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屏

　　《中国通史》　是三位史学大家代表作的合集。
　　其中，吕思勉先生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旁征博引，大气磅礴；张荫麟先生则不圄于史籍，文字优美，把《诗经》《楚辞》《论语》中的词句用得出神入化；而蒋廷黻先生则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倡导原始档案材料的收集。三位先生在史书的编写上各有优点，集合成套后，相信能够给予读者深刻而愉快的阅读体验。
　　似出一人之手

　　开卷之时，我便很好奇，这部书是如何将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这三位行文风格不一样、治史理念不一样的历史学界名家著述整合到一起的？
　　阅后发现，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将三位史学家的三本历史书，打乱了次序，进行了重新组合，每一章节并没有注明这章出自哪位史学家之手。从表面看，整本书自成一体，浑然无界，似乎出自一人之手。
　　经过一番查对，我发现整本书有百分之六十是吕思勉所著，出自《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尤其是1934年初版的　《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该书2006年改名为《中国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7年改名《中国简史》，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大众历史经典馆”丛书。
　　在吕著的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张荫麟与蒋廷黻的部分各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通史》的编撰结构。因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从商代开始书写的，所以，第一章“文明之初”，基本是吕思勉的著述部分，然后到了商代，这时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开始有纪了，于是这套《中国通史》切断了吕思勉部分，而接上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的全部。张荫麟的最后一句是“东汉开国初年”中的结尾句：“这件故事岂能不在他心头？”这时已经到了本部《中国通史》第十三章“权谋夹缝中的生存的东汉”，张荫麟只写了东汉史的一个开头部分，接下来便没有了，于是从这一章第二节开始，又重新回到了吕思勉体系。
　　之后一直到晚清，我们在《中国通史》中读到的都是吕思勉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篇幅并不长，但《中国通史》基本全部采用，并且让蒋廷黻所写的部分，穿插在吕思勉的历史教科书中，只要蒋廷黻写到的部分，就把吕思勉的去掉。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编辑高招，在第二一章“近代开端”部分，第一节“中西初期交涉”还是吕文，到了第二节“英人寻求平等邦交失败”则已经是蒋廷黻的著述了，下面便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主了。
　　在《中国通史》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组合方式，就是将吕思勉与蒋廷黻的相同历史事件描述，合并成一章，比如第二四章第二节“戊戌变法及义和团”中，前面三段是吕思勉的文章，后面则是蒋廷黻所写，这种合并在第二五章第一节“孙中山的革命方案”里再次出现，将吕、蒋文各取一段合并成一文，而且在标题上还注明了一个“（并）”，似乎是编辑提示这一节是一个“合并”的章节。蒋文只写到了孙中山的逝世，之后，《中国通史》又继续沿用吕文著述，一直到1934年历史时段结束。

　　共同的指向

　　把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个人的著述分清，我们才能更好地辨析出三位历史学家的风格特点。其实这三位史学家的叙述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吕思勉的行文比较朴实古板，研究自成体系，对中国历史有多种不同风格的表述方式，尤其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取自吕著为民国高中生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既彰显了个人对历史的解读风格，也能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
　　张荫麟则行文流畅，讲究文采，尤其是在历史叙述中，还能进行一番散文化的排比渲染，读起来满眼生花。但毕竟张荫麟的历史篇幅太少，难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作者的历史架构，所以，张荫麟越是把中国前期历史描写得文采斐然，越觉得后继无文而遗憾多多。
　　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多少有一点像政论体复述，穿插在历史事件中的是作者欲罢不能的对历史的高谈阔论，这种超越历史事实的政治论述，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的浓烈兴趣，日后作者弃历史研究而从政，决非全无征兆。
　　但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位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对中国历史的复述中，总有一个目标指向当代中国，这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民国“乱政”之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透析，始终有一个面向，即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民族振兴的经验与教训。
　　当然，这三位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表述肯定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在张荫麟身上表现突出，他的对中国前期历史的论述，便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分野迥然有异。我们现在的历史，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归划在“封建时代”，而张荫麟却抛弃了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帝国，只“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郡县的帝国，已经不能套上“封建社会”的帽子了，而且认为“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打破了旧有的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可见，用不同的视镜透视中国历史，是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与结论的。

　　新鲜的课题

　　中国史学家的中国史与西方史学家的中国史，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读《中国通史》的同时，我也读了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深刻感知到了中西方历史著作在叙述上的不同。
　　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内部，一般讨论的是中国的王廷，按照“终归于统一”这一主脉线，同时向周边扩展，作品呈现出一种向外扩散的发散型结构。本部通史的三位著者都有这样的风格，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中心政权的演变流程，然后由核心向外扩散，逐渐朦胧，再之外的那些发生于边缘碰撞的所谓蛮夷戎狄，只要退出中国王朝的视线，它们的历史就算结束了。
　　而西方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很是不同，他们十分注重地理位置上的社会重点倾斜，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外来的观望目光，那种感觉，就像是从太空站望向中国的历史旧痕，他们看到的是各个力量交锋之下地理位置空间的变化。比如《哈佛中国史》里对战国时代的七国争雄，就很注重七国地理位置的经纬度，而中国史家则喜欢讨论各家战力的力量消长与内在关系。这使得《中国通史》虽然由三位作者的著述整合而成，但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总体思路却是相同的，就是非常注重各种势力与人际交错之间的关系伏线，这种关系包括争雄各方的力量关系、中国与所谓蛮夷的互动关系、王朝内部的君臣关系及后宫内外的角力关系等等。这些是中国通史的常规项，是必须要解述的。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国史家，更关注历史，陪伴着中心王朝，向外衍射，远方是看不到一个框架轮廓的，推到哪里是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历史的边界。而西方史学，则早早地就用一个框架固定住了中国，然后看这个框架内的力量的移动与消长。
　　三卷本的《中国通史》能够将三位史家的著述缝合到一起，给人一种浑然一体之感，正反映了这三位史家，对历史有着总体来说相似的基本论述与表现手法，体现出中国史学还是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的。但是，他们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表现出历史分期、历史识见、历史定论方面都歧见明显，这正是历史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它吸引着史家不断地去探寻，并作出自己的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著作总是会成为未来永远不会枯竭的新鲜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