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轶伦

■当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下定决心要批判“两个凡是”

■作为文人，我不能为国家献出别的什么力量，我要拿起手里的笔。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需要有人出来正本清源的当口，那正是我辈的使命

■最后见报的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83岁的胡福明在自家客厅坐着，方桌就摆在玄关位置。任何来客一进门就能看见老爷子的桌面，从右到左摆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最新一期的《新华文摘》《求是》杂志。第二排，依次是当天的《人民日报》，插着国旗和笔的笔筒、水杯、一罐风油精。最靠近胡福明身体的位置，摆着一沓绿格文稿纸。压在文稿纸上的，是一副眼镜、三只打火机、两包香烟，和胡福明被香烟熏黄的左手。

40年前，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被书本、文稿纸和香烟围绕的场景中，胡福明作为作者之一，一手夹烟，一手修改着当时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子。文章经多人修改刊出后，在邓小平的领导、支持下，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这场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篇文章也影响了胡福明。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后，他一路官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但如今，在江苏省机关大院的这间屋子里，他依然喜欢别人用“老师”而不是官职称呼他。

书生本色，是他在意的身份。这个无锡贫苦农家出身的少年，多次用“匹夫有责”来解释自己40年前的举动。而若再往上追溯，或许能看到无锡读书人对这位小同乡的影响。读书人的天职，终其一生，就是用生命阐释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22个字的理解。

而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武器，是思考与表达。胡福明房间里的香烟，某种意义上就是他脑海中思考的外在表达，以每一小时抽掉7根烟的速度，他坐镇桌前。

曾是吃不饱饭的苦孩子

解放日报：您也做过记者？

胡福明：做过实习记者。我是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到了1958年，新闻系的学生要开始大实习了。

在《北京日报》实习的时候，我去了潮白河一带，看到麦田里深翻密植，还在四周架起了探照灯日夜照着庄稼，说是为了增加光照、提高亩产。当时听人说，这一亩地里下了600多斤麦种。我是种田人家出身，在我家乡，小麦亩产200斤已是不得了，所以听说小麦亩产目标要达到3000斤，我又高兴又怀疑。我到田里一看，那些已经长出来的麦秆像丝线一样细。我就想，这样的密植，来年会颗粒无收的。但在当时，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敢说。

但我还是尽量说了一些真话。比如当时在农村采访，我发现耕牛过冬的草料准备不足，就写了一篇报道，并配短评。报道刊出后，北京市委相关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各生产队尽快为耕牛配足过冬草料。由此我就想，尽量发现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尽量推动它解决。

解放日报：您说您是种田人家出身，小时候您自己也下过田吗？

胡福明：下过。我老家在江苏无锡长安乡胡巷村，家里世代是农民。我有8个兄弟姐妹，但因为太穷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被送人，两个弟弟病死。我上到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交不出学费，校方不让我升五年级了，我就只能失学在家帮父亲种田。

但我太想读书了，因此空闲时，我抱着弟弟到学校墙角外，听老师上课和同学读书。有一次，父亲在学校墙边找到我，十分生气，打了我一巴掌。我没哭，但父亲流眼泪了。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后来秋收后，我家交清了拖欠的学费，才又让我复读。可能因为失而复得，我读书非常用功。1949年，无锡解放了，靠着政府助学金，我读完了初中，成为长安中学第一届毕业生。

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共产党。那是1944年，一天我放学时，看见一群伪军绑着一个人向我家所在的方向跑去，后面跟着一队日军士兵。他们到了一家人家，就冲进去，却扑了一个空。原来这户人家是共产党员。日军就是来抓他们的。但就在日军到来前几分钟，他们得到通报，赶紧从后门逃走了。但是这家人还在吃奶的儿子留在房间的摇篮里，要回去再救已经来不及了。好在他们本家的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自告奋勇，从后门跑进去把孩子抱了出来。伪军当时看见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孩子走，也就没有留意。小女孩的勇敢受到全村人的称赞。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人民是多么可爱可敬，他们和这个国家是同命运的。

解放日报：无锡解放了，终于能吃饱饭了吧？

胡福明：是啊，共产党来了，无锡解放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从长安中学毕业后不久，我报考了无锡师范春季班，到了学校，能免费吃饭。我都17岁了，人生中第一次能吃饱饭，很感慨。我记得，我们当时过年，家里贴的春联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中间贴一个“福”字。这是贫苦农民的真心感受。

从无锡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江苏省总工会工作，不久国家号召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干部去考大学，我在1955年考上了北京大学，被分在新闻专业一班。

北京的冬天，半夜达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我一个南方人，没有棉鞋、没有袜子，只有一条单裤，夜自修后，总裹着棉大衣一口气从阅览室跑回宿舍。但我对生活很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三餐都是一大碗米饭，吃得饱饱的。每月2元生活费，能买铅笔、牙膏等。四年大学，除了1957年暑假回家，其他寒暑假我都留校读书。一是为了省钱，二是觉得读书机会实在来之不易。

大学毕业后，本来我是一心要去当记者，但老师让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读书，1959年9月报到。我特别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毛泽东选集》。我很重视他们写文章的历史背景、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具体地把握文章的内容和精神实质、文章所起的作用和意义。

1962年，我从研究班毕业时，学校多次动员我留校，但恰好有去南京大学的两个名额。就这样，我到了南京大学工作，当政治系（后来是哲学系）的老师。

那正是我辈的使命

解放日报：继1949年之后，1976年对您而言又是一个转折点吧？您所在的南京大学曾率先发起纪念周恩来总理活动。

胡福明：从南大开始，南京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成为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之一。当时来自民间的这些声音，只能用人心向背来解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变革的重大机遇，要改弦易辙，即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变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辙。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应该为推动历史的转折尽自己的努力。因此，我自觉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我是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在“文革”中被打倒、去打扫厕所、去工厂劳动。当时很多教师都和我面临同样处境，感到莫大屈辱，同时又感到眼前这种不合理的状态迟早会改变。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我觉得是我经历的第二次解放。我能做的就是从政治思想和理论方面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谬论，恢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我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后来又在江苏省委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两次发言，分别被《人民日报》《新华日报》报道。随后我又写文章批判“四人帮”，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76年第四期起的一年多内，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批判“四人帮”。这四篇文章分别是《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与陆夕书合作）以及《“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

解放日报：这一段时间，也正是“两个凡是”被提出的时候。

胡福明：是啊，我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后不久，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我当时就有点懵了。我反复阅读这篇社论，感到“两个凡是”就是这篇社论的主题，没有一点拨乱反正的意思，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还要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要坚持。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不服。

一下子，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寸步难行，揭批“四人帮”的热潮也骤然降温，如果“两个凡是”不消除，那么谈论现代化建设是没有希望的，还谈何改弦易辙？再拖下去，人民受不了，国家受不了。当时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我下定决心要批判“两个凡是”。

解放日报：您当时是自觉要去做一个战士？

胡福明：是的。我是有意识的。

解放日报：时局风向未明，您当时又已经有了家庭和孩子，“文革”期间还吃了苦头，好不容易重新走上讲坛，您不怕失去教职？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心吗？

胡福明：没有一次斗争是没有牺牲的。

解放日报：您当时在课堂上也表达这些观点吗？

胡福明：在课堂上不能讲得这么明确，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作为文人，我不能为国家献出别的什么力量，我要拿起手里的笔。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需要有人出来正本清源的当口，那正是我辈的使命。即便我不挺身而出，也一定会有人出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真理标准只有一个

解放日报：当时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是在病房里酝酿出来的？

胡福明：对，那是“文革”结束后第一个假期，1977年那年，南京的夏天特别闷热。我的爱人张丽华被查出有一处肿瘤，我顿时慌了。好在后来爱人住进医院，医生诊断为良性肿瘤。晚上就是我去陪夜。一个病房里住了四个女病人，我一个男同志，也不方便进去，就在医院的走廊里，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分批带到医院，借着楼道的灯光，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语录都标出来，查出三四十条，然后就蹲在凳子上构思文章提纲，将标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到下半夜我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儿，醒了改，改了三次。一周后，爱人出院了，文章提纲也写好了。到8月中旬，我的初稿写好了。

在此之前的1977年春天，江苏省理论界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理论座谈会，我在这个会上做了发言。休息时，《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向我约稿。所以在写完这篇文章后，我想到了王强华，大约在1977年9月初，把文章寄给了他。1978年1月中旬，王强华寄来一份《光明日报》大样，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清样，并附带一封信，让我做点修改，我做了补充后寄了回去。当时都是通过邮局邮寄，又经过了五六个来回，文章从求稳妥转为有战斗力。

解放日报：后来见报的这篇文章的标题里，为什么加上了“唯一”两个字？

胡福明：那是到了1978年4月下旬，我和南大的几位老师一起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哲学讨论会。一到北京，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社，当天参加会议的除了王强华，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孙老师是我在人大读书时的老师。杨西光说：“这篇文章本来要在《光明日报》4月哲学版刊出，我看后感觉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学版发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讨论这篇文章如何修改，请大家提意见。”大家纷纷提出意见。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哲学讨论会参加讨论，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开车把我修改后的文章拿到报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样送过来。这样来来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等人花了很大功夫，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气。最后见报的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在北京参会结束后，杨西光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他两次到我房间看我。1978年5月1日前两三天，他来看我时说，文章修改到现在，署名还是胡福明，但发表时想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你看行不行？我立刻表态说当然同意，胡福明名不见经传，但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影响和作用完全不同了。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

发表时的文章题目里的“唯一”两个字是从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来的。毛主席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个“只有”“才是”就说明真理标准只有一个。

解放日报：当时想过没有，这篇文章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吗？

胡福明：1978年，我去北京开哲学讨论会时，住在一起的几位老师中，有一位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黎克明老师，那段时间，我晚上修改文章，他都看在眼里。他提醒我说：“老胡啊，你已经卷进高层斗争了，风险很大啊！”我说我心里有数，你是支持我的观点的，我坐牢你要送饭。他说那当然，你坐牢我肯定会送饭。

文章见报时，我已经回到南京。一天早上，我和爱人一边在厨房烧早饭，一边听到中央电台在广播这篇文章。我很高兴，酝酿差不多一年的文章终于出来了。当时南大很多老师都知道我在北京期间修改这篇文章，都很赞成我。文章刊出伊始，社会上还有人指责，但江苏省委、南京大学党委都没有对我施压。我想经过十年“文革”，大家都会独立思考了。后来的一切，大家都看到了，一篇文章，能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40年过去了，也有人说，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篇文章理论价值并不很高。我也认同，我当年没有考虑理论价值，只想推动拨乱反正。

文章刊出后，江苏省委调我到宣传部工作，我写了封意愿书，提了6条理由，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大学。1982年11月，我还是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其实从内心来说，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学校园做学问，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我想说的是，我是无锡人。历史上，无锡人顾宪成直言敢谏，更写下过“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名联，为人传颂。我从来不说我是理论家，但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理论工作者。

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一个知识分子，我的使命是什么？许多今天的人们看来十分正常的思想认识、自由表达，在特殊时期却是来之不易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始终说真话。注意，不仅仅是说实话，是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