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殷立飞 实习生／李梦醒 发自广州

 

　　去年，由纽约大学教授熊玠主编的《习近平时代》登上《纽约时报》。近期，《学习时报》选载了《习近平时代》的部分内容，其中“中共的领导力从哪里来”引发了社会各界热议。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党的领导力？当前，党的领导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南方》杂志邀请广东党建理论的专家学者们，一起对相关问题做专题探讨。

　　反腐会从根本上提高党的领导力

　　《习近平时代》引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一句话：“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10年你就反不动了。”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在反腐和立规矩上动真格，下大气力，一反到底。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南方》：什么样的反腐，才能称得上“动真格”的反腐？

　　郭文亮（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看现在的反腐是不是动真格，有这么几条标准可以参考。第一，要看是不是有腐必反。现在看起来是做到了，在不同级别、不同地域、不同岗位上都做到了。苍蝇老虎一起打，退休也不等于安全着陆。第二，要看是不是常态化反腐。现在的反腐形势，已经习以为常了，经常都会有腐败官员下马，而且不仅是一些大案，还有一些例如公车私用、违反八项规定的腐败现象也被揪出来。第三，要看是不是制度化反腐。打了很多老虎苍蝇，老百姓是认同的，但还要相应的制度作保证。不仅要打老虎，还要防止产生新的老虎。现在推出很多新的制度，比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既有需要达到的上线和目标，又有不能够做的底线。其中很多制度机制，十分详细，很多行为都有了参照标准。

　　《南方》：目前，反腐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成绩，机遇是什么？

　　郭文亮：反腐的机遇很重要，现在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绝佳的时候。当前的腐败势头很严重，但还没有到不治之症的地步。这是一个反腐的绝佳时机，也是一个拐点，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真可能就会错过了。另外，现阶段，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快，社会稳定，所以人心稳定。由于有了稳定的环境，腐败分子无法利用社会不稳定来挑动社会神经阻碍反腐。假如我们的经济环境每况愈下，就业不稳定，社会不安定，就难以获得一个反腐的良好大环境。腐败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党员群众的反腐热情被激起来后，再加上很多新技术，为反腐提供了很多便利，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反腐的成效。

　　《南方》：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腐，对党的领导力有什么影响？

　　郭文亮：反腐对党的领导力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在反腐前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在这些腐败的大案要案面前，在如此大规模的腐败问题面前，党的形象会被腐败分子影响，受到一定的损害，对党的领导力有一定的弱化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着反腐的深入，办事不用送礼了，市场效率就会提高。那些被充公的赃款可以用于发展公共事业，用于经济发展。又会从根本上提高党的领导力，对整个社会风气起到改善作用。所以，反腐要深入下去，并把一些清正廉洁的干部选拔上来，相辅相成，从根本上提高党的领导力。

　　《南方》：在本轮反腐和作风建设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郭文亮：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铁腕治腐的决心和意志。十八大后，打破了很多反腐纪录，例如“刑不上常委”、退休就“安全着陆”等。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这些成绩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二，充分发挥了中纪委和巡视组的作用。在查办案件和纪委书记的选用上，纪委有了高度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十八大后，巡视组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被巡视过的地方，都会发现很多问题，查办一些人。第三，反腐的制度机制相继跟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治标可以为治本赢得时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就是希望先把老虎打掉，扫除落实制度的障碍，让制度去真正发挥作用。

　　《南方》：要巩固反腐和作风建设的成绩，中国共产党还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郭文亮：根本来讲，就是要逐渐实现法治反腐，但这需要一定的过程，不可能等到法治完善后，再行反腐。首先，要有一个反腐的顶层设计。依法依规打击腐败，要和选人用人机制相结合起来。要防止边腐边打、边腐边升的状况。逐步建立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还要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充分保障他们合理的利益，让他们不想腐，真正把人才吸引到公职人员队伍中来，为社会服务。其次，要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建立权利分离、权力制约和权力协调的机制。最后，要妥善处理腐败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完全按照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之前的一些行为，很多都是失范行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或在一定期限范围内去处理这些遗留问题，反腐会影响到权力正常的运转，对领导力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可以对一些历史的问题，采取历史的处理办法。既保证反腐的继续进行，又保证整个权力的运行效率。

　　良好而富有自身特色的学习机制

　　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这么写道：“丹麦学者柏思德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中共的适应性关键在于中共的组织调适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学习。”认为这种组织的协调能力，能够防止僵化，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

　　《南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有哪些重要特点？

　　谢迪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既符合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学习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形成了较强的学习自觉性，高度重视学习在党的自身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历代主要领导人，对学习的重要性都有着充分的论述，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把学习放在实践工作的先导地位来要求和重视；二是建立健全了系统、完整的学习机构和平台，形成了从中央党校到省、市、县四级党校为框架体系的学习机构，成为保持中国共产党学习理念和学习目标实现的组织保证；三是形成了良好的学风，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非常强调改进党的学风，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的基础上，坚持研究和思考中国实际问题的实事求是学风，实事求是也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校的校训。

　　《南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如何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调适能力？

　　谢迪斌：良好而富有自身特色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机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自我调适能力，保证在复杂条件和环境下，带领人民群众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经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考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有效的学习机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思想统一性，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在理论观点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共识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不会因为个人的错误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多次非常危急的关键时期，但都能转危为安，在曲折中前进，而不会像苏联共产党那样遭遇全面失败。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学习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自觉性和政治坚定性。其次，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在自觉学习中形成的良好学风，对于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本土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模式，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再次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了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任何一次错误的纠正，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完成的。这就说明这个党有着很强的自我纠正错误的勇气和能力。这种勇气和能力，来自于在学习基础上形成了理论上的彻底与行动上的磊落。

　　《南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对党的领导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谢迪斌：良好而富有自身特色的学习机制，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首先，良好的学习机制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能力。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出符合规律的路线政策与战略举措。其次，良好的学习机制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能力，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能够摆脱各种旧的观念的束缚，以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去面对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学习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创新的理论思维能力。再次，良好的学习机制促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理论自觉和政治坚定，与人群众站在一起，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完成党的各项任务，提供丰富的资源。

　　《南方》：目前，中国共产党学习机制中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谢迪斌：党的事业在不断发展，新的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在坚持和发扬传统经验的基础上，也需要随着党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结构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调整与完善。首先，要更新学习的内容，除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之外，重点要加强广大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的学习和理解，尤其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其次，要创新学习的形式，除了传统党校系统的学习形式之外，还要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媒体技术，形成适应现代社会交往方式和知识生成的学习方式。再次，切实提高学习的实效性，力戒学习中的形式主义、走过场现象，真正把学习落到实处，提高学习中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

　　把基层工作作为干部成长的必要经历

　　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之处在于“既要保持先进性，不能搞‘尾巴主义’，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脱离群众”，由此保持良好的领导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丰富的基层经历”十分推崇，认为基层的实践经验是中国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南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领导干部“丰富的基层经历”呢？

　　林雄辉（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了人民。总结党的成长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联系群众，就大的教训就是脱离群众。基层与人民群众最贴近，最能体验到人民群众的冷暖与好恶。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不仅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要求，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延续。密切联系群众，要求的就是要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我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我党的大多数干部，都是从基层培养锻炼选拔上来的。党的群众观念的确立，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体会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落实，没有基层工作经历，扎不下根。我党提倡干部要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是为了保证我党后继有人，保证我党永不变色，保持我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要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就是强调党的传统作风的继承，强调党的宗旨的落实，强调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强调朴实真挚的一线作风。基层工作经历，是党的干部成长的必要阶段；而有无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则是检验与说明在基层工作的收获。

　　我党的大多数干部就应该工作在基层。基层工作做好了，党的群众基础也就扎实了。基层是人民群众的天地，基层是干部成长的摇篮。基层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力根基。

　　《南方》：在丰富党员干部的“基层经历”上，中国共产党有哪些好的经验？

　　林雄辉：首先，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优良传统与作风肯定和延续下来，在党员中明确要求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第二，在党章中独立有一章“党的基层组织”，明确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第三，历届领导人都关心基层、来自基层，而且动员和支持自己的亲属深入基层，比如毛泽东要求儿子毛岸英到基层锻炼。第四，党的领导人有许多著述，谈密切联系群众、谈基层工作的重要性。第五，党有一系列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改变工作方法、深入基层一线的文件。第六，始终把基层工作作为干部成长的必要经历，通过到基层挂职锻炼等方式培养干部，把基层经验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