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档案

　　楼宇烈 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主要论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王弼集校释》《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化》《十三堂国学课》等。

　　楼宇烈教授是中国文化积极的倡导者、实践者，他不仅创立了国艺苑，还兼任北京大学校内外几十家中国文化社团的顾问和指导，退休后仍常年奔波各地讲学，致力于传播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珠玑妙语

　　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怎样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文化发展进行总体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肯定是无序的、混乱的。

　　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时，是不能没有主体意识的，否则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

　　保护遗产并不是要把它变成跟现代流行的文化一样的形式，而是要保护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特色，让它呈现出它的世界意义来。

　　其实每个民族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都只有根植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才行！

　　从某个角度来讲，继承得越好，就会创新得越好。

　　一旦有了主体意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看得很清楚，对别人文化的长处自然也能看清楚，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使之恰如其分。

　　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什么叫文化？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文化就是人类创造性的实践和理论的结晶，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等，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历史的载体。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朝代，而是指整个中国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有五千年。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丧失了。因此，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点现在正受到巨大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开放和交流势不可挡。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将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多元文化的共存，如果世界文化的发展都趋向一元，那么既无法交流，也无需交流。

　　遗憾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也在向全球化发展。当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强势文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

　　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自己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精神都会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慢慢地消退，而失去文化主体性以后，国家的独立性也就丧失了。

　　但我们不能采取抵制的办法，干脆不交流，这是不行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文化交流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因此，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怎样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一百多年来，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因此，在我们重新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回顾一下百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中西之争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西方巨大的压力，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国家甚至面临着灭亡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所以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救亡图存？怎样使中国强大？方法是什么？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西方强大，中国弱小。于是，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运动。

　　我们最初提出来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来的。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西方人的“长技”是什么呢？就是船坚炮利。大家觉得西方人之所以能战胜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技术比我们发达，能够制造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中国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学习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长处，学习好了我们再跟他们抗争。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就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师夷长技”。为此，李鸿章们开办了江南制造厂等现代工业，建起了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且也向西方派了一大批留学人员，造就了一批人才，大家都感觉不错。

　　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的北洋水师，经过30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面对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一仗就被彻底打垮了！

　　因此人们就开始反思，认识到仅仅只对器物方面进行改革，仅仅只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器物文明学得再好也没有用。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来推动制度的改革。但对如何改革，大家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学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起的共和制度；有的人主张向英国学习，搞君主立宪。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想搞君主立宪，因为当时和我们最相似的日本，它的明治维新搞的就是君主立宪，既然它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结果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虽然推出了很多新政，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有一些人也牺牲了，谭嗣同被推到菜市口给砍了头，其他一些人都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流亡到日本去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光有器物改革不行，还要有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本身也是不行的。

　　另外，还有一批希望发动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人，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虽然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将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存下来，后来被袁世凯窃国，复辟了帝制。所以辛亥革命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赶走了清朝的皇帝，就整个中国而言，改革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人们又反思，怎么回事？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成功？人们就发现我们深层的思想意识里有问题——我们的思想还是旧思想，观念还是旧观念，而改革一定要彻底地从思想观念上去改造，然后才有可能改变制度，改变器物。所以接下来就有人开始酝酿、发动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

　　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彻底地检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改革之所以没能成功，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宗法的、血缘的、封建专制的观念太顽固。这些观念如果不破除的话，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更没有办法彻底地改革物质文明。

　　新文化运动使改革深入到了意识形态这个层次。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比如创办西式学校，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武器对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从形式上来看，当时最核心的批判集中于对儒家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

　　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激烈地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破除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机会。同时，在新的教育制度的推动下，整个学科的构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学问的方式、方法也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这样批判传统是不是有片面性，或者说有不够慎重的地方。特别是到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的学者都在反思，欧洲文明既然那么好，怎么还会发生这样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呢？这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人就到欧洲进行考察，比如梁启超。

　　这些知识分子从欧洲考察回来以后，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感觉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看待西方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自然有他们优秀的一面，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应该有所鉴别地学习西方的东西。这些人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很多人觉得，经过对传统的几次批判后，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也应该认真对待。

　　但是，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还是向西化发展，有些人研究传统的目的甚至并不是为了保护传统。当然，也有很多学者采取了比较客观的、公允的看法。比如说有的人提出来，我们不但要学习西方，同时也要认真地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使得这两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的争论还在激烈地进行，这时有一些学者公开地举起了全盘西化的大旗。但当时的争论并不是单向的，有全盘西化论，也有中国本位论。当时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35年，10位著名的教授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里面有许多内容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它说：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肚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的，在80多年前，1935年时人们的一些想法，到今天似乎也没有过时。接下来它还讲：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这个主张很有启发意义，也很实在。要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必须先建设中国的本位意识，我今天讲文化交流与文化主体意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在里面。

　　文化也要全球化吗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把现代文化跟西方文化画上了等号，其实这个等号是不能成立的。20世纪30年代那场讨论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现代化不等于欧化或者西化。有的学者讲，科学化、近代化和欧化不是同一个意义。我们虽然需要科学化、近代化，但不必欧化。还有学者讲，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我觉得这些观念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在较长的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以前主要是欧洲文化，现在是欧美文化）的差异，常常被我们看做是时间上的差异，或者是历史上的差异。很多人讲中国文化是农业文明，西方文化是工业文明，现在是信息时代的文明，所以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是一种时代的差异。

　　对不对呢？我们不能说它全是错误的，确实有时代的差异，但这种文化的差异不仅仅是时代的差异，还有类型的差异。而且，文化的差异并不是说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不能延伸发展到另一个时代，并不是说农业时代创造的文明，只能适应于农业时代，不是这样。因为有的文明、有的文化具有超时性，并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存在，那个时候就不能存在了。

　　相对于时代的差异，中西文化类型上的差异要复杂得多。如果说只是时代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社会的变革和观念的变革迎头赶上，甚至于消除这种差异。但是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的，而且其中可能有一些差异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地区、各民族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凝聚着这些地区、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并因此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

　　所以我一直主张要对文化发展进行认真的研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文化发展进行总体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肯定是无序的、混乱的。

　　对不同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应当强求一致的，事实上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就不需要进行交流了，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就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只有存在差异，才有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类型的差异，还交流什么呢？

　　从古至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互相融通是一种交流，互相冲突其实也是一种交流。交流总是一种文化作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时，是不能没有主体意识的，否则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如果说在一百年以前，我们注重中西方文化时代的差异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更应当注重类型上的差异。只有意识到这种类型上的差异，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主动地去寻找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也就是说取长补短吧。所以并不是消除相互之间的不同，也不要走所谓的文化趋同。不能像经济全球化、一体化那样，要求文化也全球化、一体化，我想这样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以强势文化去取代弱势文化。

　　文化建设路在何方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于是，就开始对文化进行反思。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增强了人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认真地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它们。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文化的寻根意识。

　　在文化趋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这并不奇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我们打造的很多文化产品，应该更多地具有中国的民族性，这样拿到世界上去，人家才会承认你。如果你打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跟流行艺术一样，人家还看它干什么呢？看它自己的就可以了。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酝酿怎样来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但是一定要记住，保护遗产并不是要把它变成跟现代流行的文化一样的形式，而是要保护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特色，让它呈现出它的世界意义来。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之前，没有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尽管我们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所以，我觉得树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以传统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就是要认识到我们传统中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艺术，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有这样一种样式形态存在。

　　如果你把这种样式变成现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欣赏的，那就失去了这种样式存在的意义。其实每个民族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都只有根植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才行！

　　你想要彻底割断传统，是割不断的，它跟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你要想原封不动地把它搬到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只能通过不断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去发展传统，传统才会有它的生命力，但是这个根子是绝对不能够断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扎实的根基就在它的传统里面。从这方面来讲，传统就是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传统决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这个观念必须要树立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走向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不仅从它自己的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还从外来的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它的近代文明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在汲取了这两方面的营养后，再创造的。它并没有割断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人们往往认为西方文化中本来就有民主，但实际上，西方近代的民主也是在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接受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它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思想萌芽，比如古中国就有“民为邦本”“民为贵”这样一些思想。当然，这些思想并不等于现在的民主概念，但如果从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的这些人文精神所起的作用看，这些思想对于发展现在的民主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西方人都能够用这些“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发展出他们近代的民主思想，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呢？

　　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这里确实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来思考。

　　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开始是从器物方面变革，接着从制度上变革，然后又从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伦理领域里进行变革，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还没有触及到根子。为什么呢？因为文化最后是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去的。所以尽管其他方面有很多变化，但是我们的生活习俗可能还是相当顽固地延续着。

　　可是，在“文革”期间，这种传统的习惯也被彻底破除了。它彻底地把我们生活习惯中的许多传统观念和那些已经凝固在我们生活习俗中的东西破除了。

　　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呼吁，很多人也在以实际行动致力恢复传统习俗。但是从整体上看，目前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还是在不断衰减，而且可以说是一代一代在衰减，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尽管现在有些人也很想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思维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能不能够准确地诠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文化继承与创新

　　怎样才能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即便一个人常常会想到自己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如果他同时又认为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那么这个传统就是他的一个包袱，就是一个阻力。

　　我想，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并没有规定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而不能那样去理解，也没有规定我们只能取这些，不能取那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动权全部在我们现代人手里。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如此，都是祖先造成的，是他们留下的传统使得我们这样，我想这就是在推卸责任。

　　曾经有人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如果以一次接力赛跑来打比喻的话，前三棒的人都跑在别人的前面，你最后一棒落在别人后面了，你说是前面人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后来我们落后了，我们就去埋怨祖先们如何如何，这对吗？就像刚才那个比喻，前三棒都跑得快，都跑在前面，你跑最后一棒却落后了，你说都是前三棒不好，这公平吗？所以我说这是在推卸责任。我们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传统，但传统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学什么东西，一定只能拿什么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改变看问题的方式，从传统中去找那些对今天有启发意义、有鼓舞意义的东西，那么这几千年的文化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前进的动力。

　　确定了主体意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在没有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看待自己的文化常常用非主体的，或者是别的主体意识去看，一天到晚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上来看，也许就可以看到传统中有很多好的地方，就会发现财富原来就在自己这儿。我觉得这样一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过程中，确定文化主体意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经常提倡要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的确需要不断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继承得越好，就会创新得越好。

　　我还是举个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不管你学戏也好，学画也好，学书法也好，如果既不临帖，也不临摹，不向老一代好好学习，就自己创新，那你能创新出什么东西来呢？有可能创新吗？如果你各种帖都临得很熟，我可以说，你不想创新都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体会了。历史上哪个有名的书法家、画家不是在艰苦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中国文化就是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地令我们有体悟，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要不然所谓的创新只能是一种表面的粗糙的变化，只能是一种新奇、一种猎奇。这种猎奇性的创新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大家只能有一时之快，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就会觉得实在是不耐看，经不起推敲。而如果你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那一定是生命力旺盛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发展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有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人家把我们的东西拿去了，作出了成果，我们觉得，哎哟，不得了，这个是先进的，再拿回来一看，实际上就是从我们这儿拿过去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我们说要向英国学习，英国却说我们就是从中国学来的。很多管理的手段，我们也想向人家学，结果发现，他们也是从中国学去的。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就是“无为而治”，弄得很好。

　　这就是出口转内销，出口转内销就身价百倍，我们自己却好像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所以，不要像禅宗故事里那个贫儿一样，身带“宝珠”却还要沿街乞讨，我们应该很好地发掘自己的“宝珠”。

　　但是，千万不要排斥别人的好东西。我们提倡主体意识，决不是妄自尊大，也决不是妄自菲薄。我想，只有树立起主体意识，才不会这样走极端。因为一旦有了主体意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看得很清楚，对别人文化的长处自然也能看清楚，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使之恰如其分。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化交流的潮流中，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