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墨子的名头远不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来得响亮。但在2500年前，墨子主张的平民思想，与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分庭抗礼，墨翟本人也因此被尊称为“墨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平民导师。
当时，周王朝建立初期分封的7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数量越来越少，大国强国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大，战争规模动辄几千辆战车、几十万军队。到了战国时期，仅剩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
与此同时，贵族阶级的奢华生活，造就了一大批从事服装服饰业、饮食业、建筑业等方面的技术队伍。战争双方的攻防所需又造就了军械工业、建筑工业等方面的大量工人队伍。其中，有两位最具盛名的杰出代表，一位叫公输般，一位叫墨翟，都是鲁国人，都是木匠。
在木工技术方面，公输般可能更胜一筹，所以获得了“鲁班”的称号。墨翟在手艺上稍逊一筹，但他曾在儒家学馆里读过书，有思想也有责任感。他创建的“墨家”，是一支人数众多、充满活力、影响极大的队伍，因为有墨翟思想作为旗帜，有从事先进科学技术研究的专业团队，所以在学术界也享有盛名，与儒家并称“显学”。这里，我想和大家重点谈谈墨子的平民智慧。
“贤士”的爵、禄、权之高下多少，取决于办事效果
鉴于战国初期的政治弊端，墨子主张贤人政治。他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为政者的首要任务，便是“众贤”，即招揽贤人。
“众贤”必先识贤。墨子的择贤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三条标准，缺一不可。确定了“贤士”的标准，墨子提出了一个“众贤之术”，即“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同时，还要遵循一个原则：不辟贫贱，不辟疏，不辟远。这一原则，可以使那些“虽在农与工肆之人”，都有被选择的机会。
墨子的“众贤”原则，反映了这位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企图改变社会政治被贵族垄断的一种强烈愿望。
“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落到实处就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翟说：“爵位不高，则民勿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高官、厚禄、权力，是冲着“欲其事之成”而来。“贤士”的爵、禄、权之高下多少，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办事效果。在这样的用人原则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无论出身贵贱，都有从政的机会；无论职位高低，都有下台的风险。
墨子还进一步从国家长治久安角度出发，阐述“尚贤”为“政之本”的道理。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安定或动乱，反映了这个社会由哪一类人在为政。根据贤人能力的高下、大小，分为“贤者之治国”“贤者之长官”“贤者之治邑”等三个层面。
贤人能力最强者，所司职责，便是“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其为政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国家治而刑法正”。
治理一方的行政官员，是贤人能力较强者，所司职责，便是“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果之利，以实官府”，其为政能力的衡量标准是“官府实而财不散”，确保政府的正常财政收入。
治理一邑的行政官员属于贤人能力较小者，职责是“早出莫（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其为政能力的衡量标准是“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尚贤”还要向实在处发展，走向“尚同”。“尚同”就是崇尚同一。“同一”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同一，而是上下级之间的同一，其前提是“上”必须是一位贤者。离开了“尚贤”这个前提，“尚同”便成了盲从。
下级官员乃至天下百姓在是非问题上与天子保持一致的同时，也有“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义务。对上级的过失、过错及时进谏规劝，是为了保证上级决策的正确性；查访发现有善人善举及时推荐，是为了提高“尚贤用能”的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上级对下级赏善时的准确性。这里强调了上下之情的通畅。
从“尚贤”到“尚同”，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墨子主张的为政之道。
“节用”不是有物不消费，而是去除一切无用之费
工匠出身的背景，决定了墨子的价值观念崇尚“实用”，消费观念崇尚“节用”。
墨子批评战国初期的那些诸侯，“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蕉刻镂之饰”。用老百姓的“衣食之财”，去营造、装饰豪华宫室以供自己享受，不仅无实用价值，更因为横征暴敛，引起老百姓的不满而致反抗，结果是“国贫而民难治”。
墨子还从衣、食、行等三个方面，针对时弊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衣服的实用性，只有六个字：适身体，和肌肤。然而，各国诸侯竭尽钱财、劳力，做出来的衣服，不是为了身体，而是为了好看。饮食的目的，“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而当时的诸侯从老百姓那里暴敛钱财，“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诸侯面前，陈列美味佳馔数十道，排列长达丈远，以致冬天因来不及食用而把美食冻成了冰，夏天因吃不完而让美食腐坏变了质。制造“舟车”的原则是“全固轻利，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而诸侯制造舟车，在“全固轻利”之外，又“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妇女放弃纺织本业，去修饰文采；男子离开耕稼本业，去刻镂舟车，以致人民饥寒。
“节用”，不是有物不消费，而是“去无用之费”。国家、天下的财富要成倍增长，不是掠夺邻国的资源，扩张自己的领土，而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实行“节用”，即去除一切无用之费。
墨子的“节用”思想，还涉及对周礼的另一个重镇——丧葬礼仪的批评：
一是对“厚葬”的批判。诸侯死了，不仅把库府掏空，金玉珠玑堆在周围，还在坟墓里埋藏车马以及死者生前喜好的各种鼎鼓器皿、戈剑羽旌齿草等物。更有甚者，还要杀活人随从于地下。墨翟“细计厚葬”，得出的结论是：厚葬不是葬送死人，而是埋葬活人的财富。
二是对“处丧之法”的批判。按周礼处置丧事之法，悲泣的程度、披麻戴孝的情状、守孝期间的住处、睡处的标准，乃至饮食的多少、衣服的厚薄，都有明确的规定。其效果是要活着的亲人达到面目憔悴、神志恍惚、手足无力的程度。墨翟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体力薄弱到这种程度，王公大人必然不能早朝，士大夫必然不能治理政务，农夫必然不能早出晚归、耕稼树艺，手工业者必然不能修船造车制作器皿，妇女必然不能纺纱织布。
三是对“久丧”的批判。按周礼，居丧时间有统一规定，如“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兄弟、伯父、叔父、姑母、舅父等人，各有数月之期。将这些需要居丧的人数加在一起，人的一生之中，为亲人居丧的时间之久，令人惊叹。
墨子提倡“节用”，从实用角度而言，可以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直接的好处；从政治角度而言，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但是，墨子有这种思想，却没有为政一国、为政天下的机会。所以，他的节用思想，只能在墨家影响所及的社会底层，起到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因爱己而利己、因利己而害人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尚贤”“节用”是社会步入安定的必要条件，但仅仅这些条件还不足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于是，墨子又找到决定社会治乱的充分条件：“兼爱”。
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社会越来越动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儿子爱自己，不爱父亲，“故亏父而自利”；弟弟爱自己，不爱兄长，“故亏兄而自利”；大臣爱自己，不爱君王，“故亏君而自利”。推而广之，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因为只爱己而互相侵害。普天之下，自然也就没有一块安定的土地了。
墨子认为，因爱己而利己，因利己而害人，这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为此，他开出了治乱的良方：“兼相爱”。
墨家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人。”即便只骑一匹马，不必骑遍所有的马，就可以说骑马了；若要说“爱人”，则必须爱所有的人，才可以说“爱人”。这个人，不仅指父母、兄弟等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包括没有亲缘关系的天下所有人。这种爱，与孔子倡导的“仁爱”有明显的不同。孔子的“爱人”，是分别亲疏远近的差等之爱，即首先爱父母兄弟，然后一层一层地扩大外延。而墨子的“兼爱”，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
墨子认为，“视人之室若其室”，谁还会去偷窃？“视人家若其家”，谁还会去作乱？“视人国若其国”，谁还会去侵略别国？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诈不欺愚，这种和谐安宁的社会便是墨子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倡导“兼相爱”，是因为这种爱能给人带来“利”。用现代人的话说，只有做到“我为人人”，才能获得“人人为我”的回报。墨子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兼相爱”必然导致“交相利”的理由：爱别人，不是为了图报，但是必然有回报；憎恶人，必然会导致别人也憎恶自己这一结果。
墨子的“兼相爱”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普遍关注。表示怀疑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固然是好事，但真正做到天下人都互相爱护，实在太困难了。墨子认为，难与不难，就看统治者是否提倡“兼相爱”。
还有人认为，当把精力、物力投入到对别人的爱时，必然会妨碍自己亲人的利益，妨碍子女对父母尽孝道。墨子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当我做到爱护、帮助别人的父母亲后，别人也同样会报答我，帮助、爱护我的父母亲。他还援引《诗经》里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证明“兼相爱，交相利”与先人观念是一致的。
能否做到“富贵不能淫”，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
“尚贤”“节用”“兼爱”，是墨子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活着的答案，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三样东西。
崇尚贤能的第一个落实处是，人人都应该努力做贤人，不做小人，更不做恶人。在现实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是贤人，但人类社会的和谐安宁，一定需要人人都有“为贤”的努力。这是和谐社会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怎样活着的要求和期待。崇尚贤能的第二个落实处是，让贤能之士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非墨子所处时代可比，但崇尚贤能、唯贤是用不该被淡忘。它对于当代人的人生观、对于政府选拔干部的途径、原则，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作为个人，须加强“为贤”修养；作为组织，须把握“用贤”原则。更有现实借鉴意义的是：官无常贵，无能则下。腐败的官员必须清除，能力低下不作为的官员也需淘汰，这是提升干部队伍的质量和活力的重要保障。
社会发展了，物资丰富了，人应该怎样生活？是“富贵不能淫”还是“饱暖思淫欲”？这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在一些地方，婚宴至今沿袭着“三层楼”的做法，即每一桌二十几道冷盆热炒加两汤，盆上叠盆，通常一大半菜吃不完。墨子的“节用”智慧，应成为今人耳畔的长鸣警钟。
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少人奉行一切向钱看的理念。大街上，老人摔倒了究竟扶不扶，竟然成了一道难题。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智慧，正是改善当下社会人际关系的一帖良药，为营造“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美好社会提供文化传承的理论根据，也是我们拍着胸脯壮言“人应该这样活着”的文化自信。
正是上述平民伦理价值，成为今天研读墨子的充分理由。当然，作为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子不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其平民智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阶级局限性。在等级森严的贵族统治下，农民与手工业者，即便经过努力成为贤人，也只能是极少数人走上仕途，因而不可能替代贵族成为“国之本”。以实用为原则的“节用”主张，对贵族奢侈的生活方式展开了批判，但对古代建筑艺术、服饰艺术、音乐绘画艺术审美价值的轻视甚至否定，难免会使丰富多彩的生活黯然失色。庄子就认为，墨子的“节用”思想有违天下人的爱美之心。理想化的“兼相爱”，付诸实践何其难，所以“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而且，将“兼相爱”的实现寄托在君王的觉悟身上，恐怕也只会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吧。
思想者小传
周山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易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中国名家研究》《周易文化论》《读易随笔》《周易的故事》《中国学术思潮史》等。最近十几年注重于中国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研究，发表《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等论文和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