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理论需要大众化：通俗些 再通俗些 作者：赵强
发布时间：2018-10-26 浏览次数：1162次 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在很多人眼里，理论不是“软”的，而是“硬”的，让人感觉莫测高深，难免敬而远之。这种认识，也是有道理的。理论当然要过硬，它的职能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自己不过硬，被现实一碰就碎，又怎能占据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思维空间？所以，如果说理论天生就是“硬”的，就该有一颗“硬核”，这话也是没错的。但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外壳也必须是硬的。理论要面向不同人群，尤其是要面向普罗大众，它的呈现方式，绝不只有“硬”的一面。或者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理解、接受，理论需要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如果外表坚硬、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人们连感知的兴趣都没有，理论还何谈说服人、教育人、武装人？
总体来看，那些让人爱不起来的理论文章常常存在一些共性：哗众取宠的观点、晦涩难懂的逻辑、因文害意的修辞、诘屈聱牙的术语。久而久之，生生把真问题搞得像伪命题一样，面目可憎，拒人千里。又或者，把伪命题包装得像真问题一样，煞有介事，故弄玄虚。一些理论工作者脱稿发言或是私下聊天，观点很有见地，表达极为通俗，甚至可以说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但是，他们的理论文章却四平八稳、鲜有特色。经过了解，他们的回复几乎惊人一致——不这么写，感觉就不像理论文章。我们是不是对理论文章本身有什么误会？或者说，是不是觉得理论文章不板着脸、不掉书袋、不抄原文，就不够深刻，不够深沉，不够深邃？是不是还有一种扭曲的认知，觉得理论文章太容易看懂，就说明不够专业、不够水平？在这里，需要理清几个问题：
一、理论为什么要通俗？
理论需要大众化。我们正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好理论大众化问题，具有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有一段经典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实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掌握最广大的群众。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和比对中，具备难以辩驳的逻辑性和不可战胜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同样是科学，而且是符合中国实际、顺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言，是一种“彻底”的理论，是能够说服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原本就是雄浑的、深刻的、壮美的、动人的。
但是，如果理论宣传脱离群众、凌空蹈虚、自娱自乐，不考虑大众的认知水平、接受习惯、思想症结，岂能让大众愿意接近？如果理论宣传只是枯燥的说教、抽象的推理、空虚的展示，又怎么能让理论掌握群众？
二、理论能不能通俗？
当然能！一定能！
将抽象的理论问题，通过逻辑转换和对接，使其呈现具象化特征，往往可以把理论问题讲得通俗易懂。比如，一些人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奉为“普世价值”，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应当对此“照单全收”。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笔者曾尝试以中餐和西餐类比。
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是由于特定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特产、饮食习惯等多重影响而形成的饮食类型，各自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中餐和西餐都有值得对方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中餐更合中国人的口味，西餐更合西方人的胃口。
如同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营养一样，民主、自由、人权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吃中餐还是吃西餐，都只是形式和方法的问题，并非内容。将民主等同于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坐庄，不仅混淆了形式与内容，也把“民主”这个重要思想概念化、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了。这样的民主并不为人们普遍接受，本身就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大讽刺。
还比如“异化”问题。劳动的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但是，要想搞懂“异化”范畴，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群众自有群众的智慧。就拿课外辅导班来说，学习原本是丰富思想、提升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许多孩子，被家长安排了各种补习班，放学后、假期里，来回奔走于各个教室，许多孩子苦不堪言，家长也跟着精疲力尽。这样的学习，就是典型的学习的“异化”。
所以，只要多一些主观动能，多一些思维转换，理论的通俗化是可以实现的。
三、理论怎么通俗？
著名报人，新民晚报原总编辑赵超构先生在谈到理论宣传时说到“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这个“短、广、软”，给了我们一个思路。2010年5月12日，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要积极倡导、大力弘扬优良文风，在“短、实、新”上下功夫。这为理论宣传通俗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具体而言，理论宣传通俗化有三个着力点：
一是形式。我们说形式通俗，通常是说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群众是最讨厌凡事都三大点套三小点再套三小小点的。毛主席的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绝不为了所谓体例的平衡，把文章的各个部分扯的一般齐。多一些开门见山，少一些穿靴戴帽，有理讲理，有事说事，群众是欢迎的。中国语言，特别是诗歌，讲究音韵美，也讲究建筑美。建筑美，美就美在错落有致、参差不齐、变幻多端。写文章，如果总是为了所谓的均衡，硬要把几句话能说完的部分，抻得跟别的部分一样长，很容易令人生厌。
二是语言。毛主席是文章大家、语言大师，他总是能够适应听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用大多数人能听懂的方式，阐释深刻的道理。在讲《矛盾论》时，毛主席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举例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这就一下子拉近了复杂的哲学问题同一帮“泥腿子”的距离。
三是思维。这最关键！用中国字写中国景，写出中国味，不算什么本事；用外国字写外国景，写出的却是中国韵味，那才是本事。这就是从思维角度考虑通俗化的问题。同样的理论问题，面对国外受众，是一种讲法，面对国内受众，需要另一种讲法，这样做，才能通俗化。如果说形式和语言的通俗化是外在的，相对也是好落实的，那么从表达思维和接受思维的对接上考虑通俗化，就是内在的，需要花点功夫去琢磨的。
归结起来说，理论的大众化不到位，症结还是出在作风不扎实、学风不深入、文风不通俗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批评了“‘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批评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学风。在《反对党八股》中，毛主席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其中，绝大多数同时也是文风问题。这些经典论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最后，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注意。通俗，但不能庸俗！现在，各种新媒体平台方兴未艾，一些理论宣传借助这些平台，确实可以更好地占领阵地，赢得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但在做这方面工作时，如果把通俗化演变成观点的刻意迎合、语言的装嗲卖萌、形式的花里胡哨，就有可能堕入庸俗的泥潭。眼下看似能吸引一些流量，但是如果理论本身不够“硬”，身段再“软”，也会令人生厌，久而久之，反而会进一步激发受众对理论的逆反。这么做，实在是得不偿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第19期中青二班学员、《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总体来看，那些让人爱不起来的理论文章常常存在一些共性：哗众取宠的观点、晦涩难懂的逻辑、因文害意的修辞、诘屈聱牙的术语。久而久之，生生把真问题搞得像伪命题一样，面目可憎，拒人千里。又或者，把伪命题包装得像真问题一样，煞有介事，故弄玄虚。一些理论工作者脱稿发言或是私下聊天，观点很有见地，表达极为通俗，甚至可以说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但是，他们的理论文章却四平八稳、鲜有特色。经过了解，他们的回复几乎惊人一致——不这么写，感觉就不像理论文章。我们是不是对理论文章本身有什么误会？或者说，是不是觉得理论文章不板着脸、不掉书袋、不抄原文，就不够深刻，不够深沉，不够深邃？是不是还有一种扭曲的认知，觉得理论文章太容易看懂，就说明不够专业、不够水平？在这里，需要理清几个问题：
一、理论为什么要通俗？
理论需要大众化。我们正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好理论大众化问题，具有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有一段经典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实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掌握最广大的群众。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和比对中，具备难以辩驳的逻辑性和不可战胜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同样是科学，而且是符合中国实际、顺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言，是一种“彻底”的理论，是能够说服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原本就是雄浑的、深刻的、壮美的、动人的。
但是，如果理论宣传脱离群众、凌空蹈虚、自娱自乐，不考虑大众的认知水平、接受习惯、思想症结，岂能让大众愿意接近？如果理论宣传只是枯燥的说教、抽象的推理、空虚的展示，又怎么能让理论掌握群众？
二、理论能不能通俗？
当然能！一定能！
将抽象的理论问题，通过逻辑转换和对接，使其呈现具象化特征，往往可以把理论问题讲得通俗易懂。比如，一些人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奉为“普世价值”，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应当对此“照单全收”。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笔者曾尝试以中餐和西餐类比。
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是由于特定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资源特产、饮食习惯等多重影响而形成的饮食类型，各自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中餐和西餐都有值得对方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中餐更合中国人的口味，西餐更合西方人的胃口。
如同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营养一样，民主、自由、人权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吃中餐还是吃西餐，都只是形式和方法的问题，并非内容。将民主等同于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坐庄，不仅混淆了形式与内容，也把“民主”这个重要思想概念化、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了。这样的民主并不为人们普遍接受，本身就是对“普世价值”的最大讽刺。
还比如“异化”问题。劳动的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但是，要想搞懂“异化”范畴，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过，群众自有群众的智慧。就拿课外辅导班来说，学习原本是丰富思想、提升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许多孩子，被家长安排了各种补习班，放学后、假期里，来回奔走于各个教室，许多孩子苦不堪言，家长也跟着精疲力尽。这样的学习，就是典型的学习的“异化”。
所以，只要多一些主观动能，多一些思维转换，理论的通俗化是可以实现的。
三、理论怎么通俗？
著名报人，新民晚报原总编辑赵超构先生在谈到理论宣传时说到“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这个“短、广、软”，给了我们一个思路。2010年5月12日，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要积极倡导、大力弘扬优良文风，在“短、实、新”上下功夫。这为理论宣传通俗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具体而言，理论宣传通俗化有三个着力点：
一是形式。我们说形式通俗，通常是说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群众是最讨厌凡事都三大点套三小点再套三小小点的。毛主席的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绝不为了所谓体例的平衡，把文章的各个部分扯的一般齐。多一些开门见山，少一些穿靴戴帽，有理讲理，有事说事，群众是欢迎的。中国语言，特别是诗歌，讲究音韵美，也讲究建筑美。建筑美，美就美在错落有致、参差不齐、变幻多端。写文章，如果总是为了所谓的均衡，硬要把几句话能说完的部分，抻得跟别的部分一样长，很容易令人生厌。
二是语言。毛主席是文章大家、语言大师，他总是能够适应听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用大多数人能听懂的方式，阐释深刻的道理。在讲《矛盾论》时，毛主席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举例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这就一下子拉近了复杂的哲学问题同一帮“泥腿子”的距离。
三是思维。这最关键！用中国字写中国景，写出中国味，不算什么本事；用外国字写外国景，写出的却是中国韵味，那才是本事。这就是从思维角度考虑通俗化的问题。同样的理论问题，面对国外受众，是一种讲法，面对国内受众，需要另一种讲法，这样做，才能通俗化。如果说形式和语言的通俗化是外在的，相对也是好落实的，那么从表达思维和接受思维的对接上考虑通俗化，就是内在的，需要花点功夫去琢磨的。
归结起来说，理论的大众化不到位，症结还是出在作风不扎实、学风不深入、文风不通俗上。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主席批评了“‘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批评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学风。在《反对党八股》中，毛主席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其中，绝大多数同时也是文风问题。这些经典论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最后，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注意。通俗，但不能庸俗！现在，各种新媒体平台方兴未艾，一些理论宣传借助这些平台，确实可以更好地占领阵地，赢得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但在做这方面工作时，如果把通俗化演变成观点的刻意迎合、语言的装嗲卖萌、形式的花里胡哨，就有可能堕入庸俗的泥潭。眼下看似能吸引一些流量，但是如果理论本身不够“硬”，身段再“软”，也会令人生厌，久而久之，反而会进一步激发受众对理论的逆反。这么做，实在是得不偿失！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第19期中青二班学员、《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