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

夏磊：谈到文化，世界范围内没有人会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从孔孟到老子，从语言到建筑，至今还能处处看见中华文化对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影响。问题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否有足够的尊重，是否为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健康的生态和土壤？

接下来，我们有请汪涌豪教授发表演讲，听听他对文化自信的见解。（全场鼓掌）

自省绝不是自虐，

也不是简单地自我否定

今天论坛主题是“中国故事与文化自信”，我感觉，文化自信我们讲得已经比较多了。从我小时候起，就一直在讲五千年的文明、四大发明等等。但是，盲目自信带来的许多恶果我们也都领受了。特别是近代以来，“天下之中”、万邦来朝的自大，让我们不知道世界大势的变化，“中国之天下”早已变成“天下之中国”。因此，今天在这个论坛上，跟各位交流文化自省之于文化自信的意义与作用，我觉得非常重要。

其实，中国文化向来是讲究自省的。比如说，儒家从孔子到孟子都讲自省，要“反身而诚”，强调自省对于提升个体修养的重要性。道家也是这样，讲“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能够不自我表现，他就明白了；如果能够不自以为是，他就能够名扬天下了。了解别人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但最难得的是要了解自己，这样才是一个澄明的人。

我有一句“格言”，（全场笑）那就是“一个人走向内心世界的路，要比走向外部世界任何一条路都困难得多”。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曾经去过南北极，他说两极虽然很远，但也是一段固定时间内可以到达的。而一个人要真正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花一辈子都不够，到临死之前都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一个人走向内心世界的路，要比走向外部世界的路遥远悠长得多。这就凸显了自省的艰难，唯有自省之后，自信才能站得住脚。

以这样的认知，我们来看所谓文化自省的问题，就会发现，人对自己所秉承的文化须有一份深刻的省思。而基于今天的语境，我们要说，只有通过深刻甚至艰苦的自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开显文化的优势，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为人类的“知识共同体”增添中国的智慧。然而很遗憾，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既少又不太好。

那么有人就要问，你讲自省是不是就是说要找自己文化中不好的一面呢？不是的。我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对自己的文化非常珍爱。所谓的自省绝不是自虐，也不是简单地自我否定，而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份理性客观、恰如其分的认识。这样得到的结论才是成熟的。

我们往往念着西方的经，

对自己文化的超越性内涵却不珍惜

以儒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讲究身心相与，也就是一个人身心不能分离。但你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身心分离的人很多，虽然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人的幸福度在下降。

传统文化强调人的身心相与，认为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如果不能处理好自身的问题，就会在生活中迷失方向。因此，它虽不一概否定人的现世欲望，相反与西方人讲“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样，也讲“士有恒产，才有恒心”。而且它承认，高尚的人固然多追随义，但是普通人怀惠图利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所谓“甚爱必大费”，而与之同理，“多藏必厚亡”。

孔子说过，如果有钱赚，让他做市场的看门人也愿意。但是，他更强调的是，人应该区分“义”和“利”的不同，人应该先义后利。道家也讲要懂得“知止”的重要性，就比如年轻人谈恋爱，不能追得太紧，要给人家一点空间。（全场笑）

但放眼今天的世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多不多？并不多。所以，有些穷人乍富就显现出了恶形恶状，拼命为子孙留财产，却浑不知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子孙“贤而多财”会“损其志”，“愚而多财”会“益其过”。

再看看，人性极度的贪婪、对资本无止境的争夺，不仅使人赔上身心分离的代价，还使得公平正义的理想以及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备受考验。

大家可能没注意到，次贷危机过后，与亚当・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一起再度引起西方人关注的，还有孔子的哲学。《泰晤士报》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文化人麦金泰尔的文章，称孔子的学说从来就是简练有力的，如今也一样。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正是对次贷危机时代的谴责”。推之更早，西方自由经济的鼻祖魁奈也一直对孔子的思想评价很高。但是，现在我们往往念着西方的经，对自己文化中具有超越性的内涵却不知道珍惜。

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

对西方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再比如说，中国文化很重视“人我相与”，注重将一己身心的和谐推展到人际与社会。

亲人之间讲究父严母慈、老安少怀。邻里之间讲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家之间，讲敬信修睦、克己恕让、和而不同。对内，这其实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处理各方利益纷争是很管用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利益矛盾非常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候利益双方站在自己立场上主张权益，可能都是对的。按照过去的方法去封杀一方、保护另一方是不可行的。这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人与我之间的相处之道、礼仪规训就变得非常重要，能派上用处，确保社会的祥和。

对外，放眼世界，推之广远，传统文化也能为日益走向多极化的当今世界解决矛盾与冲突提供新的思路。事实上，当前严峻的国际关系已经表明，如果不能照顾处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基本权益和特殊关切，一味崇尚强权政治、“丛林法则”，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必然会加剧。而我们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就对西方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大家都知道哈耶克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有两种，一种是“自发秩序”，还有一种是“人造秩序”。他推崇的是自发的秩序，并且认为老子哲学中的“无为”与“好静”正是一个典范。但是，今天许多人在讲软实力的时候，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以至于这种文化的潜力没有被释放出来。

还有，中国文化很重视“物我相与”，不把外物与自然看成是无生命的东西，而是乐意与外物打成一片，回身欣赏过程中的自己。

中国人从来都是习惯在自然的环境中宣泄情绪，放松身心。所以，中国有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还有基于这个本体论而产生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再而产生“情景合一”的审美论，这些都给人安妥自己的身心提供了可能。在“物我相与”的基础上，衍生出“节用爱物”的朴素思想，又与当今社会构建环境伦理和生态文明有着相通的地方。

尤其是道家哲学强调的“道法自然”的生态整体思想，讲究“不以人灭天”的生态和谐思想，无物不可、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都足以为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状况、反思其生存方式与意义的合理性提供借鉴。但同样，我们对此及由此延展出的道教的相关思想多有忽视。

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

对秉承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

当然，我们也体会到，由于存续久远，又与专制政体配合，传统文化也存在糟粕，有时甚至它的一些优点，同时都伴随着缺点。

比如说，儒家既讲“仁者爱人”，又期待“天下归仁”，但其实孟子自己都承认，儒家“不遍爱人”，并不是普遍“爱人”，而是以“亲亲”为大，“亲贤”为急，又严分等级尊卑。所以，一方面“四海之内皆兄弟”，一方面又讲“必也正名”，这里面有很多矛盾。

再比如说，前面讲过儒家区分“义”和“利”，但是区分得过头了，把“义”抬得太高，把“利”压得太低。你会相信一个人没钱可以过日子吗？不行的。按照儒家讲的“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己者为乱世”的逻辑，那么就等于说，今天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人们生活在乱世中。如此截然对立两者，也是有失偏颇的，未可全信。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明白，公利要讲，私利也要提，“利”如果完全不跟个人挂钩，也是不行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专门讲“利”的重要。但中国传统文化老是打压“利”，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之分把商人作为最低贱的。长此以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迟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延缓了。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中庸为至德，注重的是臣民的意识，而不是公民的培养。它希望每个人注重自己的德行，形成一个君子社会。但事实是，文明的养成固然需要道德力，更需要制度力；需要“君子社会”，更需要法制社会。在中国这样有几千年文明积淀的国家，传统的“伦理文明”当然应该传承发扬，但一种能将人带入更理性、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文明”更应该花大力气建设。

还有，它讲求“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又重视恻隐与慎独。意思是不管别人看不看得见，都不能做坏事，标杆提得很高。能做到固然不错，但这些东西讲的都是一个人私德的锻炼，公德却是被忽略的。梁启超《新民说》就曾指出，“儒家私德十有九，公德一焉。”类似的话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说过，美国人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中将“缺乏公共精神”视为中国人的特质，说的也是这一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上海，有的上海男人夜班回家还要把家里的橱擦一遍，但他一出门就随地吐痰。他私德很好，绝对服从太太，（全场笑）但他绝无公德，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正如东西方文化都存在着与现代化对接的问题，传统文化也需要向现代转型。文化自省，就是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所秉承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对其以往发展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充分的认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自觉的关键，更是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众声喧哗的世界，

中国应该发出独立清晰的声音

对一种文化来说，有没有自省，善不善于自省，是不一样的。就像生活中有些人，善于自省，意志力强，个性独立。因为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完整的道德世界，所以他即使独立于人群之外也能安之如素，稳定地朝向既定的兴趣和方向。

一种富有自省精神的文化，知道自己的使命与目标，自我认知明确，成就意识强烈，也能显出从容自信、大气谦和。不管风往哪里吹，既能领袖群伦，也能高自崖岸，不会为来自异文化的非议或误解而焦躁不安，不会轻易否定自己。相反，在时时返本的同时不忘开新，并能够开新。这就是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今天，我们任何的言说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背景。可人们也看到，事实上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都是单向度的，中国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人家的文化进来了，我们的文化根本没出去。强势文化以不容争辩的姿态充当文化的“掠食者”，美国就是这样，这使得所谓全球化实际成了单一社会模式的普及化，以致当弱势一方投身于交流，会发现只能用别人的语言说话，哪怕讨论自己的问题时也是如此。

所以，我的第二句“格言”就是，人再没有比张口说话更容易沦落为他人的了。“翻译”一下就是说，我有自己独一份的丰富的经验，但为了要让你明白、让你感动，我只能用大众都懂的时髦语、广告语，甚至行话、官话、套话来说。虽然，这样别人一听就明白了，但这样一讲，自己的声音就不存在了，你自己就不存在了。所以，不讲话的时候我很充足，我一旦开口讲话就觉得无限寂寞。（全场笑）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鲁迅的格言。

有鉴于此，德国学者裴德思说，中国接下来最大的挑战不是在经济、人力资源上与西方竞争，恰恰在于中国能否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的历史中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上，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独立清晰的声音，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新驱动者”。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的方式”，当然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这样讲不是要别人以我们的文化做发展的起点，而是说我们不能一味追随模仿，在亦步亦趋中迷失了自己的终点。因为那样的发展天然具有派生性，注定不可持续。而这，就是我们必须有文化自信的原因。

征服丑陋的过程，

就是由自省达到自信的过程

当然，对文化的任意曲解、贬低与文化自省都不是一回事。这里说回我的专业――文艺批评。

上世纪90年代，有几位画家画艺不见高明，主题也很单一，但因所画人物一律穿中山装，不是光头，就是板寸，不是表情呆滞，就是咧嘴傻笑，在国外很受追捧，还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外国人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它很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近100年来，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中国的形象一直被某些西方人败坏与丑化，他们嘲笑中国人是留辫子、裹小脚、吸鸦片、既狡猾又怯弱的群氓。可能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能够翻身了，但你看这次奥运会加拿大记者是怎么对中国运动员出言不逊的。可见，把中国异类化的行为到今天为止还没完全改变。

那些画家可能想以“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对过去年代中国社会的某种讽刺与否定，但由于态度不庄敬，充满玩世与泼皮的调调，后来有批评家干脆就将其哄抬为“玩世现实主义”、甚至“泼皮现实主义”，进而称其为“中国新艺术潮流的代表”。

我认为艺术是可以表现丑恶的，但丑只有首先被作者征服以后，才能收容于艺术当中。这种征服的过程，就是由自省达到自信的过程。而上述艺术家的作品在我看来，不是对文化的自省，而是自污。

现在的全球竞争

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不能封闭，要开放，向国外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做到文化自省与自信太重要了。

与历史上其他崛起的大国不同，中国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就获得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必定会在自省和自信两个方面――其实是一个方面――接受更多的考验。我们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接受这种考验，不断自省，使自己的文化越出固有的边界，最大程度地具备与其他文化的相关性。

不要老是说自己的好，强调自己的独一无二，难道这独一份的东西只适合于中国人吗？不是的。如果你的文化足够好，天然就具备和别的文化的相关性，开发这种相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能从核心处供给人以信仰。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的竞争以后，现在的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基于人类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更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人们分享各个领域获得的经验，其实就是分享各自的文化。所以，经由深刻的反省，由自省走向自信，必能使中国在21世纪更多具有文化色彩的大国崛起中占得先机。

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嘉宾小传

在担任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首任主席之前，汪涌豪为大众熟悉的身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位一直在大学校园里从事古代文学和美学研究的书生，撰写过《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老子一百句》《中国游侠史》等多部著作。潜心于学术研究，又不忘情于社会，对学术走向大众，抱有一份学者的热忱。

如今成为上海文艺评论界领军人物的汪涌豪，依然保持着直言无隐的品格。批评的背后，是对文化的热爱。在他看来，有敬畏和有诚意的文艺批评，正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