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在当世仍有典范意义与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经典的地位稳固如泰山，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雷乃·韦勒克所说：“至少对于更为遥远的过去来说，文学经典已经被牢固地确定下来，远远地超出怀疑者所容许的程度。贬低莎士比亚的企图，即便它是来自于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经典作家也是成功不了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人怀疑传统经典的合法性，质疑其权威性，在欧美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维护经典和批评经典的“文化战争”。此种思潮九十年代传入中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发了谁是现代经典作家之争。不管是欧美学术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其出发点并非从根本上撼动经典的地位，无非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进入经典，哪些不应该进入经典，但前提它必须是经典。承认经典的存在，把经典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这个原则没有变。所以对于阅读影响并不是很大。我认为，对学生和阅读界影响最大的是中国近三十年来大众文化的流行，它有可能是经典真正的掘墓人。

　　大众文化，是依托现代传媒、以文化作为商品出售与消费的文化。

　　以市场为导向，大众文化凸显出它的娱乐性和感官性。受大众文化影响，近些年的阅读，出现了去经典的倾向。第一，快乐到死，追求阅读的快感。如马尔库塞所言：“快乐主义是理性哲学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排斥理性、放纵感性的阅读。而经典恰恰是在感性之中融入了深刻理性的杰作，因此阅读经典常常会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觉得很沉重。习惯了轻松快乐阅读的人当然不喜欢这种沉重的阅读，所以大众惯常的阅读现在多是碎片化、快餐化、浅易化、感官化的阅读。第二，盲目从众，缺乏自己的判断。阅读真正的属性在于自由，自由选择，自由裁断。但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恰恰挤压了读者自由的空间，读者无条件地投降了，交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自由裁断权，听凭大众文化的指挥摆布。阅读越来越没有自主性，再加上碎片化、快餐化、浅易化、感官化的阅读，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久而久之，读者的判断力、理解力下降，想象力贫乏，读者逐渐失去了接受经典的能力。在这样一种阅读趋势下，结果就是经典必然受到冷落。事实证明就是如此，在读者那里，经典似乎变成了啃不动的馒头，已经没有魅力。2013年6月24日，广西师范大学发布一个调查报告“最读不下去的十本书”，一下子成为新闻事件。这十本书中，《红楼梦》“荣登”榜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皆榜上有名。欧美的经典《百年孤独》《追忆似水流年》《尤利西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瓦尔登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据说这是对三千人调查的结果。

　　那么，经典究竟值不值得读？有没有魅力？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我认为经典的魅力至少在三个方面。

经典魅力之一：

探索精神

　　经典具有一种探索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这句诗，极其形象地表现了经典作家的求索精神。无论是对已知世界的解释，还是对未知事物的求索，经典都充满了强烈的探索气息。如果就写作动机来考察，经典作家对世界多怀悲悯之心，欲以其作品拯世济人；同时又多具怀疑、探究的性格，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欲究其所以。一个是责任，一个是求知，这两者使经典作家成为探索自然与社会问题的前行者，并用他们的作品为读者揭示、解释自然与人类未知的世界，为人类的不断进步指明方向。

　　经典对人性探索，“来源于一种强烈的对于人性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进而便为展开深刻的心理分析提供了角度和勇气。”（F·R·利维斯评价托尔斯泰语）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写的是个人成长中的善与恶，这本书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就在于它对人性以及人性与社会制度关系的探索。《忏悔录》里说，“上帝啊，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此书真实地描写了卢梭的下流行径。他说谎，行骗，调戏妇女。还有叫他一生都感到不安的嫁祸于人。16岁时，卢梭曾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当仆人，他偷了一条丝带，却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仆人的不幸。他抛弃朋友，他偷东西，以致形成了偷窃的习惯。他为了混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此书的经典意义何在？就在于它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卢梭通过个人的真实历史，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此书的经典意义更在于它对人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探索。它试图说明：人性是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改变的，好的社会制度会使人性由恶变善，坏的社会制度会使人性由善变恶。作家由一个天性善良的阳光青年变成了一个充满了龌龊的青年，实际上是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与《忏悔录》异曲同工，带有明显的人性探索色彩。《沉沦》的主人公热爱自然，热爱文学，多愁善感，颇有才华，性格忧郁而又柔弱。由于追求自由，反抗专制，而被学校开除，不得不留学日本。主人公这样的遭遇，使他患上了抑郁症，陷于自闭之中。于是他在十分孤独、十分痛苦的状况下，陷入性幻想，自慰，窥视女人，窥视做爱，甚至走进青楼，以致痛苦不能自拔，投海自尽。小说一发表，就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许多人批评这篇作品是色情小说。周作人在1922年3月26日的《晨报副镌》也发了一篇文章，就叫《沉沦》，讨论这部小说。他认为，《沉沦》不是色情小说，主要在于揭示一个青年成长的苦闷，“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其实，这部小说在我看来也是在写人性，写人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揭示了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到了日本，融入不了那个群体，不能接受那个民族的文化，加之处于青春期，于是陷入了孤独苦闷之中。此篇小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前行的探索者，往往不被当代人所理解，是孤独的前行者。陶渊明当世无名。他死于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死后一百年，梁大通年间（公元529年），萧统才发现了这位天才诗人，整理了他的文集，给他写了传记。陶渊明死后，他的朋友颜延之也为他写了《陶征士诔》，不涉及陶渊明作品，也没有什么影响。《文心雕龙》根本没有提及陶渊明，《文选》里选了他八首诗歌，但是与谢灵运这些作家比起来，他的作品少得可怜。《诗品》虽然列入，但是排为中品。为什么当世声名不显？是因为刘宋文坛尚文采，而陶渊明却用平淡的白描的艺术手法来写农村生活，写自己日常的劳作，士族文人无法欣赏，所以百年默默无闻。人们对这位伟大诗人在诗的表现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探索，是逐渐才认识到的。尤其是到了宋代，陶渊明得到苏轼的激赏，写了109首《和陶诗》，评陶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认为陶渊明诗超过了曹植、刘祯、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就把陶渊明凌驾于他们之上了。这是因为，经过唐宋，士人的审美趣味超越了南朝文风，认识到了陶渊明诗自然中蕴含文采、简朴里面包容丰富内涵的经典价值。

　　经典的探索，为什么在其当世不容易得到认可？甚至寂寞当世，后世扬名。这是因为每一个时期的阅读都有其时尚性，要受个人阅读的局限，要受时代的局限，所以精神产品必须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至少要经过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文化阶段、意识形态阶段，人们对一部作品、对一个作家的认识，逐渐地克服了个人阅读以及时代阅读的局限，达到了集体的理性和集体的共识，经典的价值才会突显出来，确定其经典的地位。如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所说，只有我们和一种精神产品拉开一段距离，作品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时，“它的永存的意义才可客观地被认识”。所以传世是经典的一个属性。

经典魅力之二：

耐读性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用十四条理由说明为什么读经典，其中几条都与耐读性有关。经典是“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凡可以称为经典的书，一定是耐得住咀嚼、值得我们不断阅读的精神产品。

　　经典为什么耐读？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面特别强调“陌生性”，书有陌生感，才会引起读者好奇，具有吸引力。从陌生性的角度分析，经典的耐读性反映在三个方面。

　　首先，经典必然是独创的，是独一无二、无须重写的书。《红楼梦》面世之后，续书很多，但没有一部成为经典，原因很简单，《红楼梦》只能是一部，不能有第二部，第二部就非独创。鲁迅被看作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也可能是以后世世代代的经典作家。为什么鲁迅是经典作家？读《阿Q正传》就可知道。鲁迅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形象：阿Q，并用阿Q这个形象来凝缩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他的自轻自贱，他的妄自为大，他的自我安慰、自我开脱之道，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鲁迅当时就看穿了当代人的这些把戏。我现在读《阿Q正传》仍然感到很沉重，有时也会忍俊不已。为什么呢？因为看到阿Q，往往就想起身边的某某人，这个形象极为独特。

　　其次，经典的耐读，来自于其丰厚的内涵。王蒙写有《王蒙活说红楼梦》，他说，“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阅读《红楼梦》。我喜欢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红楼梦》，每读一次都有新发现，每读一次都有新体会新解读。”这是讲经典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尽的宝藏。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讲经典对不同读者而言，会有不同的发现。不同人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会因为个人的修养、文化背景不同，所得也有所不同。但如果《红楼梦》里面没有这样的内涵的话，读者也是无法看出来的。《红楼梦》就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值得我们读。

　　再有，经典的耐读，在于思想的深刻性。经典就是人类思想的策源地，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生地，经典必须是深刻思想的所在。儒家思想来自于“四书五经”和《论语》《孟子》，道家的思想来自于《老子》《庄子》。人类的轴心时代恰恰是经典的爆发期，也是人类思想的爆发期。

　　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把柏拉图和莎士比亚作为传统正典里面的正典，而把卡夫卡作为西方现代正典里面的正典。为什么给卡夫卡这么高的地位，把他放在经典里面的核心位置？就在于卡夫卡小说隐含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深刻的思考，如《城堡》。故事很简单，K是主人翁，K多年前被伯爵聘为土地测量员，千里迢迢到城堡报到，但是到了城门却不得其入。守门人不知有土地测量员这个人，也不知有伯爵聘用这回事，于是K就留在了城堡外面的村子里，天天想要进入城堡。高更年翻译这部小说，“前言”里介绍了《城堡》主题的十四种说法。如果从隐喻式的角度解读，“城堡”确实具有象征性。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说，卡夫卡的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人的存在和意识之间的罅隙，用卡夫卡的话来说：“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人生尴尬是卡夫卡的小说表现的重点，而这种人生的尴尬和困境，就来自意识与存在之间的矛盾。人不可能有任何预设的目的，因为人的任何目的都是非真实的，然而人却永远希望这种目的的存在，于是就产生了“预期——他们的和我们的——为实际上的、现实的世界所阻挠”，K永远也进入不了这个城堡，意指人永远也达不到他的目标。

　　还有，读卡夫卡的小说，我们会感到：每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都是偶然的，都是一个唐突的外来者。他想融入这个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之上，个体永远是个外来者、局外人，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疏远，如此之互不相关，如同K与他周边人的关系。我们看他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人的存在荒诞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陌生。K在村庄里交了一个女朋友弗丽达，弗丽达是城堡的官员克拉姆的老情人。K之所以和她交往，就是想通过她接近克拉姆，解决他进入城堡的问题。同样弗丽达失宠，想要交往个外地来的陌生人，以引起克拉姆的重新注意，也是在利用K。这对男女的朋友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们再看看K身边的两个随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干的都是窥视、捣蛋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陌生、冷酷、扑朔迷离。写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网络社会，这是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按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应该是越来越缩小、亲和感会越来越强。而实际情况是人更孤独了，人与人间的关系更冷漠了。你为什么用手机不断地晒自己？就是因为太孤独了，太需要有朋友理解你、了解你了。但是网络能解决人的孤独问题吗？网络代替了我们的实际交往，人和人之间第一人体的交往少了，第二人体的交往即虚拟人体的交往多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则越发疏远。从《城堡》对人的关系的描写，已经预见到了人今天的生存状况。

　　再举一例。《三国演义》写中国人的政治观，讲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政权的取得和失去都与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十一回有集中描写：刘表死，蔡瑁与蔡夫人立刘琮为荆州主。刘琮投降曹操。刘备不愿诱杀刘琮以夺荆州，愿走樊城避曹兵，但曹操派八路大军杀向樊城。孔明建议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刘备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便同过江，不愿者留下。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于是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刘备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刘备急令关羽催船渡之，方才上马。到襄阳城下，被刘琮所拒，刘备听取诸葛亮意见，奔江陵，拟取江陵为家。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一程程挨着向江陵进发，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到刘表墓前时，哨马来报：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后人有诗赞之曰：“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恸三军。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什么样的政权才是一个合法的政权。真正的合法政权是拥有百姓拥戴的政权，谁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谁就是合法政权。这就是一种全新的政权观，也是《三国演义》作者拥刘反曹的真正原因。当然这种历史观来自孟子的思想：“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仁政就是以民为本。“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获得百姓的支持，方能得到天下；而真正获得百姓的支持则在得民心，天下之得与失，系之民心向背。由此孟子提出一个万世不泯的结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民党当年号称八百万大军，三大战役拿的是洋枪洋炮，解放军拿的是土枪土炮和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一些洋枪洋炮，但为什么国民党就稀里哗啦地垮台，跑到台湾去了呢。不就是《三国演义》里面说的，谁拥有了老百姓的拥护，谁就是合法的政权吗。是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把共产党送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舞台。可见《三国演义》的思想是很深刻的。

经典魅力之三：

超越性

　　经典的第三个魅力，在于其超越性。经典作家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不管现实多么好，但是在经典作家眼里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经典作家在其作品中常常要解剖和批判现实，批判性和超越性就成为经典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对经典的阅读，无非是两种解读形式。一种是前面所讲的隐喻式的解读，一种则是历史式的解读，作者写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历史环境来解释。如果作历史的解读的话，《城堡》写权力的无所不在，批判官场的腐败，的确十分深刻。自小说的第十五章开始，卡夫卡集中描写了官僚机构内部的运作机制，档案的投放、积压和处理的随意，文件办理的拖拉和无序：“可是城堡在这一方面办事拖拖拉拉，而且最糟的是你永远不知道拖拉的原因是什么；可能这件事正在办理之中，但也可能根本还没有着手办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K的身份不明？就是官场的运作。就在伯爵向K发出聘令的同时，村长却不同意聘土地测量员，是否发出了村长反对的文件？不知道。发出以后到没到K手上，也不知道，这样才造成了K的身份不明。再看看卡夫卡如何写权力的无所不在。四月份有个救火节，城堡里面的官员都出来了，其中就包括救火的官员索尔提尼，他看上了村里的漂亮姑娘阿玛莉亚，却遭到了姑娘的拒绝。从此，阿玛莉亚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这个家庭原本是做生意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企业家了。但从救火节后再也没人到他们家做买卖了，交易没了。父亲四处告状，但你去告谁呢？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任何文书命令村民不与阿玛莉亚家来往，总不能让城堡里的官员发下文书命令大家与阿玛莉亚家做买卖吧。写官场权力的无所不在，像无影无形的网，吃人不吐骨头，写得极深刻。

　　当然经典不只是批判，它也要给人们指明方向，提出解决方案。如托尔斯泰，学外国文学时，老师很少肯定托尔斯泰主义，多批判之。托尔斯泰提倡“不以暴力抗恶，用爱融化一切”，似乎是一厢情愿，似乎很幼稚。但是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以暴抗暴思想横行无忌，到处充满了杀戮和刀光剑影。记得克林顿时期，美国与俄罗斯搞战略核武器谈判，削减核武器，限定一些常规武器。现在谁也不谈了，都在搞尖端武器，都在搞军备竞赛。我可能是杞人忧天，总觉得有一天这个地球会被原子弹炸毁。面对当今的现实，我越来越认识到了托尔斯泰的伟大。佛克马说，安全和自由是需要经典关注和解决的，其实经典早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再看托马斯·哈代，他的作品里充满了一种博爱精神，一种对弱小的怜悯之心、慈悲情怀。他写了《无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丝》等小说，他说过一句名言：“你这可怜的灵魂啊，我的胸膛就是你的卧榻”。我看过之后极受感动，这种胸怀我们在现在的作家作品里已经很少看到了。还有狄更斯，号称灵魂大师。他确实就是想为我们的灵魂寻找出路。经典作家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不满，希望这个社会更加完美，他的批判的意图是来自于他向善向美的心理。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经典的作家，用他们的作品来感染我们这些读者，浸润我们这些读者，才使我们这个社会既充满了丑恶和暴力，同时也使这个社会向善向美，使我们的社会永远有一个前行光明的道路。这是经典魅力的根本所在。

　　从经典的三个魅力可见，对于读者来说，经典的魅力不在于好读，而在于我们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个人成长的心理需要、精神需要。佛克马说，“文学经典是为了解决人们特定的需要而创作的，它们为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有着不同的需要和问题，但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一些需要和问题是跨越文化界限甚至是普遍存在的。人们需要食物和房屋，和平和没有战争，他们希望生活在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中。”洞悉人类的需要，观察社会、研究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为读者解惑释道，才是经典的真正魅力所在。

詹福瑞 文学博士，教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与评审委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出版《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南朝诗歌思潮》《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不求甚解》《论经典》《读书之道》等著作，合著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其著作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