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长征》

 

　　唐双宁书法《长征》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长征的英雄，就是我们世界观形成时期最崇拜的英雄。出于对长征的崇拜，对长征英雄的崇拜，几十年来，我几乎走遍了红军长征所有重大事件发生地，也几乎对长征思考了几十年。我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长征》一书中的《从完整意义上认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文章中。这里我向朋友们谈谈我对长征的认识和思考。

　　关于参加长征的队伍

　　讲参加红军长征的队伍，首先要明确长征的定义。我对长征的定义是，“九一八”事变后，各路红军以北上抗日、应对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长途征战。按这个定义，参加长征的一共有十一支队伍，他们是，第一类，以北上抗日为主要目标的六支：一是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约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威胁敌人后方，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由于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带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的意图。11月4日，随主力红军长征的中革军委下令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将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下辖三个师约一万人，任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方志敏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随后，先遣队北上皖南地区，但遭遇国民党军队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在艰苦转战中损失严重，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1935年1月中旬，先遣队向闽浙赣苏区转移，又遭国民党军袭击，主力部队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先头部队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整编组成红军挺进师，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后来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

　　二是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这是红军长征的主体和主力。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肩负起抗日战争的历史任务，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在项英、陈毅带领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敌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自身伤亡严重，仅剩下30000余人。在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斗争，中央逐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胜利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后来的扎西、苟坝会议，决定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带领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水草地，夺占腊子口，踏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进入陕北，同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又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陕北奠定了基础。

　　三是红四方面军。为向外发展和同中央红军会师，原在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发起嘉陵江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5月初，在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红四方面军约10万人开始长征；6月中旬，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央红军改为红一方面军；随后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确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过草地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主要由张国焘率领。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于9月率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南下，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另立“中央”。党中央先后召开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等重要会议，经过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的努力，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强调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在未果的情况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经俄界会议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先期到达陕北。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转战川西甘孜地区，后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经党中央耐心工作及随右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推动，以及广大南下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0月9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四是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共17000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萧克等率领下，退出湘鄂川黔苏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在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回旋转战上千里，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随后，推动并实现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部队仍保存13000多人，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损失最少的部队。

　　五是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红二十五军经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二十五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拦阻，进入陕西省雒南也就是今天的洛南地区，开始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新苏区。1935年7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并于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随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为主力红军起到了战略先导作用。

　　六是东征军也就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935年冬，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战争有机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各军团渡过黄河，突破了阎锡山的晋绥军防线，分兵三路作战，取得一批战果。后蒋介石调集重兵企图围歼红军于晋西地区。为避免不利局面，东征军于5月西渡黄河，回师陕甘苏区。东征战役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甘苏区得以恢复和巩固，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第二类，在反围剿中以开辟新根据地为主要目标的三支：一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陷入国民党军“围剿”险境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由于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原定的“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的意图无法实现，不得不实行长途战略转移，1932年12月，在翻秦岭，涉汉水，越巴山之后，由陕西南部进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始了以这些地区为中心创建新的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到1933年10月，川陕根据地的总面积达4.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四方面军也由刚入川时的1.4万余人扩大到8万余人。

　　二是红三军撤出湘鄂西根据地开辟湘鄂川黔苏区。1932年8月，红三军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1月初进入豫西南，11月下旬进入陕南，后进军鄂陕边界，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又沿鄂川边界南下，攻克巴东，继续南下，12月30日攻占鹤峰，结束了长途转移。两个多月中，红三军行程约3500公里，部队由1.4万余人减至9000余人。1933年底红三军进军四川，1934年4月游击川黔边境，1934年5月进入贵州。1934年10月2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转战到达川黔边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按中央命令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以川黔边区为根据地，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抽调重兵进行围堵，从而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三是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同红三军会师并巩固扩大湘鄂川苏区。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认为红六军团继续留在湘赣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的危险，应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湘西的红三军会合。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经过2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实现会师，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紧密团结，巩固扩大了湘鄂川黔苏区。

　　第三类，以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西方野战军的长征。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等部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在历时两个多月的征战中，西方野战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类，以打通苏联国际通道为主要目标：西路军的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为打通国际通道即今天的蒙古国，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关键一环，共产国际也决定在今蒙古国南部边境向红军提供一批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作为宁夏战役的一部分，1936年10月下旬，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个军渡过黄河，准备参加宁夏战役，但同河东的红军主力间的联系很快被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隔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停止执行。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河西部队，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1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与此同时，绥远战事爆发，日军支持伪蒙军向百灵庙发动进攻，在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援助已不可能。因此，共产国际考虑经过新疆援助红军，并将武器弹药等物资运到哈密，由红军接收。随后，“西安事变”爆发，苏联认为其中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改变了原来的承诺，致使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滞留苏联境内达5个月之久。期间，孤立无援的西路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陷入殊死搏斗，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鏖战，西路军部队大部损失，总部率余部2000余人分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后徐向前先行撤回延安，陈昌浩回到湖北，王树声等经内蒙古撤到延安。1937年4月底，在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下尚保留400余人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由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接应至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后分批返回延安。

　　综上，上述十一路红军的长途征战从广义上讲都属于长征，都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需要说明的是，同一路红军的长征有时身负多重任务，如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有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开辟根据地包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等因素，其他长征队伍也都有开辟新根据地或与其他红军会师的因素。红六军团同时具有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的目的，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且在征战途中为中央红军吸引和调动了大批敌人。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至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前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应对国民党围剿。同时，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以艰苦的斗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陕甘红军英勇奋战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意义重大；没有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的结局还很难预测。另外，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最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也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关于长征的精神

　　长征，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升华出伟大的长征精神。2016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我们今天回顾长征，不是要重温当年长征的物质生活，而是要弘扬长征的精神，进行新的长征。我个人经过几十年思考，对长征精神的理解为六句话，这就是“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尊重实际的作风”主要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先后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顽强的意志”“严格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众志成城的凝聚力”等由于篇幅限制很难展开讲了。这里我只说说“坚定的信念”。有人疑问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长征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红军出于求生的本能，还是因为他们真的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我认为不排除求生的本能，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撑。如果仅仅是出于生存的本能，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开小差，完全可以把毛泽东的头取下来，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所以主要还是信仰的力量在支撑他们。我在四川达州考察，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一名红军战士正在石头上刻“打倒刘湘”“列宁万岁”的标语，国民党部队赶来了，但他不跑，仍在那儿刻，任凭国民党部队对他射击，他还是一边挨着子弹一边刻。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在支撑，能做到这一点吗？当然，不是说现在还要人那样做，但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信仰。

　　长征胜利，有许多值得今天汲取的宝贵经验。其中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最重要的一条。长征时各路红军、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经常同中央失去联系，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他们相信中央、盼望中央、服从中央。这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长征期间，曾发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事件，这其中虽然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本质上是张国焘拥兵自重。也正是在中央的努力下，在服从中央顾全大局的朱德、刘伯承及左路军和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的努力下，在二方面军的支持下，最后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阴谋。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四方面军辖下的红25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25军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慷慨为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援助。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因为刚刚发生了张国焘事件，红25军过去又隶属于张国焘领导，中央难免有些担心，毛泽东致信徐海东借一千块大洋，也不免有试探性质。徐海东将仅有的六千块大洋自己留用一千块，五千块全部支援中央红军，并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领导。正是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组织观念和政治规矩，才有长征的胜利。张国焘无论历史上有多大贡献，从另立中央发展到最后背叛革命，这是性质的转变。服从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明确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经过长征的实践，更加成为全党的自觉。

　　建议长征申报世界遗产

　　十年前，美国出了一本书，书名叫《世界一千年》。这本书中评选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百件大事，其中涉及中国的有三件：一件是北宋时期的火药发明；另一件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再一件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可以说，外国人对长征的看法，已经抛开了阶级、种族、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成见，评价是非常高的。面对九十九个不可能，九死一生，红军却硬是能存活下来，而且取得了胜利。现在，当年那支队伍流血牺牲建立起的国家已经成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想一想，在当初长征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用常人的眼光来看，这可能吗？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硬是把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所以我认为，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为此，我曾奔走呼号，大声呼吁，长征路线应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长征精神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应首先做好长征路线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工作，以彰显文化自信特别是红色文化自信，并福及全球泽被后世。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标准，长征路线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关键是事在人为。中国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中国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世界没有一说就成的事，世界也没有绝对办不成的事。当然，由于文化差异和长征遗址保护上的欠账，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重点，我认为一是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群认可；二是加大投入弥补遗址保护欠账，尽快达到标准。这项工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但只要有决心有信心，经过10到20年的努力，是有这个可能的。这项工作与其他申遗项目不同，需要举国努力，需要各部门各地区配合。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合75名代表向“两会”提出建议。我认为从现在起就应统筹抓好这项工作。作为党史特别是长征史研究的学者，我渴望它的成功，渴望在纪念长征胜利100周年的时候见到它的成功。我个人经过长期思考，并同部分专家学者论证，提出了长征申遗的一百处遗址初选名单，供申遗参考，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向社会呼吁，全社会都要为长征申遗鼓与呼，因为这不仅是申办一个世界遗产，而是在重塑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另外我还建议成立长征史研究会，在高等院校党史系开设长征史专业。

　　为什么国企也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一个国企的壮大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学习党的历史以史鉴今的结果，是长征精神激励的结果。以光大集团为例，光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委托王光英先生以他的特殊身份，以对外开放先行者的形象，在香港设立，后发展为经营金融业为主、金融实业并存的大型央企，其间有过贡献，但也因资不抵债濒临破产，按国务院要求被迫于2007年进行改革重组，实际上相当于在市场围剿中走上长征之路。其间，先后制定修改了五次改革重组方案，相当于对长征落脚点的艰难选择。2013年国务院最终同意保持光大的完整性，解决全部历史遗留问题，理顺各级股权关系，不啻光大的“哈达铺会议”，找到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此前，我们曾经有过类似于湘江血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这样的经历，2013年的“乌龙指事件”对光大的打击不啻张国焘分裂路线对红军的打击，但红军最后完成了长征，光大最终完成了改革重组。目前光大已经成为资产4万多亿元，年利润500多亿元，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基金、期货等金融全牌照以及环保、新能源、房地产、飞机租赁、高科技等实业业务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资产是2007年改革重组启动时的6倍，效益由长期亏损变为年盈利500多亿元，相当于长征初期的被迫战略转移到实现胜利会师。2014年光大进入世界500强列420位，2015年在世界500强中的位次提升107位列313位，从提升位次角度居全球金融业第一名。可以说，正所谓功夫在诗外，长征胜利靠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搞好国企也需要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同长征时期已经不可比拟。长征的生活，人们不必重复；但长征的精神，人们应当永远牢记。长征，是中华民族不倒的精气神。

　　唐双宁 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演讲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