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文化自觉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对自己文化的欣赏、对他人文化的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文化交融之中走向大同。它主要包含三层内蕴:一是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二是建立在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三是对发展趋向的规律把握与持续指引。简言之,就是寻根、反思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我们的文化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即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的矛盾:一方面,文化消费潜力巨大,但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过剩,但现实的文化消费相对不足。统计显示,中国文化消费潜在市场规模约为4.7万亿元,实际文化消费规模却仅超过1万亿元,存在着3.7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这既说明居民潜在文化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也说明文化消费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文化的根始终存在,并在历史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树立文化自信,首要的是有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的说法,文化自觉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对自己文化的欣赏、对他人文化的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文化交融之中走向世界大同。

　　它主要包含三层内蕴:一是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二是建立在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三是对发展趋向的规律把握与持续指引。简言之,就是寻根、反思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文化寻根的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个经典概括:独自创发,自成体系,从未中断,同化力非常强,吸纳外部文化融合而成,文化在四周的放射力大。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文化的根始终是存在的。特别是,以儒学为核心内容,儒、道、释融于一体的价值体系所构筑起来的传统文化,历史上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文化虽然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但又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它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

　　当然,仅仅寻根是不够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毕竟具有双重性,既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也可能产生抑制甚至阻碍的情况。因此,我们也需要对文化进行反思。近代以来,主要有两大原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是战争,二是经济发展。主要是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鸦片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在战争中切身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的情形,促使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器物文化进行反思。林则徐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英国之所以胜利,在于它“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因此,中国要想御侮图强,必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魏源继承了林则徐“师夷制夷”的思想,并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了《海国图志》,非常详细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状况,比较详细地阐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用实际行动来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了各种近代企业,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遗憾的是,“体”“用”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最终导致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仅仅在器物文化上反思是不够的。

　　对制度文化上的反思,同样是战争引发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催生了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最终爆发了维新变法运动。但即便处于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之中,当时社会对于革新的接受程度还是很低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果不其然,清朝最终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制。然而,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依然“并不适合中国”。

　　关于精神文化的反思,不能不提及梁启超。一战后,梁启超遍游欧洲,所见所闻从内心深处改变了他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一战导致欧洲的萧条,使他感到欧洲并非十全十美,要有所鉴别地学习西方。

　　梁启超的这种反思无疑是深刻的,甚至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战。当时,在探讨现代化走向问题时,中国知识界形成了西洋派、折衷派、复古派三大流派。这场论战虽因经济而起,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也没有真正停止。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在不断反思中而得以持续推进的。这些反思既是在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冲击之下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命运的文化关切,尝试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抉择进行文化阐释。

　文化自负产生制度性迟钝,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会带来历史虚无主义

　　寻根和反思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从寻根和反思中,我们发现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至少可以概括为:

　　第一,没有所谓纯种的单一文化存在。凡是发展到今天且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在历史长河中与其他文化进行广泛融合。没有任何文化是所谓的纯种文化,就像民族、种族一样,在历史变迁中已经大杂居、大混杂、大融合。这种情况提示着人们不要打任何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旗帜。

　　第二,没有封闭的文化。例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是较早突破自然屏障、实现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进行交流的人,客观上也带来了文化的交往。古丝绸之路的驼峰把东方神秘的故事带去西方,又把西方传奇传到东方,推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融合。

　　第三,文化是可以分享的。正因为文化的可分享性,文化才得以广泛传播。如果文化不能分享,那就意味着文化是不能对话和交流的,更不能进行融合。实践表明,那些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可以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分享。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支撑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东西是文化,摧毁一个民族的根本就是摧毁其文化。龚自珍说,要灭其国先灭其史。所谓灭其史,就是摧毁其文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克服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的心理。这与前面所说的文化自觉是一致的。

　　从文化自负来看,自负的根源在于自唐宋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农耕文明和经济成就,宋代更是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据有关统计,宋代的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宋代以后,中国经济走下坡路,到康乾时期又迎来农耕文明的“晚秋晴日”。可是,当我们处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长期落后于东方的西方开始走到了前面。问题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还沉睡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正是这种情形,造就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心理优越感。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大中华帝国史》也的确是把东方帝国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切更加深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负感。这种自负感,正是1793年马戛尔尼出访大清帝国遭遇到巨大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

　　从文化自卑的情形来看,自卑的根源在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泱泱大国败给了一个“小小的英吉利”,真可谓“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在文化的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文化自卑感,觉得中国一切都落后于西方,因此要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要全面西化。

　　文化自负导致闭目塞听,以至于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来突破传统的世界图式,从而产生制度性迟钝、制度惰性。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会认为“历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结果就容易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最终带来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树立文化自信,既要克服文化自负感,也要克服文化自卑感,即跳出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窠臼;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创新,使中国文化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摒弃绝对排外和消灭异己思潮,以健康的民族心理来支撑大国成长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加需要文化作为支撑。没有文化的国家就没有品位,没有可持续的成长力。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资源大国,但文化软实力相对弱小。新形势下,要树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这里的文明与礼仪比较接近,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要恢复“礼仪之邦”,摒弃文化种族主义者、文化法西斯主义。文化种族主义是一种绝对排外的文化思潮,并且还带有某种特殊的文化优越感。文化法西斯主义则是以消灭异己文化为目的,是极其不健康的文化观念。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需要建设健康的民族心理来支撑大国的成长进程。

　　二是文化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关系。文化强国战略绝对不是仅仅追求文化产品的产量,而要注重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尤其是进一步打造中国的国际文化品牌。坦率地讲,中国现有的文化产品质量相对不高,也缺乏世界公认的文化品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单靠政府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质量和品牌上下功夫,对接国际市场的细分需求。

　　三是文化供给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当前,我们的文化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文化消费潜力巨大,但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过剩,但现实的文化消费相对不足。这一矛盾也可以说是无效供给与有效消费之间的矛盾。统计显示,中国文化消费潜在市场规模约为4.7万亿元,实际文化消费规模却仅超过1万亿元,存在着3.7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在人均GDP同等水平下,中国文化消费规模也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这既说明居民潜在文化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也说明文化消费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树立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既善于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有勇气抛弃文化糟粕。我们不能仅仅沉睡在历史的荣耀之上,否则传统就真有可能成为当今中国的沉重包袱。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秘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同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不仅来自于对自身文化的传承,也来源于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并要使之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中国文化发展至今而不衰,就是因为不断地在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融合中实现自我革新。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避免走极端,不应“言必称希腊”,也不要把西方的东西视为洪水猛兽。

　　总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要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合理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只有在吐故纳新中,文化乃至民族的生命之树才可以常青。

 

　　思想者小传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个人学术著作《资本的全球治理》《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转型经济新论》等8部、合著1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等10余项。

　　文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遗传密码。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出在经济上,但根源在经济之外,即在文化上。因此,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一大关键因素在于“从文化入手”。

　　从文化入手,就是要通过提高产业素质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的品质取决于产业素质,提升产业素质就必须大力提升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当前,中国的国力要素发展仍然不平衡,总体上呈现硬实力“量大质低”、软实力“量小质低”的状况。从文化入手,既要夯实经济发展的文化底蕴,更要用现代科技文化来推进产业更新和科技创新。

　　从文化入手,就是要用文化来滋养人心、提高国民素质。产业素质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和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仍然偏低。例如,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世界平均值是0.282,我们刚好达到这一平均水平;　而美国是0.821,德国是0.399,日本是0.555。

　　从文化入手,就是要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成长力。在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增强文化自信,并指出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文化自信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