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今天，经济结构性问题研究比较充分，但是社会结构性问题还刚刚开题

　　尽可能地调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也要学会利用好社会政策等工具

　　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如果不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减损，我国不但会失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还有可能丧失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机遇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既要促进低收入群体向更高收入等级转移，又要尽量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向更低收入等级下降

　　社会结构是由各种社会政策长时间作用的历史性结果，是一种“慢变量”或者是基础性变量，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是无法调节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特别强调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只着重调经济结构，只擅长利用经济政策工具，而是要同时尽可能地调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也要学会利用好社会政策等工具。

　　我国人口转变呈现出新的趋势，给经济运行各个环节和各主要方面带来深远影响

　　人口老龄化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劳动力传导机制失效。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10.3%，进入国际公认的老年型社会。今后四十年，老龄化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7%左右，老年人口规模达到4.4亿左右。

　　与此同时，少子高龄化趋势日益显著。2000～2012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由22.9%快速下降到16.6%，少子和无子家庭显著增多，已经成为中度少子化社会。与少子化相伴随的是日益临近的高龄化。201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为17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9.8%；2020年增长到27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1.7%，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在我国人口达到峰值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已先行达到峰值水平。2012年我国15～59岁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减少，比上年下降345万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现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2030年后下降和老龄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速。

　　当前，我国人口转变呈现出新的趋势，给经济运行各个环节和各主要方面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效降低了人口抚养比，劳动力总量的潜在优势不断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有力支撑了我国跃居“世界工厂”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然而，政策带来的红利在积累释放了三十多年以后，正趋于弱化和消逝。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表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有可能从目前的9%下降至7%左右，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力持续减少对我国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冲击。

　　二是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影响国际分工地位。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个体的生产率呈先增后降的发展态势，一般在40多岁时达到峰值，此后会明显下降。经济增长研究显示，人口和劳动力的老龄化，会加重社会负担，影响社会活力，明显弱化全社会的创新创造能力。这表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如果不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减损，我国不但会失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还有可能丧失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机遇。

　　三是人口结构变动显著影响消费需求，也蕴藏着房地产市场风险。生命周期理论表明，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居民储蓄率的变化也呈先增后降的倒U型路径，在进入中老年阶段后，人的储蓄率会降低，消费支出占比会提升。然而，由于退休金替代率的下降速度更快，绝对消费支出水平往往会出现下降。与青年型社会相比，老年型社会的总消费规模反而更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小型化相伴随，短期内因家庭总数增加而刺激住房需求、推升泡沫；而从中长期看，人口减少最终会导致住房需求下降，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

　当前的分配结构，不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明显不利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制约了新的需求增长动力形成

　　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扩大消费需求：购买力传导机制失效。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呈下降态势，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呈上升态势。1992～2013年，居民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份额从66.1%降至61.6%，累计减少近5个百分点。同期，企业收入份额从17.4%升至25.3%，累计提高近8个百分点；政府收入份额从16.6%升至17.5%，累计提高近1个百分点。

　　政府部门在再分配环节的增收，得益于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二者分别占政府经常性转移收入的46%和54%。收入税中2/3来自企业，1/3来自居民。社会保险缴费来自于居民部门，而且缴费收入规模仍然大于社会保险福利支出规模，前者比后者高出25%左右。也就是说，在再分配环节，政府从企业和居民两大部门获取转移收入（分别贡献30%和70%），再将转移收入中的40%左右返还给居民部门。

　　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关键是要实现低收入群体较多、底层社会有固化趋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低且不稳定的“上字型”社会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转变。既要促进低收入群体向更高收入等级转移，又要尽量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向更低收入等级下降。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形态为“上字型”，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大部分人都处于社会平均收入以下。2013年，按照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中，居于中间位置的2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18元，而城镇人均为26955元，平均数比中位数高出了10%，大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在农村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为7942元，而农村人均为8896元，平均数比中位数高出了12%，农村地区大部分人的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偏小且不太稳定。按照三口之家人均收入2万元的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只有10%左右，而且这部分群体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十分不稳定。以5年为一个周期，他们向更低收入组转移的概率在40%左右，向更高收入组转移的仅占1/4，能保持在原等级的只有1/3。

　　三是低收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阻力较大。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户，2/3以上都会在5年的周期内维持其收入等级，向更高收入组移动的概率仅略高于30%，而美国的后一个比重为50%，英国和芬兰为60%左右。在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居民在各收入等级之间转移的状况应该更加活跃，而我国的情况是向下迁移的概率偏高、向上迁移的概率过低，中等收入群体不稳定，低收入群体进入更高收入等级的难度较大，底层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固化和刚性化趋势。

　　社会治理结构给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发展质量还有待提高，社会组织的活力还有所欠缺，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仍大有空间。2014年我国社会组织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0.21%，占GDP比重在千分之一左右（也有研究指出官方数据低估了我国社会组织GDP贡献率，认为实际占比在千分之七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全球平均水平。在规模上，当前我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不足5个，同样远低于发达国家（日本97个，美国63个，新加坡18个）。

　　在“互联网+”行动积极推进下，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融合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互联网在使得识别社会风险点的渠道更宽广的同时，也带来社会风险点明显增多，传导更快，预判和应对的难度有所加大。当前社会治理中信息化手段运用还相对不足，信息化建设较为滞后，尚未形成信息共享、互联互通；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搜集舆情、获取民意的机制尚不健全；运用互联网提升决策能力还不完善。

　　一般说来，常规周期性问题大多是总量性问题，可以用总量性改革为主的政策和措施来加以解决。但是，导致周期混乱或者周期拖长的问题往往大多是结构性问题，需要用结构性改革为主的政策和措施来加以解决。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经济结构性问题研究比较充分，但是社会结构性问题还刚刚开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作者：杨宜勇 顾严 万海远 魏义方 分别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