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敏

　　有关英国公投脱欧影响的两极化评论占据各类媒体版面多时，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维度切入的分析视角亦屡见不鲜，却很少有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回溯和分析这种政治表象背后的文化因素，恰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般，只有坦然了解过往，才能为未来开创新的篇章。
　　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学者马丁·威纳所著《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为我们理解百年以来英国发展的独特路径，提供了大量清晰而有说服力的历史素材，极富启发意义。

　　开出了一张英国病症单

　　莎士比亚在戏剧《暴风雨》中留有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今年又恰逢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英国民众在通过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级文豪时，脑海中或许都会浮现以下疑问：当脱欧公投日结果见分晓时，英国的未来将向何处航行？是否会真的如昔日欧盟伙伴们腹诽嘲讽的那般走向自我孤立、自甘堕落？抑或是保持那种二战时期的经典海报所传递的英国气质：保持冷静，继续前行？
　　应该看到，过往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注定与“衰落”紧密相连。自19世纪经历维多利亚女王鼎盛期之后，大英帝国就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工业与经济领域，她先后被德国与美国超越，丢掉保持半个世纪的“世界工厂”地位；在国内事务方面，劳资关系冲突不断，国内企业家精神萎靡不振，科技创新与教育制度因循守旧，呈现出的是一幅帝国斜阳般的景象。
　　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耗尽了这个拥有广大殖民地国家的金融储备，政治上对美国亦步亦趋，从此沦为一个二流强国。迟至本书作者马丁·威纳教授撰写该书的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所谓“英国病”刻画的种种弊端，正是集中爆发的最严重阶段，引起英国各界的普遍忧虑与反思。
　　与其他学者所惯常从外部国际政治与经济学角度剖析“英国病”的诸多顽疾所不同，威纳教授开出的病症单子恰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气势：酿成“英国病”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位居英国上流阶层的文化与政治精英，是他们的百余年以来思想灌输与文化教育的“共谋”结果。
　　文化与政治精英彻底扭转了英国工业与文化发展的轨迹，驯服了曾经桀骜不驯、以世界市场为志向的工业资本家们，用重新再造的绅士文化驯服了工业文化背后的进步与创新，进而重塑了英国人的国民特性。

　　不要小看了文化传播的力量

　　那么英国的上流阶层与文化精英要对本国的工业主义与经济发展虎视眈眈，欲改造之而后快吗？这就要谈到英国贵族阶层在19世纪面临的尴尬处境。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率先完成，工商业阶层愈来愈成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力量，而贵族阶层面临着被边缘化和失去话语的危险，这激发了贵族珍视和开掘自身传统的动力。作为掌握文化与教育资源的贵族，开始对工业阶层展开了招安之旅。
　　贵族阶层不断向富裕的工商业阶层宣传真正传统的英格兰生活方式，比如以下这些：成功的商人必须在英格兰的南方乡间拥有土地，拥有效忠勤恳的佃农和敬业高效的别墅管家。你们的孩子无需像父辈那样悲催地去啃读会计手册和去各地催交易欠款，而是应该去哈罗、伊顿这样的私立公学熟读拉丁文与十四行诗，去牛津剑桥这样的校园结交朋友，参加俱乐部，和王公贵族们饮酒叙聊，休闲时去树林乡间享受猎狐的乐趣。你们未来的工作不是去担任帝国驻海外殖民地的高级文官，就是去伦敦金融城谋一份报酬丰厚的银行职位。高尚和受人尊敬的绅士应该远离肮脏的工厂车间和空气混浊的北方城市，英国人的生活本质源自于南方的乡间田头，这里才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诚如威纳教授在书中所揭示，以上这些华丽而美好的修辞都是19世纪下半叶对传统的再度发明，与历史上的贵族生活大相径庭。失去资本力量的贵族唯有通过文化形态的构造才能同化工业阶层，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子孙，要让他们把对勤奋工作、发明创造和物质欲望永不满足的激情让位于绅士的优雅生活和贵族式的审美趣味，创造出一个阳光明媚的英格兰乡村与阴郁灰暗的铁锈城市之间强烈的反差。他们不断谆谆教诲这些“富二代”，职业和社会声誉与是否能远离臭名昭著的“捞金能力”成反比，与其在城市做无趣的守财奴，还不如放弃城市公寓返回乡间品茗下午茶来得惬意。
　　还记得鹅妈妈童谣故事中的“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故事吗？不要小看了文化传播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事实上按照威纳教授的观察，自从1851年英国水晶宫博览会举办后，英国的工业主义精神即从顶峰开始跌落，进而沿着文化精英早已谱好的曲调走向平庸，进而也就失去与后起者们竞争的能力。

　　文化观念的抵制不易克服

　　思想种下的后果带来的是行动中的无意识偏向。当19世纪下半叶西方诸大国开启全面竞争态势的时候，作为领头羊的英国却对工业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感到迷茫和困惑，在一系列关系国家重大发展前景的讨论中莫衷一是，选择退让和保守的心态多过进取与改革的勇气。
　　根据威纳教授在书中的描述，当美德两国在20世纪初期对英国经济形成重大挑战的时刻，英国保守党财政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号召把复兴经济和提升工业规模当做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时，招致党内抵制。
　　反对派认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要务是把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和解决大量失业作为首要目标，对工业设备的提升改造是财政上的浪费且与英国的核心价值相悖，使得英国工业彻底失去了外向型竞争的资本。二战结束至撒切尔夫人执政前夕，英国经济开启国有化模式，进一步束缚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英国企业家更注重安全与稳定而非提升效率和技术。加之福利国家社会责任论的广泛采纳，英国的去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工业仅保留少数几个尖端领域，其他大部分要么消亡，要么成为跨国公司并购收购的对象。
　　为此，作者在全书末尾无不忧虑地指出，英国经济发展中最不易克服之处，就在于文化观念的持久抵制。这种抵制并非历史的传承，而是文化自我偏好的产物，孰优孰劣，也只有英国人自己心知肚明了。

　　物质积累不能说明一切

　　显而易见，作者对于英国工业主义的衰落抱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从世界舞台上销声匿迹。本书所没有涵盖的故事包括：英国在新世纪前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利用自身的多元文化和金融贸易优势，向包括移民在内的全世界打开国门，重振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富足。
　　英国既保持传统、又善于融合创新的国际形象，初步实现了从英国制造转变为英国创造的产业升级，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恰恰是这段故事，印证了英国唯有拥抱欧洲，欢迎来自全世界的经济与物质文化交流，传统的英国商业与工业文明留下的遗产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真正得以再度发挥影响。
　　以移民、就业、捍卫传统之名选择退出欧盟，回到自我塑造的英国式生活的神话之中，从长远来讲必将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其结果与英国工业主义精神的消亡或有异曲同工之效。
　　进一步而言，本书给予我们的启迪价值恐怕不仅仅限于英国，限于西方世界，而是对所有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处在现代与后现代转折递进过程中的国家都需深度思索的。
　　从英国工业主义百年嬗变的过程来看，一个文明型国家与社会凝聚力的价值载体，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具有感召力和向心力的文明话语形态也是急需的。经济成就所取得的物质积累并不能说明一切，能编织故事，描述故事，构建故事的文化力量才具有慑服人心、驯服欲望的能力。
　　讲好故事的人，特别是那些善于讲故事的精英群体，更需要肩负起对国家和民族发展之命运抉择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