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头部产业，提高“数字化+”能力
发展头部产业，提高“数字化+”能力
——陈宪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高管教育中心的演讲
现在大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词，或许都耳熟能详了。但常常听到有人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是业界的一种说法”，这其实是一种错误认识。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已正式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明确要求“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产业领域，如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可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继高技术产业之后，对“头部产业”发展作出的新概括。
“十三五”规划进一步增加数字创意产业，并将它们整合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与新能源）、高端装备与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数字创意等六大产业领域。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又加入了相关新兴服务业（领域）。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明年将开启“十四五”规划。可以期待，在“十四五”规划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会增加新的内容，也可能有新的概括。
大致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其一，高科技含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涵上与高技术产业是一致的。其二，先导性、支柱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先导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支柱性。其三，能够满足重大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可通过改变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互联网化到数字化，蕴藏了化危为机的各种可能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了巨大考验。具体到产业发展，一个基本判断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疫情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两股力量的合流预示着，疫情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能力化危为机，加速引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事实上，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危机时有发生。有些危机是源于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有些则是因为战争、疾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在程度上，危机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生产、实现社会正常运行，是危机后的头等大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发展常常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和机遇。
以2003年的非典疫情为例，当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运输、商业零售、餐饮、会展等领域。由于整个疫情发生的时间不是很长，非典过后，因疫情被抑制或延迟的消费需求、消费力再趋活跃，中国经济重新驶入“快车道”。
即使受非典影响较大的一些产业,也不全是负面影响。相反，非典疫情大大加快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更多的网上交易和电子商务。其中，“非接触经济”使第三产业的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也促使很多企业改变了传统的管理模式、营销方式和服务方式。
当前，按照中央要求，非重点地区的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进。我们看到，在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技术的支持下，物联网、远程医疗、视频会议与在线办公等已经并将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用户行为习惯的改变，在疫情结束后有望得到延续，或将促进相关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
可以说，从互联网化到数字化，蕴藏了化危为机的各种可能。同时，无论从市场容量、产业成熟度和人力资本情况来看，中国仍然是国际资本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热土。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数据显示，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9%，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主营收入的比重超过25%。2010年至2018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8.7个百分点，比GDP增长高9.6个百分点。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近10年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年均7.5%的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正是这一高速增长，有力地对冲了其他领域的下行压力。
从空间上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产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源自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都具有集群的空间特征，这是被实践证明的，也是被实证研究证实的。
所谓创新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特指某个物理空间聚集着别的地方难以模仿的创新创业资源，并由此培育出新创企业和新兴产业。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形成创新集群、新兴产业集群。创新需要若干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人才、资本、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甚至气候。这些要素和条件要同时存在且均衡配置，要求近乎苛刻。
所以，创新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一般生成于某个中心城市，分布于全球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所幸，在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和成都等地，就拥有发展创新集群和新兴产业集群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在创业创意中不断催生新的产品、服务、业态、行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如何化危为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来看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下游”。
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年代，我们有基础产业和加工产业的分类。前者通常称为上游产业，后者就是下游产业。
一般认为，基础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对其他产业发展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的产业群，如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等部门。一国基础产业越发达，国民经济发展后劲越足，国民经济运行就越有效，人民生活就越便利，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因此，要使国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基础产业。过去40多年来，中国经济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与基础产业的发展有关。
至于加工产业，主要是指对采掘业产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对加工产业产品进行再加工、对零部件进行装配以及修理加工产品的产业部门。
这一分类方法同样适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也有类似的基础产业、加工产业之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产业包括数字基础产业、绿色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基础产业。最近有一个热词“新基建”，就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产业是基本吻合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呼唤相应的新一代基础设施产业。具体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三大类基础设施：一是信息网络，二是大数据中心，三是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系统。
信息网络是重中之重。现阶段，信息网络建设的四大方向是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窄带物联网和北斗导航。
其中，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具有高速率、大容量与低延时特点，为新一代通信技术发展打下了关键性基础；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比上一代提供了更多的IP地址，还具备更高的安全性，正在打开新一代互联网的广阔发展空间；窄带物联网利用窄带LET技术承载物与物的联结，有望实现万物互联，进而促成物联网崛起；北斗导航对中国导航技术自主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到2020年将实现全球覆盖。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来说，绿色可持续发展都成为必要。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相对于人口急剧增长和经济规模扩大，绿色基础产业建设严重滞后。
传统上，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集中供热、燃气供应与环境绿化等。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些设施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的扩展与升级，不仅涵盖城市，也涵盖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
在美国，绿色基础设施被定义为国家自然生命保障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包括水系、湿地、林地、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及其他自然区，绿色通道、公园及其他自然保护区，农场、牧场和森林，荒野和其他支持本土物种生存的空间。可见，绿色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亮点，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趋势相呼应。
再来看公共服务基础产业，此次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两个方面的短板。在“软”的一面上，主要表现为前期应急反应有一定的滞后。这是一个有待优化、完善和改革的课题。在“硬”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基础产业尤其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不足。
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按人均计算，我国无论是医院、病床和设备数量，还是医生和护士数量，都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更为短缺。
当然，公共服务基础产业还包括教育、文化、体育、社区服务设施等。它们一起担负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下游产业又包括哪些呢？例如，数字创意产业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下游产业，还有游戏娱乐与体育融合的电子竞技产业等。这一下游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持续的创业创意过程中不断催生新的产品、服务、业态和行业。
基于“转型重生”和“无中生有”，延伸产业链价值链
以上通过类比，介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下游”，这主要是从产业格局的角度来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能够化危为机，还在于其显著地表现出“转型重生”和“无中生有”的发展特征，由此就构成另一个基本格局。这一特征和格局的形成，与新科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路径有关。
一个路径是新科技作为一种驱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使其转型升级。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广泛使用，会引发产业运作方式的显著改变，使旧产品、旧服务转变为新产品、新服务，使旧产业重生为新产业。
例如，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技术的深度使用，助力传统汽车向无人驾驶汽车演进。由此，围绕传统汽车形成的产业生态将逐步被颠覆，从而形成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兴汽车产业及产业生态。
传统产业在与新科技融合后的生产率提升、成本降低、竞争力增强、市场规模扩大、盈利状况改善等，反过来又会带动对新科技的需求。
另一个路径是新科技直接转化为可供销售、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当这些产品或服务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新行业。
例如，从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云计算服务、大数据服务，从虚拟现实技术发展而来的虚拟现实头盔、眼镜以及虚拟现实视频，智能传感器与互联网结合而形成的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机器人技术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服务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生命科技产业化形成的基因测序、精准医疗服务，等等。
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中低端产业得到了充分发展，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饱和乃至出现过剩。但是，高端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由此，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以产业的现代化力促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延伸产业链、价值链。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网速将成倍提升，“互联网+”和“数字化+”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进而催生物联网的实质性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区块链、金融科技的普及应用。在这一背景下，产业链、价值链都将重构和延伸，对国民经济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引领作用。
“转型重生”和“无中生有”可以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化危为机的两大绝招。某种意义上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所起的不是物理反应，而是一种化学反应。如果引导发展得当，会产生具有颠覆性创新意义的新动能。这正是其能够化危为机的奥秘所在。
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身还处于发展过程中。未来，可从产业组织、产业生态和产业政策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提升。尤其是在产业生态上，要进行思路转换。
产业生态的核心是创新生态。如果将之前的创新范式比作目标明确的“工厂”，那么现在的创新生态就是众多“物种”杂居、有可能产生新物种的“雨林”。与此前的机械式、靶向式和精准式创新范式不同，“雨林”范式具有多样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动态性特征。在“雨林”型创新生态中，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会在一定的概率下产生，进而产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形成新兴行业。
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质量是由连接创新主体、相关要素以及创新环节的各种“链”所决定的，即相互联系和依赖的产业链、配套链、供应链、服务链和社交链等。因此，各种政策措施要有利于与“链”有关的初创企业、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良性互动。唯其如此，产业生态才能高效率、高质量地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