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关于陈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云（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 从东南到西北》，明月出版社出版，1册61页，32开。

　　《长征两面写》，大文出版社出版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近日，上海《劳动报》报道：8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在沪首映，纪录片公布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篇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亲历记《随军西行见闻录》。 

　　这本红色出版物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多种版本流传和珍藏情况以及手抄本被发现的新闻报道，再次唤起人们对长征的记忆。 

　　第一版在苏联出版 

　　1934年10月，陈云随红五军团一起长征。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共中央秘密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及在上海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前往苏联。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署名“廉臣”。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后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的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3月出版的《随军西征记》、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的《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和单行本，现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廉臣”是谁？ 起初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文刊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陈云。 

　　最早介绍红军长征 

　　在国内外出版的描写长征的图书中，人们往往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当做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也有人说红军主要领导人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 

　　但有关长征图书文化的研究学者认为：从出版时间上看，《随军西行见闻录》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一本书。 

　　1936年6月间，斯诺到陕北采访，收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他写作的《西行漫记》英文版首次在英国出版，时间是1937年10月；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8月，1936年3月开始连载发表，7月结集出版发行，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1年多；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被看作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还要早近半年。由此可以说，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红色长征的第一人。《随军西行见闻录》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采取第三者视角 

　　陈云同志是长征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对于长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众多参与者，应该怎样真实具体生动地表现？这部书的写作，是进行了精巧构思的。 

　　初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何署名“廉臣”？陈云曾这样解释：“这篇纪实文章，为了现在便于在国统区流传，笔者只好在文中装作一个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后来又因被俘在红军中工作的医生，我在论述红军之长征时，采用的是第三者的语气。”陈云巧妙地运用了假托的艺术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 

　　采用这样一个叙述角度，一是故事的叙述者可以站在一个观察全局的位置，聚焦所观察描写对象的各个侧面，尤其是从上层看到红军长征全局的一些情况；二是可以从中立的立场反映红军长征历史活动。这种叙述方式，叙述者和他的故事、事件与时间，是统一融合的。这样的叙述观察角度，对红军将士的生活、军事策略、战斗精神的认识和表现，会更加客观真实。 

　　借用苏州评弹手法 

　　《随军西行见闻录》详细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个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史实。重点描述了红军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的生动事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 

　　陈云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表现手法融入对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描绘之中。 

　　书中这样描写红军领袖的形象：“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虽是简洁的白描，但非常细腻，既有对毛泽东、朱德形象的真切感知，也渗透聚焦者的思想和情感。书中描写领导人与红军战士平等相处、同甘共苦，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的故事细节，也颇为感人。 

　　《随军西行见闻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也是独树一帜的。（杜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