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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从《西行漫记》谈起

  《红星照耀中国》[美]埃德加·斯诺著 董乐山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 董乐山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红星照耀中国》(局部)油画 沈嘉蔚绘

  【光明书话】

  “中国故事”是近几年来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要求做好对外宣传,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切实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理解,这里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总体要求,讲好故事是手段和途径,展现良好形象是效果,提高文化软实力则是最终目的。其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最为关键,它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项重要工作的抓手,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展示给世界的中国应该是“真实”“立体”和“全面”的。而要达到这个效果,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本身,也需要在这六个字上下功夫。

  讲好中国故事,要讲真实的故事

  新闻学理论中,“真实”是一个核心概念,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和魅力所在。就国际文化传播、对外交流来说,用真情、说真话、述真理、讲真实的中国故事,也同等重要。人文交流、国际传播的效果是建立在公信力之上的。中国如此之大,历史如此悠久,人口众多,各种故事层出不穷,本身十分丰富,异彩纷呈。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人民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的“好故事”,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记者节期间推出“好记者讲好故事”专版,其中很多故事十分精彩感人。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发现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新闻传媒人大有可为。

  真实的反面是虚假。我们讲中国故事,切忌弄虚作假。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文明程度还有待提高,个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无论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无论对内宣传还是对外传播,都不乏违反事实、胡编乱造的事情。假新闻、假故事尽管是极少数,但影响很坏。这中间既有因个人素质极差而出现的“恶意”作假,也有所谓因思想观念问题形成的“善意”作假。有人甚至认为,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出发点是好的,手段和方法可以不太计较。殊不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受众最终只相信事实和真相。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编造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要讲立体的故事

  立体一词在辞书上主要有形容词和名词的区别。作为前者的“立体”是指具有长、宽、厚的物体;作为后者的“立体”就是几何体。这里我们更强调的是故事的立体感,是故事的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我们用一个具体案例——《西行漫记》来加以说明。

  《西行漫记》(英文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根据他1936年在我国西北部抗日根据地延安等地采访红军将士后撰写的一部纪实作品集。作品在欧美的报刊上连载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代》周刊评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要知道,20世纪30年代是国民党宣传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长期被陌生化和妖魔化,“赤匪”“土匪”一直是红军的代名词。斯诺作为西方记者,经过深入采访、实地考察后写下的纪实作品,不仅向国统区人民传递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丰富信息,而且首次向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

  《西行漫记》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该书从内容上分析,建构了红军的个人形象和群体形象。其中个人形象包括红军领袖、高级将领、红军“小人物”以及其他人物四个层面。群体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五个角度。有研究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的量化分析,值得参考。正是因为斯诺的报道客观、真实、全面、立体,《西行漫记》发表后,红军不被国内外所了解甚至误解的状况出现了根本的好转。

  我们今天的对外人文交流、文化传播确实可以从这个案例中得到教益。讲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需要全方位地、立体地加以呈现。此外,讲中国故事这些年始终很重视我们自己讲,其实,中国故事的“他者”视角、“他者”讲述,有时候效果更好,事半功倍。我们需要新时代的“斯诺”,需要新时代的《西行漫记》。

  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全面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注重讲正面的、有积极意义的好故事。我们常说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传递正能量,等等,都是强调正面宣传为主,表彰先进,树立榜样,突出成就,团结鼓劲。这样的选择或策略也是符合传播规律的。美国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提出很有影响的“议程设置”概念。他指出,新闻媒体能够设置一个国家的议程,能够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关键的公共问题上,这种能力是一种强大的、有大量文献证明的影响力。一家新闻机构的议程体现在其某一段时间内,如一周、一个月或一整年,对于公共问题的报道风格上,在这段时间内,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些问题获得重视,一些问题少量报道,许多其他问题很少或根本不被提及。这种“议程设置”,无论在欧美,还是日韩,抑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讲中国故事,选择讲什么,不讲什么,多讲什么,少讲什么,其实也就是一种“议程设置”,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议程设置”的使用应该适度、恰当。否则,就给人片面、虚假的印象。我们的人文交流、文化传播要想达到目的,前提是别人接受和认可;要这样的效果,唯有讲真话、讲事实、讲真理,讲真实可信、全面丰富的中国故事。我们在正面宣传为主、讲述中国好故事为主的总基调下,需要告诉国内外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

  综上所言,“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简单地讲“中国好故事”。讲故事有技巧,有方法,有策略,更有认识问题、观念问题。中国故事如何才能讲“好”,关键就是六个字——“真实、立体、全面”。这六个字做到了,我们的中国故事就会更有吸引力、影响力,就能更好地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作者:范军,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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