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静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看来，此次与新冠病毒的战“疫”中同时存在着两个战场：

在医学战场，冲在一线的白衣战士众志成城，与新冠病毒直面拼夺；在舆论战场，信息激流涌动、起伏、对冲、反转，牵动着公众神经。

而对于公众媒介素养而言，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也是一个深刻而生动的课堂。

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新名词——“信息疫情”

解放周末：自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人们的“手机依赖症”似乎更严重了。许多人每天关心疫情发展、查看疫情新闻，尤其是出门不便时，更是不自觉地时刻握紧了手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张涛甫：关心疫情是人们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对每个个体而言，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疫情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触及所有人的生命底线。因此，当生命遭遇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相关信息的易感人群。人们对疫情信息的需求，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是巨大的、空前的。

解放周末：在阅读有关疫情的新闻时，一些人容易情绪起伏。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时而焦虑、时而恐慌、时而沉重、时而兴奋、时而麻木。这是信息超载导致的吗？

张涛甫：公众关注度越高，信息激流就越汹涌，形形色色的疫情信息涌动、起伏、对冲、反转，时刻牵动着公众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对信息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虽然这种能力存在着个体差异，有些人强一些，有些人弱一些，但没有人能穷尽海量的信息，把它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们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能力对它们进行消化、加以鉴别，这就是“信息超载”。信息超载说明，个体有限的信息处理鉴别能力，与海量的信息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

解放周末：这种反差会导致什么？

张涛甫：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召开了一个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议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语——infodemic。

infodemic，即information＋epidemic，可以直译为“信息疫情”。在关于疫情的海量信息中，有些信息是真实的，有些则非常离谱。面对信息轰炸，人们难辨真假，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辨别真假，因此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现象描述为“信息疫情”。

解放周末：疫情发生至今，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离谱的信息，比如，喝白酒、抽香烟、喝漂白水、吃大蒜、涂芝麻油能预防病毒。

张涛甫：不仅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有类似流言。据媒体报道，一度有流言说吃印尼炒面、幸运饼干会让人感染病毒。此外还曾流传过“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中含有病毒的云层传播，人们在呼吸时就有可能感染”的说法。幸好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做出了回应，指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些流言。借助社交媒体，它们传播非常迅速，甚至“跑”得比病毒还要快，影响巨大，我们称之为“病毒式传播”。它会影响一批受众，误导他们，让他们拒绝相信科学的公共卫生建议。

媒介音量空前巨大，

但其中也不乏杂音、噪音

解放周末：2003年全国抗击“非典”的情形仍在眼前，但此次新冠引起的社会反应程度似乎远超“非典”。尽管SARS和此后的禽流感、MERS和寨卡疫情都曾引起恐慌，但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出现“信息疫情”的现象。这是为何？

张涛甫：确实，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心理“震感”。排除医学上两种病毒在传染性、致死率上的差异，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传播环境和17年前相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3年，我们还没有进入移动传播时代，传统媒体在舆论场上起着主导作用。2020年，我们已经处在移动传播的时代，每个人手上都有触手可及的信息接收端，可以非常轻便地把自己连接到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去，信息的易得性非常强。尽管传统主流媒体仍在进行着信息传播的工作，但周围已经出现了海量的自媒体，任何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通过网络向外发布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皆媒体”。这就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原先“沉默的大多数”迅速被互联网激活，催生出难以计数的舆论“散户”，到处都是信息的出口。

解放周末：这些自媒体“散户”和传统媒体相比有何不同？

张涛甫：从传播特点来看，自媒体不受时空限制，能提供多元化的海量信息，而且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它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信息单向传播，信息是在互动中传播的，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可以随时互换和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交流系统。

比如，微博的传播不是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而是裂变式的广泛传播。一条微博可以被转发，转发后还可以再转发。这就形成了网状传播结构，产生了几何级数裂变的立体传播效果，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

而从内容生产过程来看，自媒体发布者不像传统媒体从业人员接受过专业训练。他们缺乏专业素养，不受新闻传播伦理的约束。而且，和传统媒体不同，自媒体不存在“把关人”意识。个体用户发布、转发消息，既不会核实消息来源，也不像传统媒体一样注意遵循客观、公正和平衡等新闻准则，这就导致传播的信息泥沙俱下，大量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降低了媒体的门槛；传播手段发生了变革，从而导致了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

张涛甫：确实如此。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时代。媒介的音量是空前巨大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杂音、噪音。

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活动网络当中，处在自己的信息圈里。但当这次关涉生命安全的空前的疫情降临时，所有人都处在了共振和共情的情境当中，大家的感受注定比平时更为强烈。所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一篇文章中称，此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

在极其复杂的信息场景下，仅凭既往经验是应对不了的

解放周末：与疫情有关的海量信息当中，有一部分是谣言。在日常生活中，“谣言”是一个贬义词。在传播学中，是如何定义“谣言”的？

张涛甫：“谣言”指的是公众普遍关心但还未经证实的信息。它自古就有，而且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因此有种说法：“谣言是最古老的传媒。”谣言涉及公众关注的内容，因此具有新闻性，所以谣言又被称为“即兴的新闻”。

当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是海量的，也是非常复杂的。我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信息，已经经过一个或多个可靠渠道证实它的真实性或科学性，我称它为“白色信息”；第二类信息，已经被可靠渠道或方式证实是虚假的或不正确的，我称它为“黑色信息”。在这两类信息之外，还有一类信息，暂时还没有有说服力的方法来验证究竟是真还是假、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它处于黑和白之间的中间地带，模糊不清，我暂且称它为“灰色信息”。

如果受众在接受信息时把黑色信息当作灰色信息，甚至是白色信息；或者把灰色信息当作白色信息时，就需要辟谣。

解放周末：受众为什么会对信息产生误判？

张涛甫：以这次疫情为例，从客观原因来说，新冠病毒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病毒，对很多专家来说都是未知的。全球顶尖的医学专家都在夜以继日地研究攻克新冠病毒，但其背后仍有许多人类未解之谜。专家们都不甚了了的科学知识，普通人对有关信息的真假更加难以辨认。

而从主观原因来说，能否正确判断信息，与个体的媒介素养有关。

解放周末：什么是“媒介素养”？

张涛甫：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在多元化媒体和各种资讯面前，所具备的信息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思辨能力，以及创造和生产能力。个体的媒介素养有高下强弱之分，媒介素养不高，容易成为不实信息的受害者。

解放周末：哪些人容易成为不实信息的受害者？

张涛甫：第一类是青少年，他们缺乏知识积累、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是不实信息的易感人群。

第二类是老年人。老年人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敏感性和接受能力较弱，往往依靠积累多年的生活经验作为选择、判断信息的依据。但是时代变化太迅速，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继续用既往经验应对当前极其复杂的信息场景，是应对不了的。另一方面，某些自媒体为博取流量，会迎合讨好目标受众。它们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审美喜好、语言习惯等把握非常到位，铆足劲儿去寻求老年人群体注意力的最大化，传递信息。因此老年人也是不实信息的易感人群。

而第三类易感人群，是文化层次、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通常来说，个体掌握的知识和方法越多，对问题的理解分析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平时缺乏知识储备，理解、综合、批判、反思能力相应会弱一些，也就容易被谣言和流言捕获。

公众媒介素养不是“口红”这样的装饰品，而是社会发展的刚需

解放周末：没有人天生就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那么，媒介素养究竟从何而来？

张涛甫：媒介素养的获得方式，一种是自得，也就是受众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提升。

举个例子。我们经常使用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都是“熟人圈”，圈子中的信息交流是在时刻积累信任和传递信任的。再离谱再不可信的谣言，只要搭着信任的便车就容易畅通无阻。因此，谣言往往格外“青睐”高亲密度和高信任度的环境。

当你被微信群或朋友圈中散播的某些不实信息击中后，一次次总结、反思后，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你就会多留一个心眼，对这个信息环境产生警惕和审慎，从而为自己筑起信息安全防护网。

解放周末：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教育是否也能对提升大众媒介素养产生积极的作用？

张涛甫：是的。在这个过程中，仅靠个人努力还不够，需要政府、社会以及专业机构，特别是专业教育机构的参与，一起推动大众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可以包括媒介特质、信息特质、媒介生态、受众管理与分析等方面。比如，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不同媒介具有哪些特点，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区别，如何区分说服性信息和娱乐性信息，信息的制作方式是怎样的，影响媒介运行的因素有哪些，应该如何选择媒介、科学合理地使用媒介等等。

解放周末：您认为，要提高大众媒介素养，关键是什么？

张涛甫：关键是意识到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从而把媒介素养作为公众素养的重要选项去历练和提升。

当前，由于个体能够从现实世界中获得的信息和经验十分有限，媒介已经成为人们最为信赖的知识、经验和信息来源，媒介信息获取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正像有人说的，媒介信息接收已经成为人们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媒介已成为社会系统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神经元”，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受到媒介信息的影响，在情绪心理、思维角度、价值取向乃至行为模式上产生变化。因此，在当今时代，就像每个人必须掌握识字、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每一个个体还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即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信息的能力、评估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这是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公众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而言，公众的媒介素养绝对不是像口红这样的装饰品，而是社会发展的“刚需”。公众媒介素养的整体水平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程度与文化发展状况。

解放周末：而此次疫情也一下子凸显了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的紧迫性。

张涛甫：是的。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是对公众媒介素养的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它严肃地提醒我们，要增强媒介素养，要有识别有害、有毒信息的意识和能力，明辨真伪、是非、良莠、善恶，避免有害有毒信息给当前抗疫带来不利影响。

而在另一方面，在媒介扩容和媒介技术迭代迅疾的今天，人们的媒介素养升级远远跟不上媒介迭代和媒介生态变化。希望更多人能意识到，只有拼命地奔跑，才能不被落下。

在舆论这个战场上，不能只把希望寄托于“谣言止于智者”

解放周末：这场名为“新冠疫情”的考试，不仅是对公众媒介素养的考试，也是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考试。在您看来，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张涛甫：确实，除了媒介素养，公众还需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医学方面的知识积累。常言道，“久病成医”。长期不断地学习，掌握的有效知识和真知识越多，就越能增强信息鉴别能力。

解放周末：在没有足够科学知识储备的情况下，该如何鉴别信息，在疫情中考出“好成绩”？

张涛甫：那就要依靠媒介素养，在鉴别信息时选择可靠的渠道、可信的来源。这就是现在大家普遍相信钟南山、张文宏等专家权威的原因——专业的医学知识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掌握，但是钟南山、张文宏这么说，所以我们选择相信。

科学素养强调你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媒介素养帮助你鉴别通过哪些渠道可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和科学的知识。两者是互相支撑，相辅相成的。

解放周末：在舆论这个战场上，不能只把希望寄托于“谣言止于智者”。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变被动为主动，彻底打赢这场信息战“疫”？

张涛甫：这需要多管齐下，软硬兼施。一方面，要对信息随时“消毒”，及时辟谣，用最快的速度“揭露”伪装成白色信息或灰色信息的黑色信息的真实身份，将已经产生的危害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权威媒介机构，要加强权威、核心信息的及时供给和披露方式方法的公开透明。

谣言对公众心理需求的把握往往是非常精准的。因此，当真实信息或权威信息不能及时到位时，谣言就会乘虚而入。这就要求政府和媒体尤其是权威、专业媒体和谣言赛跑，谣言能到的地方，权威媒体和专业媒体也要到，并且赶在谣言之前，把信息漏洞堵上。

从长远来看，也需要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明确行业红线和底线，加强政策引导，强化自媒体的责任意识，解决自媒体责任缺位问题。

解放周末：法国学者卡普费得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总是从公众对事件自发地提出问题而未曾找到答案中产生的。如果想减少某个公众事件中的谣言，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提供明确的答案。

张涛甫：确实如此。这需要增强对公共信息的管理，特别是公众普遍关心、引起关切的问题，信息披露要及时到位。如果第一时间没有到位，则要及时补位。在截断黑色信息时候，尽量避免误操作。对容易引发信息易感人群不良反应的负面信息，尤其应该谨慎处理，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一刀切”。

不公开是例外，不透明是大忌。对于谣言，与其敌视它，不如正视它、解决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疫情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和不信任造成的其他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