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的历史镜鉴——读《中国历史的教训》
发布时间：2016-03-18 浏览次数：1196次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人人都喜欢照镜子，对此现象，心理学有所解释：因为镜子可以让我们在意识层面直接感受到自己的客观存在，这样我们才不会慌张焦虑。同样地，我们也需要看到自己的间接形象，间接形象则是通过以往知识谱系形成的思想映照出来的，而历史就是这套知识谱系。看历史，是为了看见历史中我们的真实形象，这样，我们才能消除焦虑，从容前行。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口号形象有力，凝聚共识，但如何操作，则需要群策群力，聚合大智慧。中外历史就是一个提供智慧的宝库，从历史中可以借鉴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包括24篇历史杂谈。作者习骅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对导致腐败和推行廉政的制度因素和人性因素都有深切的体察，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影子。鉴往知来的忧患意识和接驳古今的趣味心理促使他写下一个个历史故事，从这些故事中，读者既能体味历史人物幽微的内心，又能领略每个时代复杂的环境，最能引发读者思考的是为何很多相似的故事屡屡上演，只是换了主角，继而思考如何跳出历史教训。
在回答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前，这本书深察腐败形成的土壤，包括中国的传统积习，人性中的固陋等。同时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分析制度须怎样运作，才可以与人性共舞，实现我们古人的一种治理观，即达到君子与良法共同推进郅治的效果。
这24篇文章，有一部分写了开国明君和中兴之主的良苦设计，也写了一些良臣能吏的大义担当，比如严格限制官二代参加科考的赵匡胤、动用非常手段兴利除弊的雍正，比如凭自身正气和智慧创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汤斌、用现代海权思维力争国家主权的吴大澂。
在政权创建之初，前朝败亡的教训锥心刺目，创立政权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明主，他们经验丰富，目光如炬。比如赵匡胤，虽然是靠军政权夺取天下，但他深知军政权不足以诠释合法性，就像欧阳修对“正统”下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从周朝开始，为了矫正殷商的暴虐，就主张以德配位，一直到唐朝，唐人主张要直接接续周、汉道统，也就是以德为正的传统。在这个思想脉络中，贯穿始终的，是在合法性的序列中，把“正”排在“统”之前。“正”是以君子之仁德承接天地之仁德，获得了天地和百姓的认可，才成为君子之德，这个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所以宋太祖和宋仁宗，对天地和百姓，尤其是对生产和延续这套正统观念的士大夫，才心存敬畏，因为他们认可手中的权力来自于这些敬畏的对象。心里尊重，重在实施，宋朝在加强文治、制约皇权、平衡中央和地方权力、以经济繁荣缓解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尊重。
本书中另外一部分篇章，呈现了大量明清官场的弊病，比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唯上是从而欺下、唯利是从而瞒上，官场里满眼都是贪官、庸官、懒官、巧官。有奕劻这样的“交际花”，有曹振镛这样的官油子，还有陈演这样的闷葫芦。再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典型不仅在明清有之，在历代官场中都不乏其人，确切地说是普遍存在于王朝末期的官场中。
为什么这些官员会扎堆出现，因为就像书中说的，“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到了王朝后期，一些良好制度运行不再顺畅，钻制度空子的成本越来越低。从皇帝到大小官吏，守成思想渐生，因无能而抱残守缺，因贪图私利而采取鸵鸟政策，这就产生了庸官、巧官，庞大的官僚体系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这样的政治环境，几个贪官就可以加剧腐败，何况巧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顺，这样的示范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积重难返。官员的功夫都用在哄好上级，巧瞒上级，因为各级官员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书中说，“当官位爵禄都成为大肆买卖对象时，官场会呈现塌陷式反应”。如果上司能保守官位永固也可以，问题是，即使是皇帝，如果把权力仅仅作为满足一己私利的工具，那他也不能保证合法性永固，何况是一个政权中的官位。
在中国的王朝时代，每逢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军事割据、官场腐败、流民四起，数症并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不平等现象尖锐凸显。这时，应该去除特权，缓解因权力集中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不平等，但是，在过去，没有一个政权能真正认可权力来自于广大民众，权力天然地向上集中，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趋势会随着制度笼子的松散越来越严重。书中《慈禧收礼》这篇文章，生动地讲述了为了权力平衡的需要，连慈禧也很无奈，甚至无法封住已开的口子。如果治病于未病，这种四处掣肘、无从下手的局面就不会发生。
再加上王权时代缺乏共治的传统，缺少阶层对话机制，利益群体之间缺少协商机会，无法用和平方式聊天，最后就只能诉诸武力，后果就是政权被武力推翻。这是古代政权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不能强求古人，民主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民观，都是现代观念和思想。在古人那里，没有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依据。
书中有一篇文章《共产党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里面有一段话：“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我是谁、为了谁，答案的不同，决定了共产党和以往政权的本质区别。早在苏区治理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带给人民以阶层平等和经济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有这样的成就，让全中国看到希望，人民怎会没有选择？始终清楚我是谁、为了谁，实际上是始终保持防患于未然的心态。自觉是一个天然的净化器，是最有力量的反腐之剑。
书中另一篇文章《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里面的笑话让人不禁捧腹。有一个笑话是：“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问：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答：二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现在他给我寄吃的。问：苏联人不该这样做，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老百姓被逼无奈去认同其他国家，这是苏共的耻辱，干群关系的恶化早就通过这些笑话传达出来，如果苏共早点认清现实，早点实行真正的改革，恐怕历史会改写。对比苏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篇文章中说：“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迅速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
在全社会对风清气正的期待中，在重塑党风政风的信心下，这本书中的文章成为很多地方党组织和纪检机关教育活动的学习资料，在这样的案例教学中，很多同志反映“不打瞌睡了”。这样一本从历史中吸取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书，其大受欢迎，来自于共识和信心，就像作者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是由大家共同书写的。
《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包括24篇历史杂谈。作者习骅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对导致腐败和推行廉政的制度因素和人性因素都有深切的体察，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影子。鉴往知来的忧患意识和接驳古今的趣味心理促使他写下一个个历史故事，从这些故事中，读者既能体味历史人物幽微的内心，又能领略每个时代复杂的环境，最能引发读者思考的是为何很多相似的故事屡屡上演，只是换了主角，继而思考如何跳出历史教训。
在回答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前，这本书深察腐败形成的土壤，包括中国的传统积习，人性中的固陋等。同时用生动的历史故事，分析制度须怎样运作，才可以与人性共舞，实现我们古人的一种治理观，即达到君子与良法共同推进郅治的效果。
这24篇文章，有一部分写了开国明君和中兴之主的良苦设计，也写了一些良臣能吏的大义担当，比如严格限制官二代参加科考的赵匡胤、动用非常手段兴利除弊的雍正，比如凭自身正气和智慧创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汤斌、用现代海权思维力争国家主权的吴大澂。
在政权创建之初，前朝败亡的教训锥心刺目，创立政权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明主，他们经验丰富，目光如炬。比如赵匡胤，虽然是靠军政权夺取天下，但他深知军政权不足以诠释合法性，就像欧阳修对“正统”下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从周朝开始，为了矫正殷商的暴虐，就主张以德配位，一直到唐朝，唐人主张要直接接续周、汉道统，也就是以德为正的传统。在这个思想脉络中，贯穿始终的，是在合法性的序列中，把“正”排在“统”之前。“正”是以君子之仁德承接天地之仁德，获得了天地和百姓的认可，才成为君子之德，这个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所以宋太祖和宋仁宗，对天地和百姓，尤其是对生产和延续这套正统观念的士大夫，才心存敬畏，因为他们认可手中的权力来自于这些敬畏的对象。心里尊重，重在实施，宋朝在加强文治、制约皇权、平衡中央和地方权力、以经济繁荣缓解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尊重。
本书中另外一部分篇章，呈现了大量明清官场的弊病，比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员唯上是从而欺下、唯利是从而瞒上，官场里满眼都是贪官、庸官、懒官、巧官。有奕劻这样的“交际花”，有曹振镛这样的官油子，还有陈演这样的闷葫芦。再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典型不仅在明清有之，在历代官场中都不乏其人，确切地说是普遍存在于王朝末期的官场中。
为什么这些官员会扎堆出现，因为就像书中说的，“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到了王朝后期，一些良好制度运行不再顺畅，钻制度空子的成本越来越低。从皇帝到大小官吏，守成思想渐生，因无能而抱残守缺，因贪图私利而采取鸵鸟政策，这就产生了庸官、巧官，庞大的官僚体系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这样的政治环境，几个贪官就可以加剧腐败，何况巧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顺，这样的示范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积重难返。官员的功夫都用在哄好上级，巧瞒上级，因为各级官员的权力均来自上级。书中说，“当官位爵禄都成为大肆买卖对象时，官场会呈现塌陷式反应”。如果上司能保守官位永固也可以，问题是，即使是皇帝，如果把权力仅仅作为满足一己私利的工具，那他也不能保证合法性永固，何况是一个政权中的官位。
在中国的王朝时代，每逢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军事割据、官场腐败、流民四起，数症并发。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阶层利益严重分化，不平等现象尖锐凸显。这时，应该去除特权，缓解因权力集中和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不平等，但是，在过去，没有一个政权能真正认可权力来自于广大民众，权力天然地向上集中，向少数人集中，这个趋势会随着制度笼子的松散越来越严重。书中《慈禧收礼》这篇文章，生动地讲述了为了权力平衡的需要，连慈禧也很无奈，甚至无法封住已开的口子。如果治病于未病，这种四处掣肘、无从下手的局面就不会发生。
再加上王权时代缺乏共治的传统，缺少阶层对话机制，利益群体之间缺少协商机会，无法用和平方式聊天，最后就只能诉诸武力，后果就是政权被武力推翻。这是古代政权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一部分原因。但是，不能强求古人，民主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人民观，都是现代观念和思想。在古人那里，没有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条件和实践依据。
书中有一篇文章《共产党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里面有一段话：“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我是谁、为了谁，答案的不同，决定了共产党和以往政权的本质区别。早在苏区治理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带给人民以阶层平等和经济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有这样的成就，让全中国看到希望，人民怎会没有选择？始终清楚我是谁、为了谁，实际上是始终保持防患于未然的心态。自觉是一个天然的净化器，是最有力量的反腐之剑。
书中另一篇文章《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里面的笑话让人不禁捧腹。有一个笑话是：“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问：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答：二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现在他给我寄吃的。问：苏联人不该这样做，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老百姓被逼无奈去认同其他国家，这是苏共的耻辱，干群关系的恶化早就通过这些笑话传达出来，如果苏共早点认清现实，早点实行真正的改革，恐怕历史会改写。对比苏联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篇文章中说：“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迅速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
在全社会对风清气正的期待中，在重塑党风政风的信心下，这本书中的文章成为很多地方党组织和纪检机关教育活动的学习资料，在这样的案例教学中，很多同志反映“不打瞌睡了”。这样一本从历史中吸取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书，其大受欢迎，来自于共识和信心，就像作者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是由大家共同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