过日子。这种对私人生活的关切，是一种由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耦合形成的治理传统。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长期以来，我们党一贯注重从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入手，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来化解矛盾、开展工作、推动发展，进而不断改善和强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比如，全面从严治党从作风建设抓起，通过“八项规定”等刹住了党内不良风气；为了解决垃圾围城的难题、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各地通过倡导垃圾分类这个新时尚，让居民的生活习惯为之改变……一次次改变，最终激发了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的变革。

这次疫情防控，也让我们正在改变一些既有习惯。比如，我曾挂职过的云南省元阳县在防控期间提出“白事简办、红事不办”，改变了以往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陋习；又如，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倡导“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公勺公筷、减少传染”，有助于减少就餐时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风险。

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云办公”、以网络会议取代不必要的文件流转和冗长会议等，既充分发挥了科技的优势，又削弱了形式主义的土壤。把这些好经验规范下来，可以对未来的生产、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更好地理解创新的力量。

管理学家熊彼特曾提出“创造性毁灭”学说，强调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是创新的重要力量以及“创造性毁灭”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在一场风险之后，能够富有韧性、弹性地借力借势完成颠覆性变革，是锻造自身“反脆弱”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可以预见，这次疫情防控将对部分产业的业态升级更新、智能化转型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借助“互联网＋”再造自身产销流程，开拓“农超对接”新渠道，等等。创新改革成为企业应变求生的必然举措。这会助力中国经济新旧引擎的切换，增强调整结构、适应变革的能力。

第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

这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自然面前，人类应当保持谦卑之心、敬畏之心、戒慎之心。例如，要不要杜绝不健康甚至是畸形的饮食和消费习惯。

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还体会到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尤其是，在方便、快捷的背后，是包括快递小哥在内的无数群体的辛勤劳动。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幸福也不会从天而降。只有“我为人人”，才能实现“人人为我”。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大家减少了群聚性社交活动。“宅在家中”，实际上也是一次从琐事中抽离、与自我对话、让思想充电、使心灵澄净的宝贵过程。借用网红医生张文宏的话来说：“语言少了，思想就出来了。”我们可以在阅读和思考中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进而逐步提升修养、慎独自省。

对青年人来说，在思想上需注意避免两种情况：

一是避免“要么事不关心、高高挂起，要么关心则乱、忧郁绝望”的两极化思维。疫情对原有的学习、生活等会产生一定影响，即将毕业的同学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个时候，切忌将自己的心智搅成“一团乱麻”，更不该“钻牛角尖”，而要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适应环境变化，通过与朋友、同学、老师和长辈等的交流来重新校准定位。

二是要拒绝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诱惑，理性应对各种信息、各类资讯，不盲从、不轻信，切忌传谣。在抗疫一线，涌现出了一批可爱、可敬的“90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当代青年人的担当与风采，值得褒奖。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靠的就是文化自信的滋养。只要精气神不垮、创新步伐不停顿，中国一定会继续充满活力，中华民族一定会大踏步地走向美好明天。

思想者小传

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学能手，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曾获全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