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刘统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从事军事历史研究，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核心提示

　　● 对每个经历过长征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

　　● 红军长征走了百分之九十的路程，到哈达铺才知道能在陕北落脚，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会留给了意志最坚韧的人。

　　● 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辉煌的篇章，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长征精神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谈到长征，我们就会想起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然而，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面对1000多名曾经跟随他长征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起了党的历史，特别谈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其中讲到长征：“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那些根据地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路上千山万水，军队又不和了……”

　　幽默中带着悲怆，这是他的心里话。对每个经历过长征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

　　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失利

　　1933年5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各路国民党军围困苏区，步步为营，使红军惯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法很难奏效。而以博古、李德为最高领导的中央苏区又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10万装备低劣的红军硬要和5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打正规战、阵地战，能打得赢吗？毛泽东将其比喻为“叫花子和龙王比宝”，虽然红军打得非常顽强，但并没有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国民党军出动几十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激战第一天红军就伤亡1000多人。李德反而指责彭德怀没有组织反攻，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当即反驳:“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

　　有人问：李德指挥不行，那让毛泽东来指挥行不行呢？事实证明，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共双方整体实力的较量。仅有二十几个县的中央苏区，已经进行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的苏区在兵员征集、财政储备、枪支弹药等方面都无法支持战争继续下去。

　　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彻底消灭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这个计划被国民党赣北保安司令莫雄转交给中共情报人员项与年。项装扮成老叫花子，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

　　短短几天内，中央苏区就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0月10日，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被留下坚持斗争。

　　长征时最初的想法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会合，行军像大搬家，坛坛罐罐都带上，队伍慢吞吞地向西移动，一天才走二十里，怎么能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呢？这是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共达成默契，故意放红军西行。

　　陈济棠曾经三次参与反蒋的军事行动，与蒋矛盾很深。所以，陈济棠不想和红军作战，还私下与苏区做生意。1934年9月，经过三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就地停战；二、互通情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

　　谈判恰好在红军准备长征之前，可谓天赐良机，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四道封锁线，创造了一个奇迹。

　　蒋介石赶紧部署围追堵截。广西白崇禧的桂军在南线，湖南刘建绪的湘军在北线，企图两面夹击，将红军消灭在广西界首、全州一带的湘江东岸。湘江之战持续五天，是长征中红军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战。事实上，湘军和桂军都以保护自己地盘为目的，既没想全歼红军，也没打算把自己的部队拼光，所以红军才能坚守四天阵地。但是到了湘江，上有飞机轰炸，旁有敌军夹攻，过江之后清点人数，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的传奇如何铸就

　　下一步向何处去？若继续北上，蒋介石已经布下一个口袋等红军进来。这时，毛泽东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道进入贵州，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成，没有使红军再次陷入重围，达到了挽救红军的第一步目标。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继续西进，在敌军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或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会议争论得很厉害，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此期间，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眼看红军一天天陷入绝境，忧心如焚。他们认为不能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毛泽东做了各军团干部的工作，然后向博古、周恩来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各军团首长来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柏辉章公馆楼上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重组的中央新“三人团”，第一是张闻天，第二是周恩来，第三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层。

　　蒋介石获悉红军占领遵义后，随即调整部署，拉开了四面包围的大网。命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个中央军纵队为主，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王家烈的黔军等地方军阀部队策应协同，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川南、黔北地区。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离开遵义后他作了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动作——四渡赤水。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我们不禁要问：红军为什么要这样走？毛泽东怎么知道哪有敌人哪没敌人？

　　是军委二局的译电科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必兆带着一部电台，随时监听国民党各路军队的电报。当时的密码不复杂，被红军破译了。1月19日，中央红军向赤水北岸的土城推进，刘湘出动8个旅前来应战，1月28日的青杠坡战斗极为惨烈，红军部队被困在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曹祥仁等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中撤出，渡过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斗是红军的生死之战，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此后，毛泽东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译电科，对外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就连军团首长都不知情，所以林彪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毛泽东不能走漏消息，如果敌人察觉，换了密码，红军就真的没出路了。

　　同时，地方军阀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黔军、滇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死仗。蒋介石也有自己的算盘：统一全国是头等大事，大西南地区一直是军阀割据，国民政府鞭长莫及。追剿红军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进军西南的正当理由。所以，国民党中央军不急于追上红军，也在情理之中。

　　一天行军240里，飞夺泸定桥创奇迹

　　毛泽东就这样带领中央红军冲出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川西。这时，走了一万里地的中央红军已经成了疲惫之师，干部战士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就在此时，从雪山那边传来了消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川北根据地出发，渡过了嘉陵江，在川西北的茂汶、理县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等着中央来会师。中央红军上下顿时精神振奋，行军路线从弯弯曲曲一下变成了直线，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长征中的奇迹。

　　1935年5月27日晚，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中央军委电令：务必在五月二十九日敌增援部队到达前夺下泸定桥。当时红四团距离泸定还有240华里路程。

　　红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从28日凌晨开始，全团人不顾一切地跑步前进。天不知不觉黑了，大雨浇灭了火把，饿了吃一把生米，途中有人体力不支倒下了，掉队的也不少。河对岸向泸定桥增援的川军队伍举着火把一度与红军并驾齐驱。后来敌人累得宿营了，红军还在拼命往前赶！29日晨，红四团终于奔到了泸定桥，占领了桥西。

　　这时候，对岸守桥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把桥板子拆完，吓得缩在桥头堡里。红军也累坏了，经过休息、准备桥板、研究作战方案，到黄昏时红军发起夺桥战斗。全团20多挺机枪集中火力向对岸桥头堡射击。守桥的川军是收税的，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吓得点火烧着门楼，就往后山逃跑。红军突击队边铺板子边射击前进，到了桥中间，面对大火犹豫停顿。这边团首长大喊：“冲过去啊！犹豫不得啊！”红军冲到对岸灭火，以三人伤亡的代价夺取了泸定桥。

　　这是历史的真实，但还是令人惊讶。“飞夺”的关键就是一昼夜飞速行军240里，这些瘦弱的红军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潜能？站在微微摇晃的铁索桥上，红军英雄留给你无限的遐想。

　　北上还是南下，争议造成分裂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在山脚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与等候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历尽艰辛的两万红一方面军，受到八万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红四军的战士拿着粮食、毛衣送给红一军的同志，使他们感激不尽，但是毛泽东却遇到了党内最强势的对手张国焘。论资历，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论实力，张国焘领导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统一指挥的动议，在关键的谁指挥谁问题上，中央高层出现了矛盾和对峙。

　　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一定要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僵持两个月，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张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经过慎重考虑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的原因，后来形势的变化，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红军到达的川西北藏区，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吃什么，立刻成了严重的问题。同时攻打松潘失利，使形势更加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毛泽东坚持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红军开始了向人类极限的挑战：通过无人区大草地。8月12日，在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四、三十军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8月19日，左路军在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下，红五军团，九、三十一、三十二（原红九军团）、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卓克基向阿坝地区前进。

　　右路军过草地用了一周时间，却是长征以来最艰难困苦的日子。松潘草地地势平坦，一望无际，天然河道迂回摆荡，形成了大片沼泽，那里水深及膝，但绝大多数有毒不能饮用；大地面硬而下软，踏破有草根的地皮则陷入泥中难以自拔；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生命如此脆弱，饥渴、露营和风吹雨打，使体力衰竭的人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右路军过了草地，等着左路军前来会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阿坝地区连降暴雨，草地变成一片泽国。张国焘见前进不得，粮食将尽，于是决定掉头南下。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用张国焘的话，叫“回成都坝子吃大米”。

　　在劝说红四方面军领导北上未果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夜里先行北上，希望红四方面军部队能跟上来。但是，红四的同志都服从张总政委的命令。八万红四方面军，没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总司令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留在了左路军。这时候，张国焘是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实力悬殊。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毛泽东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党中央孤军北上，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谁也无法预料。但是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压倒。相反，他把逆境当作一种挑战。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陕北会师，完成人类前所未有壮举

　　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通过了险要的白龙江栈道，突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天险腊子口，又翻过了高耸的铁梁子山，进入陇东高原。红军到了甘南的一个小镇哈达铺，饥寒交迫的红军有饭吃了。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仅仅满足填饱肚子。哈达铺小镇上有个邮政代办所，红军从邮电所里抱来了几个月的报纸。在当年七八月间的《大公报》上，毛泽东看到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做出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真是天大的喜讯。

　　行百里者半九十。红军长征走了百分之九十的路程，到哈达铺才知道能在陕北落脚，这不是运气好，而是机会留给了意志最坚韧的人。红军振奋精神，翻过六盘山，进入陕北，终于和徐海东、刘志丹的部队会师，最先结束了长征。

　　然而这并不是长征的结束。南下的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白沙村）开会，宣布开除毛、周等人党籍，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但毛泽东没有办法，因为张国焘人多枪多。所以毛后来总结了一条历史经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但是张国焘的南下失败了。四川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是：你如果路过，我就放一马。但是你要抢我的地盘，我就跟你拼。听说红四方面军要打回来，川军联合起来堵在二郎山的出口，在天全、百丈与红军血战10天,中央军的飞机也来助战，红军因为体力衰减和武器装备落后，终于失败，退回甘孜。此时，红四的干部才意识到毛泽东的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也后悔，在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调解下，张国焘放弃了他的“中央”，同意北上。待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前来会合后，二、四方面军再次经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留下哪些精神财富

　　八十年后回顾长征，我们能领悟到什么？

　　首先，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求生存而进行的艰苦行军。长征开始，根本没想到要走两万五千里，更没想到会走到雪山草地。从江西出发走一步看一步，到处都是敌人，开始红军也想打，湘江一战使大家看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那就得按毛泽东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军转圈行军，在各路军阀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怯懦，而是实事求是。

　　其次，红军能够完成长征，坚定的革命信仰起了决定性作用。能在极度缺粮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条件下通过雪山草地，红军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超乎常人想象的。红军过草地时，国民党军认为，那是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红军走那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通过了草地，再次冲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封锁，开辟了通往陕甘宁的道路。

　　再次，红军的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感染了周边的很多人，使他们自觉地去帮助红军。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遇到一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中国名薄复礼）。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法国传教士画的贵州省地图，萧克军团长请薄复礼帮他翻译。薄复礼回忆：“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靠了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到昆明附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

　　美国记者斯诺秘密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了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和红军干部。在交谈中，他为这些身体瘦弱、衣衫褴褛的红军所感动。他看到了一种在北平、上海看不到的精神，看到一群有信仰、意志坚定的战士。他拍摄的照片中，每个人虽然穿着破旧，眼睛中却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它告诉世界：这些经历过长征的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辉煌的篇章，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篇，使我们心中产生了由衷的敬佩。长征精神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本文编辑整理自刘统2016年9月9日、10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的讲座以及刘统发在《读书》杂志2016年9月刊《长征——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内容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