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怎样锻造“合金型文明”
当代中国怎样锻造“合金型文明”
——曾峻教授在“2019城市文明·思享会”的演讲
很荣幸参加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解放日报社共同主办的“2019城市文明·思享会”活动。
这次活动的关键词——“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为流行的一个概念，对应的是物质文明，主要指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表现等方面的素养。之后，还陆续提出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概念，涵盖了一个文明体的基本面。
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决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信念和信心问题，简单说就是培根铸魂、凝魂聚气。倘若社会成员对“我们走到哪里、如何走到那里”等基本问题存在错误、分歧或信心不足，很难想象能够做到同心协力、昂扬向上、充满正气。
关于文化、文明的定义及其关系，中外学者作过大量讨论，这里不逐一赘述。只想指出一点，在中文表达中，除非给“文化”加上特定的限定词，它通常是个中性词。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表达传承的意思时，很少泛化地使用“传统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而会加上“优秀”二字。这是防止文化糟粕沉渣泛起、借尸还魂的必要措施。
说到“文明”的时候，一般就会指向一个社会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积极、正面因素，是一个褒义词。所以，中华文明这个概念毫无疑问特指中华民族积淀下来的精华、精粹部分。
由此，进一步建设好精神文明，需要从更宽泛的视角来认识文明，尤其是认识中国已经创造并正在创造的新型文明，要把握好“立意”和“站位”。
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特就特在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去年我们刚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全面概括总结，展示了中国道路波澜壮阔的历程、彪炳史册的成就、历久弥新的经验。
中国的成就和经验，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领域，也体现在制度和治理领域；不仅体现在“形而下的”器物方面，也体现在“形而上的”理念、思维和价值方面。只有文明这个概念才能把行为、器物、制度以及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整合起来，同时又能凸显其中的积极因素，并把它们上升到普遍意识的高度。
那么，中华文明究竟是怎样一种文明呢？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最后找到了一个描述词：合金。
合金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类制品。比如，铝合金是铝与其他元素通过一定工艺形成的。纯铝具有密度低、可塑性强、耐腐蚀等优点，但缺点是硬度低。在铝中加入锰、镁等元素而形成铝合金，不但保持了纯铝的优点，而且克服了纯铝的缺点，硬度明显增加。
再如，纯铁具有储藏丰富、硬度高等优点，但易生锈、易脆裂。如果把纯铁与碳、硅、锰、磷、硫等元素混合，则形成铁碳合金。其中的一类被称为钢铁，不仅强度更高，而且不易生锈。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合金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它不是“纯金”，是多种元素结合的产物；第二，它不是多种元素的简单混合，其中有一种主导性元素；第三，不同元素结合形成的合金，在强化主导元素优点的同时也克服了它的缺点，原来的单一元素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
由科技领域的合金现象出发，我们发现，在社会领域合金现象也比比皆是。文明发生、演化、进步的过程，无不是吸纳、融合不同文明元素的结果。这一点在中华文明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把中华文明称作“合和文明”，我愿进一步把它称作“合金型文明”。因为这样更能突出中华文明的韧性和弹性，在表达上也更具象，便于人们识别和记忆。
文明诞生有三大标志：文字、青铜器和国家。考古学研究显示，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及冶炼技术是由西向东，从西亚中亚传入的。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除了内部子系统的交互影响外，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背景。而且，这种内部不同地域文明、内部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互动没有停息过，中华文明因此得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假如我们始终“与世隔绝”，没有南瓜、洋葱、马铃薯、玉米、番茄、花生、土豆等农作物传入，那么我们的餐桌将单调很多；假如没有与古印度文明接触，真谛、缘分、世界、芸芸众生、想入非非、恍然大悟等上百个词汇也不会出现在汉语中；假如没有近代以来与西方的交流，那么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恐怕也很难实现翻天覆地的发展。
不过，我们的文明依然叫作中华文明，并没有变成印度文明或西方文明；我们依然是中国人，并没有变成印度人或西方人。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个文明的主体因素始终保持稳定并独具特色。生产方式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社会上，是血缘联结的伦理社会；体制上，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思想上，是儒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精神上，是内敛、平和与务实的气质。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向“前人”和“他人”汲取养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锻造“合金型文明”所要处理的基本元素和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概而言之，就是如何确立社会主义这个主导性因素，并使之贯穿到社会各个领域。具体而言，包括两大命题：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大致有两种态度：一个是教条化实践社会主义因素，对自身既有文明和西方文明采取排斥态度，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纯而又纯”；另一个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从“前人”与“他人”那里汲取有益养分，逐步塑造升级版“合金型文明”。
当代中国塑造的“合金型文明”，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以及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等等。
从当代中国“合金型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跳出了要么敌视排斥、要么全盘西化的极端思维，而是立足社会主义理想、价值和原则，吸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积极因素，锻造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
近年来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是中国特殊历史、特殊文化、特殊国情决定的，因此是“独一无二”且“绝无仅有”的，所以不能学、也学不了。这样的看法是否准确？当代中国的这种“合金型文明”是否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无意于推广自己的模式，也不希望别人机械复制自己的模式。同时，我们也从来都反对别人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否定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际价值。毕竟，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就能把14亿人带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
进一步来看，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真正价值并不局限于某些个案和做法，而在于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不断推动政策完善和制度发展；这种理念就是秉持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的心态，集百家之长于一体。它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的精髓所在。
反观某些西方国家，长期的“优越”地位导致它们不愿、不敢正视自身的不足，拒绝学习、拒绝改变，逐步走向傲慢自大、固步自封，走向思想僵化、制度固化，最终逃脱不了衰败的命运。
从当代中国“合金型文明”与中华传统文明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运用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理念，但又不是简单回归以往做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也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为古老文明注入了新鲜养分，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金”实践，还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内涵。今天所说的中国，不是带有某种傲慢情结的“中央之国”，也不是带有自恋情结的“狭隘民族主义”。我们所说的中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国度，是包含古今中外多重文明元素的国度，是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国度。只有这样的中国，才能不断成就自己、造福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意无意把中国文化简单等同于“国学”特别是儒学，把文化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古等种种做法，实质上背离了中国精神，既会给国人和外人留以错误的印象，也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城市应成为各种要素集聚、分工而又互补的“大森林”
上海这座城市可以说是中国“合金型文明”的典范。
在近代，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传入，使上海成为东西方文明的集散地，成为近现代中国众多“第一”的诞生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文明交汇重镇，如凤凰涅槃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新文明样式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
因此，有历史学家把上海特殊的城市性格概括为“融合了中国各种地域文化、吸收了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养分的现代版中华文明”。
结合城市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以及“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新时代，继续锻造和完善“合金型文明”，进一步弘扬上海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坚守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合金型文明”都有一个主体性因素。在当代中国，这个主体性因素就是社会主义，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位”规定。它们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带有时代特点和国别特征，但属于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核。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就是源于此。
从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来看，上海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社会主义”四个字不可忽略。它揭示了“五个中心”建设的政治内涵，规定了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凝聚城市向心力的最大公约数。
其二，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高度开放、流动的城市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对上海来说，开放不仅要面向世界，而且要面向全国；不仅要善于吸引“高大上”的人才和企业，而且要积极拥抱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创业者，消除人为壁垒，使城市成为各种要素集聚、分工而又互补的“大森林”。
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扩大开放，必须走向纵深，即从物的增长、城的形态变革走向制度法治、思想意识等文明结构中的深层次变革，防止用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和方法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
其三，善于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在一些人眼中，上海两千多万人似乎是城市治理和发展的“瓶颈”“包袱”；还有人甚至把许多问题归罪于“人太多”且“素质不高”。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单从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看，上海并非世界最高的城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人尽其才，如何释放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及上海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发了全社会，特别是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是市场主体，二是地方政府和各级干部，三是科研技术人员。于是，“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
激发“三性”办法很多，最为重要的是立足初级阶段实际，破除不合理的政策和体制机制，努力实现贡献与收益的对称性。这是提振精气神的物质基础，也是让城市充满活力的保证。
总之，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合金型文明”并使之升级的过程。它超越了中华传统文明，也超越了西方文明，并对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新贡献。
作为当代中国“合金型文明”的代表，上海有责任为这个文明的发展完善作出更大贡献，不仅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要在其他各方面的文明建设方面，成为排头兵、先行者，以昂扬的精神状态书写新时代的新传奇。
（本文整理自曾峻教授在“2019城市文明·思享会”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