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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家“合著”,这部通史有看头
  
《中国通史》吕思勉 蒋廷黻张荫麟 著台海出版社

       ■葛维屏

  《中国通史》 是三位史学大家代表作的合集。
  其中,吕思勉先生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旁征博引,大气磅礴;张荫麟先生则不圄于史籍,文字优美,把《诗经》《楚辞》《论语》中的词句用得出神入化;而蒋廷黻先生则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倡导原始档案材料的收集。三位先生在史书的编写上各有优点,集合成套后,相信能够给予读者深刻而愉快的阅读体验。
  似出一人之手

  开卷之时,我便很好奇,这部书是如何将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这三位行文风格不一样、治史理念不一样的历史学界名家著述整合到一起的?
  阅后发现,这本书并不是简单的合并,而是将三位史学家的三本历史书,打乱了次序,进行了重新组合,每一章节并没有注明这章出自哪位史学家之手。从表面看,整本书自成一体,浑然无界,似乎出自一人之手。
  经过一番查对,我发现整本书有百分之六十是吕思勉所著,出自《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尤其是1934年初版的 《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该书2006年改名为《中国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7年改名《中国简史》,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大众历史经典馆”丛书。
  在吕著的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张荫麟与蒋廷黻的部分各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通史》的编撰结构。因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从商代开始书写的,所以,第一章“文明之初”,基本是吕思勉的著述部分,然后到了商代,这时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开始有纪了,于是这套《中国通史》切断了吕思勉部分,而接上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的全部。张荫麟的最后一句是“东汉开国初年”中的结尾句:“这件故事岂能不在他心头?”这时已经到了本部《中国通史》第十三章“权谋夹缝中的生存的东汉”,张荫麟只写了东汉史的一个开头部分,接下来便没有了,于是从这一章第二节开始,又重新回到了吕思勉体系。
  之后一直到晚清,我们在《中国通史》中读到的都是吕思勉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篇幅并不长,但《中国通史》基本全部采用,并且让蒋廷黻所写的部分,穿插在吕思勉的历史教科书中,只要蒋廷黻写到的部分,就把吕思勉的去掉。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编辑高招,在第二一章“近代开端”部分,第一节“中西初期交涉”还是吕文,到了第二节“英人寻求平等邦交失败”则已经是蒋廷黻的著述了,下面便以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为主了。
  在《中国通史》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组合方式,就是将吕思勉与蒋廷黻的相同历史事件描述,合并成一章,比如第二四章第二节“戊戌变法及义和团”中,前面三段是吕思勉的文章,后面则是蒋廷黻所写,这种合并在第二五章第一节“孙中山的革命方案”里再次出现,将吕、蒋文各取一段合并成一文,而且在标题上还注明了一个“(并)”,似乎是编辑提示这一节是一个“合并”的章节。蒋文只写到了孙中山的逝世,之后,《中国通史》又继续沿用吕文著述,一直到1934年历史时段结束。

  共同的指向

  把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个人的著述分清,我们才能更好地辨析出三位历史学家的风格特点。其实这三位史学家的叙述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吕思勉的行文比较朴实古板,研究自成体系,对中国历史有多种不同风格的表述方式,尤其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取自吕著为民国高中生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既彰显了个人对历史的解读风格,也能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
  张荫麟则行文流畅,讲究文采,尤其是在历史叙述中,还能进行一番散文化的排比渲染,读起来满眼生花。但毕竟张荫麟的历史篇幅太少,难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作者的历史架构,所以,张荫麟越是把中国前期历史描写得文采斐然,越觉得后继无文而遗憾多多。
  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多少有一点像政论体复述,穿插在历史事件中的是作者欲罢不能的对历史的高谈阔论,这种超越历史事实的政治论述,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的浓烈兴趣,日后作者弃历史研究而从政,决非全无征兆。
  但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位也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在对中国历史的复述中,总有一个目标指向当代中国,这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民国“乱政”之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透析,始终有一个面向,即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民族振兴的经验与教训。
  当然,这三位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表述肯定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在张荫麟身上表现突出,他的对中国前期历史的论述,便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分野迥然有异。我们现在的历史,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归划在“封建时代”,而张荫麟却抛弃了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帝国,只“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郡县的帝国,已经不能套上“封建社会”的帽子了,而且认为“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打破了旧有的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可见,用不同的视镜透视中国历史,是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与结论的。

  新鲜的课题

  中国史学家的中国史与西方史学家的中国史,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读《中国通史》的同时,我也读了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深刻感知到了中西方历史著作在叙述上的不同。
  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内部,一般讨论的是中国的王廷,按照“终归于统一”这一主脉线,同时向周边扩展,作品呈现出一种向外扩散的发散型结构。本部通史的三位著者都有这样的风格,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中心政权的演变流程,然后由核心向外扩散,逐渐朦胧,再之外的那些发生于边缘碰撞的所谓蛮夷戎狄,只要退出中国王朝的视线,它们的历史就算结束了。
  而西方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很是不同,他们十分注重地理位置上的社会重点倾斜,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外来的观望目光,那种感觉,就像是从太空站望向中国的历史旧痕,他们看到的是各个力量交锋之下地理位置空间的变化。比如《哈佛中国史》里对战国时代的七国争雄,就很注重七国地理位置的经纬度,而中国史家则喜欢讨论各家战力的力量消长与内在关系。这使得《中国通史》虽然由三位作者的著述整合而成,但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总体思路却是相同的,就是非常注重各种势力与人际交错之间的关系伏线,这种关系包括争雄各方的力量关系、中国与所谓蛮夷的互动关系、王朝内部的君臣关系及后宫内外的角力关系等等。这些是中国通史的常规项,是必须要解述的。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国史家,更关注历史,陪伴着中心王朝,向外衍射,远方是看不到一个框架轮廓的,推到哪里是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历史的边界。而西方史学,则早早地就用一个框架固定住了中国,然后看这个框架内的力量的移动与消长。
  三卷本的《中国通史》能够将三位史家的著述缝合到一起,给人一种浑然一体之感,正反映了这三位史家,对历史有着总体来说相似的基本论述与表现手法,体现出中国史学还是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的。但是,他们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表现出历史分期、历史识见、历史定论方面都歧见明显,这正是历史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它吸引着史家不断地去探寻,并作出自己的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著作总是会成为未来永远不会枯竭的新鲜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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