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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读书的“初心”(大家读书)


  读书之要,首在于带着问题读。

  问题可大可小,我个人以为应择其大。有些大问题,可能我们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惟其解决不了,所以就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人类往何处去”“中华民族往何处去”,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大问题,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期,发行过一种读书票,右边二字为“读书”,左边二字为“救国”,这很形象地说明:近代以来,进步的中国人读书的目的,便是爱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国家,便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

  (一)

  读书,需要有重点。我以为马克思的书,就是重点中的重点,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当下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恰恰在于对马克思的原著,读得比较少,而关于马克思的知识,往往是从现成的教材里,乃至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而这就构成了当代知识中一个很严重的薄弱环节。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难道也需要读马克思的书、补马克思的课?回答是:必须的!传统文化并不能空谈,因为我国自古就是“农国”,而中国的土地制度,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经济基础,一旦完全离开了这个基础去空讲,那么,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既难以找到方向,也将丧失根本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经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发展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发展方式的不同。马克思指出,由于中国文明诞生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所以,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为土地耕作的前提,于是,在中国,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使得大的共同体(统一体)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问题得以解决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因此,正是这种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但是,在西方,首先是在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中,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通过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为前提,而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进行。财产不是“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靠公共劳动来利用”,而是作为战利品而存在,罗马公民就是战士,“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而欧洲中世纪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则是“在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定居的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

  马克思从世界的视野、中西比较的视野,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打开了一片全新天地,他把文明的发展,落实到所有制形式的变迁上,并进一步落实到土地制度上,他指出:“原始共产主义”这种所有制形式,就最典型地体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实际上,正是他的这一论断,为“雨我公田”的“井田制”做出了坚实的理论说明,而被古代儒家当做“黄金时代”来讴歌的理想制度,其实就建立在“井田”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

  近代以来,举凡徐士圭的《中国田制史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乃至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对于中国文明的研究,其所见之所以深刻,便在于都以土地问题作为红线穿插其中。而我们把这些研究串联起来读,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中国的文明,主要是靠农民来支撑的,其基础也就是土地制度,而历代的改革,无非也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概括起来,不外井田、限田、均田,最终便是为了维护一家一户的小农土地私有制。

  鲁迅说,“伟大也要有人懂”,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土地问题,才会懂得:伟大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改变了“数千年如一日”的中国,首先就在于,以土地革命消灭了官僚地主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则建立了现代农业制度,这种现代农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农村又将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因此,他说:工农联盟,是新中国制度的基础。

  (二)

  读书,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也要知道,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而且,往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杨万里有诗曰: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这首诗讲的就是:解决问题、面对问题的实践是无止境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能力空前增强,但是,发展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由于资源、资本和资金过度集中于城市,从而造成了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历代执政者,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现代农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免除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的基础上,自2005年以来,我国连续10多年对农村投资规模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计划,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举措。

  在漫长的历史上,农业、农村、农民,便是资源、资本和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虽说“井田制”是历代圣贤梦寐以求的理想制度,但按照孟子的说法,“井田制”的基础就是“贡、助、彻”,“其实皆十一也”。唐代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均田”,但其实质便是“租庸调”。在人类历史上,像今天这样规模的向农村的投入,乃是从来没有过的。尽管这种投入,看起来似乎没有短期的市场回报,但是,真正的回报,就在于为城乡之间的“再平衡”创造了前提与条件,从根本上挑直了中国与人类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那么,在此基础上,解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充分,则是又一场更加伟大的革命。

  人们常说,读书要立足中国大地,我以为,这里的意思就是:要读懂中华文明,就要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而土地问题,又是这一切的基础。

  (三)

  读书要系统。有人提倡大学生要系统地读经史子集,但我以为这实在是偏于高远的理想。我自己对学生的要求是,必须系统地熟读以下文章:《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传习录》《陈六事疏》《读史方舆纪要》《圣武纪》《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重要文件。

  因为读了这些文章,就会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有一个初步的但却是系统的理解和领会。

  而关于读书,我还有一种担忧,就是今天不少大学生,除了读教材以应付考试之外,几乎很少读书,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读书。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而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的——由培养“公民”向培养“市民”转化。其结果,则正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和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就是没有公民。”

  需知,湖南第一师范给予青年毛泽东的,不是别的什么教育,而是公民伦理教育,这有他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为证。而我们当前的教育最缺乏的,就是那种以发现和培养“人的本质力量”和“初心”为目标的公民伦理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爱国是第一位的,广大青年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论断,抓住了当前教育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丧失了接班人教育,大学只能是职业培训所,如果丧失了公民教育,大学培养的只能是小市民。

  人生忧患读书始。读书,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快乐。有人说,不读书,我们依然很快乐,而如果读书不能使我们快乐,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

  每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就会想起周恩来青年时代说过的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说到读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一本最大的书。

  而今天的我们,最需要找回的,就正是毛泽东、周恩来那种读书的“初心”。(韩毓海)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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