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经济是大国经济发展之本。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是中央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强大必须靠实体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总结“十二五”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十三五”时期我国要紧紧围绕制造强国的战略部署，坚持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切实打牢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成就斐然

    “十二五”时期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出各种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振兴制造业的规划。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并呈现出明显的服务化趋势，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特别是在“三期叠加”深刻影响下，我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风险不断积累。面对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打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成为应对发展挑战的必然选择。

    “十二五”期间，我国实体经济在面临巨大压力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庞大的实体经济盘子，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是粮食连年增产，总产量从2010年的54648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62143万吨。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25%，是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2倍多；二是工业量增质更优，工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6.1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2.8万亿元，年均增速达8.3%，超过“十二五”规划年均增长8%的预期目标。2013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达20.8%，自2010年始连续4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三是货物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从2010年的2974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3030亿美元，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目前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约占世界的11%；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通车运营的铁路里程从2010年的9.12万公里提高到2014年的11.18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7.41万公里提高到11.19万公里，移动电话普及率从64.4%提高到94.5%，互联网普及率从34%提高到47%，光纤宽带网络和3G网络覆盖所有城镇。如果以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总值作为宽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实体经济规模为30.01万亿元，2014年则扩大到42.2万亿元。“十二五”期间，我国保持了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牢固占据了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

    “十二五”期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增加上，更体现在质量改善上。从高新技术发展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取得了探月“嫦娥”、入海“蛟龙”、中国高铁、“天河一号”、国产大飞机C919、“天宫一号”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了高精尖制造业复杂性生产能力的突破性发展。从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即使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201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增速明显高于采矿业等传统行业。“十二五”期间，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从节能减排成效看，2010—2013年全国亿元GDP能耗从0.81万吨标准煤下降到0.66万吨标准煤，亿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0.009亿立方米下降到0.0067亿立方米，分别下降18.5%、34.9%，均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二、坚持打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对危机冲击的宝贵经验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理论上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在现实经济中，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意义往往在遇到危机后才被深刻认识到。在实体经济发展上，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都给世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国内外的发展实践业已证明，大国经济唯有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毋庸置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虚拟经济出现迅速发展，并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十二五”期间发展实践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尽管成就显著，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盈利水平尤其是制造业盈利水平不断下降，小微企业面临成本高、税费重、融资难、招工难等一系列生产经营困难，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盈利能力相对提升，其中蕴含的虚拟经济成分增长迅速。与此同时，国内针对虚拟经济也存在不少争议。从问题的性质看，争议的焦点不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这一现象本身，而是这种脱离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从理论上分析，以金融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发展，通过发挥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转移和信息显示等基本功能，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广义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虚拟经济本身是可以单独进行交易的，其交易不仅比实体经济更具流动性，而且可以跨时空。虚拟经济所具有的跨时空的快速流动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发展滞后于虚拟经济，从而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成为常态。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发展加快，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虚拟经济跨时空的流动性，因而促进和加剧了与实体经济的脱离程度。如果将经济活动分为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在信息流支持下资金流可以脱离物流并快于物流单独流动，也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当“以钱生钱”的资金流脱离“以物生钱”的物流而自我循环时，一旦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利润增速无法支撑虚拟经济中快速膨胀的“以钱生钱”欲望时，经济泡沫就会越来越大，金融风险也会随之增大。金融危机的作用在于对这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过度脱离进行强行纠正。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上述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本质上基于并最终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因此，经济发展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导向和关键，就在于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状况确定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动态调控虚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促进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我国而言，随着工业化进程、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十二五”期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总体上相对落后于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如果仍以前述实体经济规模口径计算，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73.7%下降到2014年的66.5%，而同期货币供应量M2比GDP的倍数从1.78倍上升到1.93倍，说明“十二五”期间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离程度在加大。但从产业结构演进看，两者之间分离程度加大的趋势与我国总体上经济服务化趋势相一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迄今为止，我国经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表明这种脱离程度也在合理区间，仍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

    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因而保持了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在“十二五”期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出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出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到2015年5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推出《中国制造2025》，中央多次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着力推动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充分体现了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说，坚持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认识最深刻的宏观调控经验。

    三、“十三五”时期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还不是世界工业强国，反映在实体经济总体发展上则是“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出现下降，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高，产能过剩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痼疾，适应新常态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形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既面临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也面临新兴经济体的低端挤压。推进实体经济由大变强是“十三五”时期的重大任务。

    “十三五”时期，推进实体经济由大变强，战略重点应从总量扩张转向能力提升，核心在于坚持创新发展，提高实体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部门，要围绕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展农业多种功能，逐步提高农村经济自生发展能力。在工业部门，要以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为契机，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承载高端要素的功能，推动工业发展模式由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和规模扩张向技术创新和创新驱动转变，推动工业生产模式由粗放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模仿创新向精益化生产和自主创新转变，从而全面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在服务部门，要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等改革，在降低准入门槛的同时促进行业内竞争，着力提升服务业的内涵、质量和效率，为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此外，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以两化融合促进实体产业之间互融发展，从而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创新发展能力。

    围绕上述战略转变，“十三五”期间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须对政策着力点进行相应调整。首先，全面营造有利于实体企业发展的环境，重点激励实体企业的创新行为。要不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着力完善服务中小企业的共性技术研究体系和科技公共服务体系，鼓励企业从重产品创新向重工艺创新转变。

    其次，与促进资源集中和培育大企业同步，重点营造公平竞争生态，催生和促进多元化市场主体成长。要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行业性垄断，推动创新性资源配置的重点向大企业和高技术小微企业并重转变。

    第三，在优化产业数量比例关系的同时，更要重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要突破传统的“产业结构对标”思路，消除政府对要素流动的过度干预，减少部门垂直管理带来的产业融合障碍，促进三次产业间和各产业内的技术融合、商业模式融合和政策协调。

    最后，既要重视金融政策创新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更要重视金融体系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推动金融业务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协调发展，着力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发展的国民经济运行机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