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灰色西服，笑起来双眼眯成一条缝，说话不紧不慢，还带有一些山东高密口音，大师级的莫言和蔼可亲、风趣幽默，却如其笔名一般“惜字如金”——莫要多言，一切尽在书中、尽在生活之中。

　　“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5月31日，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讲述生活点滴对他文学创作的启迪，畅谈他无尽想象背后的冷静思考。

　　苦难的生活：不幸造就超凡想象力

　　近日，莫言在智利驻华大使馆授权智利方将自己的代表作品之一《生死疲劳》改编成话剧，并在拉美地区演出。谈及《生死疲劳》的创作过程，莫言称最要感谢的还是童年那段艰苦的岁月。

　　“童年时的我极其孤独，在荒芜的草滩中只能与动物为伴。我渴望与天上的鸟、地上的虫交流，看着漫无边际的蓝天会浮现出无数个故事，当我成为一个作家后，我就把这一切都写进小说。”莫言说。

　　莫言这样描绘童年生活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炊烟熏得漆黑……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辍学回家的孤独感却成就了这位文坛大师超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培养了他对自然的情有独钟。

　　莫言说：“我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无拘无束地想象，但本质上却逃脱不了过去和现实的束缚。”在他的文学地标“高密东北乡”中，既有《红高粱家族》墨水河畔孕育出“我爷爷”“我奶奶”的狂放不羁，也有《丰乳肥臀》中金童的退化与软弱，更有《蛙》里乡村医生“姑姑”的矛盾与挣扎。

　　记忆中“蛮荒一片、让人倍感寂寞与孤独”的故乡成了莫言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疯狂的想象：小说是亦真亦假的文学世界

　　在莫言看来，想象力就是一个作家的灵魂。在《生死疲劳》中，他透过充满想象力的动物视角，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等牲畜的故事。“故事有些荒诞，但其中情节我是早就构思好的。想到用‘六道轮回’来布局整篇小说后，我就一气呵成写完了《生死疲劳》这部作品。”

　　对于莫言，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予的评价是：“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我早年在农村时就读过聂鲁达和略萨的诗歌和小说，初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整个人完全被颠覆了，我的一些作品中也带有马尔克斯的痕迹。”莫言并不否认魔幻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

　　莫言仍然记得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马尔克斯热”，对许多中国人而言《百年孤独》就像是一座文学高峰，每当新的译本问世后又会掀起一股热潮。

　　然而，莫言拒绝成为第二个“马尔克斯”。“高密是我的故乡，童年的经历是我独有的，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现象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想成为某个作家的翻版，既想写普世的价值，又想写出属于中国独有的特色。”他说。

　　带有想象的描写可以魔幻、夸张甚至变形，但莫言始终认为小说家的想象要服务于现实。回顾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是一个作家对社会应有的反思。

　　文学的碰撞：文化交流无法以任何形式替代

　　早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之后电视剧版《红高粱》问世。如今，莫言另一代表作《生死疲劳》也将被改编成话剧。对此，莫言认为更加多元的艺术形式有助于提升文学作品的传播，但他本人的每次授权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希望改编后的作品依然能带给读者思考。

　　在智利驻华大使馆的授权仪式上，莫言说：“中国和智利地理距离非常遥远，但心灵距离很近。这都要归功于像聂鲁达这样的文学大师，通过他们的笔，我可以真实感受到拉丁美洲的风情和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

　　作为唯一的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如今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名片。谈到对外文化交流时，莫言始终坚信文化艺术没有优劣之分，不同的历史和社会造就不同的风土人情，从事文化创作的人要“向生活学习，向历史文化传统学习，向国外的文化学习”。

　　成名之后，莫言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责任，如今陪伴家人的时间愈发少了；自己扎根农村，是个农民，如今在城市中参加各种活动，有时也身不由己；奖项是短暂的荣誉，一个作家还是需要拿出更多的作品……

　　最后，莫言不改往日的幽默，笑称智利口感好、价格实惠的葡萄酒已经征服了自己的味蕾，收获好剧本的同时，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获赠了两瓶智利葡萄酒。　(记者倪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