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萨缪尔·亨廷顿不失时机地为“后冷战时代”进行了定性，突出标志就是他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一书，把世界的矛盾与胶着，归咎于“文明的冲突”。

如今，不同立场的政治身份，都在使用“文明”这个词，我们便不得不生出一种困惑，当今世界上的热点事件，是否是“文明的冲突”?为什么同一个“文明”的语词，会被不同站位的势力用作掷向对方的标枪，视为克敌制胜的理论工具?

显然，在这一系列的逻辑窘境中，肯定出现了某个环节的错位与误读。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文明”及其内涵深层次的思考，也促使了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对此追根溯源，形成了这本并不算太厚的著作《文明及其内涵》。

在本真中为“文明”正名

从《文明及其内涵》的书名来看，这似乎是一本纯粹的理论性著作，但是，作者在书中始终有一个面向，就是从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冲突锋面来解读“文明”的真实意蕴，从中可以看出，书中每一点思考的方向，都有着现实的针对性。

既然在现代的语境下，“文明”一词有时丢失了它严谨的内涵，那么，作者所采取的办法，就是深入到历史深处，探讨“文明”一词的诞生与演变始末，来考察“文明”一词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诉求。这一点，颇为暗合我们孔夫子的价值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语境里，一个词语带来了“不顺”的龃龉现状，那么，深入到这个词语出现及后期增删的本真氛围中去正“名”，便是一个最合乎常理的逻辑起点了。

布鲁斯·马兹利什在书中首先将他的关注焦点，聚焦到“文明”这个词汇何时出现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追根溯源，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虽然“文明”一词，在今天的现实中，可以用来指代人类自出现以来的“各个社会”，但文明这个词“civilization”首次出现在离今天并不算太遥远的1765年。

当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米拉波，在他所著的一本名为《人类之友》中首次在“非司法领域第一次使用该词”。同样，在中国古籍中时常见到它的身影，如《易传》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中的“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但这些用法的指向，与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意思相距甚远。

米拉波写作《人类之友》仅用时六个月，全书文笔单调乏味，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名为“论人口”，在这一主题下，这本书涉及面颇广，探讨了当时作者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这本书中，米拉波为世界带来了“文明”这样一个概念，用来指代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在他创造这一名词之后的不到10年时间里，“文明”一词风靡欧洲，成了启蒙思想中的常用词。

在全球背景下理解“文明”

那么，“civilization”这个词，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特定的时段?

布鲁斯·马兹利什对此作了深度分析，他认为，“欧洲的扩张是这个概念的根源”。马兹利什作出这样的判断，与他的修史观有着密切关联。生于1923年的马兹利什，一直致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但他的研究视野却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他研究心理学史，后来转变到社会史、科技史，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他年近七旬的时候，很有一点衰年变法的意味，突然放大了他的研究视野，侧重将全球史作为专攻的对象，写出了《新全球史》一书。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马兹利什在刨根问底“文明”一词来龙去脉的时候，将其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下，是有其必然缘由的。欧洲的扩张起始于15世纪，18世纪时，随着在南太平洋地区探险的兴起，欧洲扩张有了新的形态。可以说，欧洲的扩张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根本性逆转。

这里，就必然涉及西方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而这一节点，是我们中国历史中不存在的概念，这就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欧洲的陷落，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步步紧逼下，欧洲人不得不收缩防线，退出了亚洲板块，这意味着欧洲人失去了陆地争雄的机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刺激了地理大发现的开启。

在这之前，欧洲人一直被其他文明压制，欧洲文明所能采取的只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其中阿拉伯文化对欧洲崛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阿拉伯文化保留了希腊罗马文化的精髓部分，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正是得益于阿拉伯文化的反哺与滋育。可以看出，欧洲文化从其他文化中吸取了足够的营养，并且在步步逼来的压力之下，展开绝地反击，才酿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崭新的篇章。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从1450年到“文明”一词出现的1756年，西方社会不断展开它扩张的触角，也因此有了与其他文明碰撞的机缘，正是在这种不断试探与窥测的碰撞中，欧洲人感受到了各个地域的差异所在，表达这种差异概念的“文明”也就应运而生。

从欧洲文明的源起与发展轨迹来看，是欧洲人发明了“文明”这个词，最初的动机只是赋予“欧洲中心论”一个合理的阐述理由，但是随着欧洲文明不断深入发展，这种文明观最终也将“欧洲文明”置于反思与剖析之下，从而显现出文明本身过程中的“先制别人，反被制身”的悖论效应。

文明的对话是否可能

从“文明”语词概念的确定，到今日“文明”经常被随意运用的现状，《文明及其内涵》　揭示出“文明”概念具有相对性，就是作者所说的“文明”一词常被对立的双方用作攻击对方的“理论武器”;同时，“文明”这一概念又具有历史性，这个词语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进行着完善与增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文明”一词被到处“援用”。

而之所以这一词语能够成为一个普遍适用性的词语，正符合语词的反比例法则，这就是“概念的可操作性越低，被援引的频率就越高”。也就是说概念的内涵越模糊，它的外延就越大。“文明”一词流转到今天，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一词语已经越来越让人无从捉摸，难以定性了。作者把问题推向了我们：文明“是否只剩下一具空壳而近乎无用?”

作者给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肯定的是，文明的政治用法不会消失。从历史渊源来看，“文明”一词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区别外在的野蛮人，以此赋予自身社会的特征，这种“文明”的最初用途一时半会还抛弃不了。

但各个文明的对话是否有可能?

回看历史，我国曾经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可以“用”的西学，是其技术性，这里显然是把科学技术与精神传承进行了一次隔断，以求得技术层面与精神层面互不干扰的和谐共处。而《文明及其内涵》一书的作者提出了近乎类似的方案，他在书中强调全球文明是由科技作为共同的基础，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则应当视同一种文化，因此，在拥有一个由技术支撑的文明框架之下，可以把21世纪之前的各种早期文明，如中国文明、伊朗文明视为文化，这样，“这些过去的文明便在一个更宏大的共同文明内半自主地存在”。作者设想的文明对话，就是在“科技为基础”之上，让“各文化”展开一场全球对话。

可以看出，作者提出的这种奇特的“技术文明伞翼下的自主文化”构造，再次重现了中国一百多年前就曾经苦苦纠结的面对西方文明冲突的选择性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否彻底过时，在一百年后，这种思维方式，仍然体现在本作者的书中，我们能够由此感受到文明的冲突、碰撞、互渗与对话，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答案的复杂性课题乃至是难题。

马兹利什将“文明”的概念缩小到科学技术的层面，以此作为能够被各个“文化”接受的共性全球文明，体现出作者在面对当今文明冲突愈演愈烈的不容乐观的世界局势面前，意图让“各个文化”在共享科技文明的框架之下，相安无事，各显其能，不能不说是一个带着善意的美好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静态的理论诉求，更是一种急迫的现实期待。（苏红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