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孟钟捷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市晨光学者（2007年）、曙光学者（2014年）和“社科新人”（2016年），获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称号。著有《1920年德国<企业代表会法>发生史》《寻求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德国简史》《地图上的德国史》《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译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　主编　《全球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育：亚欧教科书叙事特征比较》和“二战战败国的反省与改造”丛书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抵达柏林，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什么是德国？正如1000个人的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估计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很正常。在我看来，要真正了解德国，国家形象理论是个有用的解读工具。

　　回忆历史是认识当下的前提

　　近来，“国家形象”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也似乎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它一方面牵涉国际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又被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层面上。
　　但直至今日，关于国家形象的统一定义，仍然付之阙如。一些学者强调它的外源性，认为国家形象主要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或者“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另一些学者却突出它的内在决定论，认为国家形象首先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还有一些人谈起国家形象，多从感性态度出发，如所谓“德国的严谨”“法国的浪漫”；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理性评价，主要从具体数据的比较出发，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各项综合指数，如“最受欢迎的国家”“税收负担最沉重的国家”等。
　　这些讨论表明，国家形象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与其进行定义，倒不如先来讨论一下有关国家形象的几个特征：
　　第一，主体间性。国家形象是本国自我形象认知与他国评价之间的互动产物。这种互动有可能表现为正向关联，如本国判断获得认可或他国批评得以接受，也有可能表现为逆向关联，如双方之间的结论存在巨大矛盾，并最终通过某种形式的调和而得以稳定。
　　第二，多元性。国家形象作为一种战略目标，自然体现国家意志。就其本身而言，国家形象仍然是一种开放性的话题，建立在社会各阶层的不同期待之中。
　　第三，历史性。国家形象的历史性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所有的国家形象都会消逝在历史中，成为一种记忆。于是，国家形象便成为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我们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象及其在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争议，因为它们体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交往情境。另一方面，所有的国家形象都是历史体验和反思当下化的结果。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回忆历史是认识当下和期待未来的前提。新时期的国家形象无论是对过去“老形象”的进一步肯定还是否定，都寄托着人们对过去的一种认知。
　　总体而言，通过分析记忆构建的争议及其背后对历史的不同认知，我们或许能发现某种国家形象背后的推手，进而完成历史研究的魅使命。

　　矛盾的场景让人把握不定

　　以上是分析德国国家形象的理论前提。接下来转入正题：什么是德国？但凡研习德国史的人应该都以回应此命题为使命。不过，在大国研究中，有关德国的讨论恐怕相对困难一些。其因有二：
　　一方面，500年以来，在所有大国中，德国的疆域变化是最大的。从最初色彩斑斓的拼装图到“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从《凡尔赛和约》留下的残垣断壁到令人不齿的纳粹帝国，从“两个德国”到再统一，“什么是德国”的问题直到1990年才算最终有了答案。
　　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矛盾场景，让人对“什么是德国”这样的问题把握不定。在德国城市中，我们随处可见中世纪与现代相融合的场景，如波茨坦广场上代表古典主义的柏林大教堂和代表现代主义的柏林电视台交相辉映。在历代名人中，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到不少截然对立的德国人：为启蒙下定义的康德和呼喊着“上帝死了”的尼采，充满世界主义情怀的贝多芬和推崇日耳曼精神的瓦格纳……在集体意识中，我们也能看到彼此相反的画面：一边是纳粹时期的集体癫狂，另一边是当代德意志人拒斥极右翼势力的坚定立场。
　　总而言之，“什么是德国”，不是一个可以得到简单回答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相对全面地了解德国呢？我给大家带来几个侧面的思考：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今天，德国的国家形象可以通过诗歌、文学作品、电影、宣传画、图片来加以体现和概括。通过相关梳理，我们可以深入探究：德国是怎么从一个松散的文化民族发展成为欧洲强国的？

　　文化统一比政治更重要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德意志正好有1789个大小不一的贵族、数十个邦国。在接近1000年的时间里，这块地方不叫“德国”，而是叫“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世纪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整个西欧的最高封建主。但随着时间推移，在英法两国步入近代民族国家后，德意志的辉煌已不复存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评述：“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此时，不少德意志人开始对自己的国家形象进行反省，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席勒。他在《德意志兰》这首诗中写道：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
　　所谓的德国，在诗人的眼中，只是一种梦想而已。相反，“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这样的邦国至上情怀，更能得到回应。对此，和席勒差不多同时代的另外一位诗人阿恩特，就更为急切地表述了他对“德意志人祖国”的期盼：德意志人的祖国在何方？哪里有德意志母语的声音在回荡，哪里有歌颂上帝的圣歌在唱响。这就是你们的家乡！所有德意志人便是这片土地！
　　阿恩特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这百年间，世界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出现了美国独立战争。激荡的时代变化预示，民族国家的疆域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可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对当时的德意志知识分子来说，实体上的疆域并不重要，培育德意志自我文化意识才是重中之重。这种思想后来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在当时一些人看来，文化统一比政治统一更重要。
　　然而，这样的“思想国度”真的是德意志人安身立命之所吗？挑战很快到来。

　　德意志“头戴睡帽眼朦胧”

　　流行于世的德国国家形象，还包括漫画主角“德意志米歇尔”。米歇尔本是《圣经》中的天使，通常是穿着戎装的翩翩少年。但“德意志米歇尔”头戴睡帽，身形臃肿，两眼朦胧，是种保持缄默的样子。这种形象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
　　拿破仑的铁骑迅速改变了德意志地区。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解体，普奥两大强国臣服于法国，一串小邦干脆自愿归并进法兰西。尽管《拿破仑法典》有着“清洗奥吉亚斯的牛圈”之效，但对一些德意志人而言，国土沦丧显然是不可言喻之痛。哲学家费希特就在此时改变了自己对法国思想的崇拜之情，连续发出了“什么是德意志精神”“什么是德意志灵魂”的追问。
　　1814年，拿破仑失败了。在维也纳，召开了一场国际会议。德意志人本来期待这次会议能带来德意志的新生，但结果是“新壶旧酒”，“德意志联盟”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改造版而已。人们用“德意志米歇尔”来形容维也纳会议上的德意志：他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睡着了，任人蹂躏。
　　这种政治低能的形象当然是德意志人的自讽，但在此后30年间它却颇有市场。在1848年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到更生动的“德意志米歇尔”：春天的“德意志米歇尔”怒目而睁，他们发现了革命对象，成立了制定宪法的国民议会；夏天的“德意志米歇尔”两眼呆滞，革命激情业已消散，议会辩论冗长而无效率；秋天的“德意志米歇尔”显然已经失望了，时机已丧失，革命终以失败落幕。
　　通过政治低能的“德意志米歇尔”这样一种国家形象，德意志人承认自己缺少议会斗争的经验，没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统一与自由”的重大时代问题。那怎么办呢？1848年后，德国的国家形象或者说整个德意志精神发生重大变化，一种军国主义的“日耳曼尼亚”形象出现。

　　把剑交给“铁匠”俾斯麦

　　“日耳曼尼亚”一词最早是由罗马人赋予日耳曼人的，后来为德意志人所接受。该词的具体含义，至今仍有争议。罗马帝国曾经颁行一些钱币，上面就有“日耳曼尼亚”的形象：男性，瘦长，没有拿剑。
　　到1848年革命时，出现了一幅有名的油画《日耳曼尼亚》。这幅画至今仍挂在纽伦堡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里，作为1848年革命的重要历史记忆。这幅画中的不少符号，后来都是重要的德国元素：黑红金三色旗就是今天的德国国旗，代表着“统一和自由运动”；衣服上的双头鹰标志，是此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徽章；　衣服是罗马式的，意味着继承罗马帝国的遗产；最重要的是画中人物拿着一把剑，表明德意志知识分子当时对武力统一国家的期待。
　　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这种形象流传得非常广。身着戎装的“日耳曼尼亚”，逐渐成为德意志人对自己的基本设定。1860年的　《日耳曼尼亚守卫着莱茵河》便是一例。莱茵河向来是德法两国的争夺对象，也曾是它们的天然界线。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德意志人已经把法国视为阻碍统一的敌人，莱茵河成了不可退让的边界。在阿恩特的诗中，只要说德语的地方，都属于德国；而在这里，德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边界，现代国家疆界的观念融入其中。
　　随后，上天送来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一幅名为《战神马尔斯把剑交给铁匠俾斯麦》的图中，画家肯定了铁血政策的必要性，俾斯麦俨然成为现实版的“日耳曼尼亚”。但在三次王朝战争后，俾斯麦转身成为欧洲外交均衡大师，施展“五球不落”的手腕，为新生德国赢得了20年的发展期。
　　但是，军国主义的“日耳曼尼亚”并未由此消失。1888年上台的威廉二世一脚踢开俾斯麦，大力推行他的“世界政策”，并向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发出了争夺“阳光下的地盘”的诉求。在此背景下，英国媒体以丑化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意图吞并地球的皇帝模样——这是20世纪初德国的新形象，并不断地出现在英法报纸上，成为欧洲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舆论根源，甚至继续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时期存在。

　　“德国制造”经历华丽蜕变

　　在漫步时间回廊的过程中，我们先停留一下，讲讲“德国制造”。今天很多人去德国旅游，经常买德国产品，如家用刀具等。几年前，德国《明镜周刊》曾做过一期专题报道，来调研德国人眼中的“德国制造”。人们发现，“德国制造”已经成为德国国家形象的另一个重要侧面，甚至上升到“国家记忆所系之处”的高度。
　　其实，在1862年英国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时，德意志邦国萨克森送去的工业产品并不令人感到满意。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来者的德意志，还未拥有与英国相抗衡的制造技术和实力，“德国制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然而时过境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德国成为“领头羊”。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在世界工业品生产中的比重从13%增加到16%，英国则从32%下降到14%。在此背景下，“德国制造”逐渐成为褒义词。自1891年始，当制造国信息必须体现在产品上时，“德国制造”一下子成了物美价廉产品的代名词。
　　二战对德国制造业的打击很大，特别是鲁尔区，原来的煤矿和炼钢厂被夷为平地。原料供应都成问题，更勿论产品制造，但联邦德国还是努力克服了困难。在1955年德国人的宣传画上，“用优质工艺来征服世界市场”重新成为口号。德国制造业的复兴速度很快，20年间即恢复至战前水平，并于上世纪80年代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之一。

　　新生：彻底清算纳粹历史

　　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评判，精神层面也很重要。其中之一，便是它的历史认知。“勃兰特下跪”这一幕，正是战后德国给世界带来的新形象。
　　德国战败后，盟军的审判与改造虽然产生了一定正面影响，但随后在联邦德国“恢复正常状态”的政策下，一大批前纳粹分子重新进入政坛，甚至成为部长级高官。与此同时，战争末期国内遭到轰炸、东部领土上的德意志人被迫迁徙等悲情故事，占据着社会舆论场，德国人的受害者情结远甚于作为加害者的羞愧意识。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法兰克福审判和以色列的艾希曼审判，为德国带来了“奥斯维辛意识”。“奥斯维辛之后”，成为重要的哲学命题。随后，在1968年学生运动浪潮中，检讨长辈在纳粹时期的经历，成为新生代德意志人反省历史的鲜明表现。
　　1970年，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之举，把这一反省浪潮推向高点。这位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代表德国向被害犹太人认罪——这一幕后来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大部分历史教科书描写战后德国认罪态度的主要标志。当然，勃兰特的表态并不代表着每一个德国人的想法，但作为政府总理，其行动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15年后，另一个德国政治家也在形塑德国历史意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他就是2015年初去世的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时任德国总统的魏茨泽克在国会发言，建议把5月8日作为“德意志人感谢盟军把我们从纳粹独裁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此举让德国和英法等战胜国找到了共同语言，并且一举扭转了当时暗潮涌动的右翼历史观。
　　直到今天，这种彻底清算过去的历史认知，仍然是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已成往事。

　　“世界主义”形塑当代德国

　　德意志在历史上有过三个帝国，“世界主义”一度成为这个民族的追求目标。但自19世纪以来，德意志人跌落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中，以至于1945年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成了政治意识中的禁忌。不过，当“世界主义”情怀再度出现，当代德国形象的重要一面也就随之确立。
　　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建构中。从一开始，德国就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更是欧盟的主要发动机。有人认为，在近20年间，德国领导人既没有用战争手段，也未通过经济施压的方式，实现了德国“统一”欧洲的梦想。
　　当然，德国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且不论当年由马克转为欧元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国际和区域性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更给德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当代德国而言，作为一个“欧盟中的德国”远比“德国控制下的欧洲”来得更为重要。
　　总之，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以来的德国国家形象，实际上存在三个不同的维度：“历史的德国”充满着张力，疆界不断变化，思想漂移在左右两端；“当下的德国”激荡着豪情，把自己奉献在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未来的德国”飘逸着潇洒，克服了糟糕的过去，坦然面对未知的将来。三者是相互交错的，且各自存在一定的神化或丑化的元素，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为我们呈现了德意志人塑造自我的努力。这对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与伟大民族复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