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为线 城为珠 线串珠 珠带面

       作者：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工程。它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历经2500余年、沟通五大水系，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
       2014年，大运河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当时的情景，容易让人想起两个成语：“铁树开花”和 “枯木逢春”。自那时候起，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就牵动着国人乃至世界的目光。如何破解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困难，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
       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相继印发；2020年9月，《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大运河发展迈向了一个新高度。
       回顾大运河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两次飞跃”；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重要的是突出抓好“一个先行”。要把大运河打造成为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一张亮丽名片，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第一次飞跃：从“世界遗产”到“大运河文化带”
       2014年，大运河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并不只是多了一顶“帽子”，还意味着大运河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身份发生重大变迁。从此以后，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文明财富，也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财富。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实际上，不是所有“民族的”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前者真想成为后者，要走相当严谨的程序，然后才能完成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的巨变。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初步完成了从“民族的”到“世界的”层级飞跃，可谓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中国的”大运河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意味着古老运河开启了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这既是大运河曾有的直接连通海上丝绸之路、间接连通陆上丝绸之路历史功能的复活，也表明历史遗存正在成为公共文化产品。
       就前者而言，大运河像一个重新受到高规格礼遇的“老人”，一下子聚集了大量年轻人来听他讲述历史辉煌与沧桑变化；就后者而言，这位“老人”必须承担起世界遗产公约特有的严格要求与巨大责任，这可视为“权责一致”原则的生动体现。
       客观来说，在申遗成功最初的一段日子里，一些人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甚至一心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并兴奋地测算由此带来的名和利，却对同时到来的责任和约束没有心理准备、思想准备。
       比如，世界遗产有着严格的空间管制范围，让一些希望大建“运河水景房”的地产商很快就心灰意冷了；一些申遗城市也很快发现，世界遗产不仅没有带来想象中的现实收益，还要求不断加大保护力度和维护开支。
       在欢喜和热闹过后，世界遗产保护的钱从哪里来、一些项目“建不建”和“怎么建”等，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由此，大运河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
       关键时刻，党中央发声定调，明确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三项基本原则，鲜明传递出保护传承利用世界遗产的决心和信心。
       “保护好”和“传承好”强调的是把世界遗产保护与运河文化传承放在首位，从而为各种“巧借世界遗产名录搞经济开发”的企图和行为划定了红线；同时提出“利用好”，进一步理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发展的关系，不仅在观念上超越了“原汁原味原生态”“一点都不能动”等僵化思维，也为科学合理开发运河资源、造福两岸人民提供了基本遵循。
       最重要的是，这个“利用好”的原则为解决大运河建设“钱从哪里来”“怎么开发”和“开发到什么程度”等重大关键问题提供了钥匙。有了“利用好”的原则，就可以有建设的机会、项目的机会，从而为运河文化保护传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又能避免把大运河变成博物馆里的“摆设”。
       之后，“三个好”的基本原则进一步转化为“三个带”：一是璀璨文化带，二是绿色生态带，三是缤纷旅游带。由此，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建设的系统功能定位得到确立。
       其中，“璀璨文化带”大体对应“保护好”和“传承好”，主要体现世界遗产保护的内在要求；“缤纷旅游带”主要对应“利用好”，赋予大运河以鲜明的时代色彩以及鲜活的生活内涵。
       “绿色生态带”可视为一个基础工程。一方面，运河水体治理、河道与两岸自然景观的修复等，直接改善了世界遗产的生存环境，也为“缤纷旅游带”建设提供了更优质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另一方面，生态保护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保护，治理河体和修复环境本身需要生态技术产业，由此可带动传统产业转型等。
       同时，很多城市建在运河两岸，“绿色生态带”本身也是建设绿色城市的基础工程，有助于提高相关城市对人才、产业和资本的吸引力，进而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保障。
       由此，从主要讲保护的“世界遗产”到统筹兼顾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大运河文化带”，理顺了遗产保护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构建了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构成观念和实践上的第一次重大飞跃。
       第二次飞跃：从“大运河文化带”到“国家公园”
       为什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式启动不久，又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接下来的建设中，该把重点放在“一带”上，还是放在“一园”上？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讨论和阐释：
       一方面，要坚决避免把“一带”和“一园”对立起来。
       规划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坚定文化自信、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建设国家精神标识的直接体现。
       目前，除了长城、长征和大运河，还明确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可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这一系统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十三五”“十四五”时期一直积极谋划、推动的重大文化建设工作。
       另一方面，要看到“一园”和“一带”具有相辅相成、畅通循环的内在联系。
       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及运河沿线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一，这与大运河文化带作为文化型区域的发展规划直接有关。
       数据显示，大运河沿线的城镇化水平、产业布局、经济总量、建设用地等差不多都碰到了“天花板”，没有多大的“空白”可以再上大项目了。因此，必须把发展的重心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文化带”是有意和过去那种以片面依赖资源、要素投入为基本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区别开来。
       “文化带”的提出还带有深刻的战略导向与规划引领意义，即在区域发展中体现“文化引领城市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比如，“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就在强调大运河文化带不是再建一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区，而是要探索走出一条以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人文、生态和产业融合协调的区域发展新路子。
       第二，这符合大运河相关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概念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各地规划和建设的热点。这说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实际需要。
       其要点在于：一方面，范围太小不行，会导致区域内的城市资源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效应和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范围太大也不行，会导致区域内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果逐层递减，最后还是无法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同样要遵从区域发展的普遍规律，即这个“文化带”要有边界，规模上要适度。如果空间太大了，就会影响集聚效应和协同发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各自为战、联系松散，而无法建成一个内在联系紧密、分工体系合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区域发展轴带。
       第三，这是促进大运河文化带集聚发展的战略举措。
       从京津冀到长三角，大运河横跨历史上的6大区域文化和今天的东中部8省市，一个突出特点是空间广大、人口多、经济活动密集、社会交往复杂、区域文化多元。正因为如此，要想一下子全部建成、建好并不现实，而需要集中优势资源和兵力，分区域、分阶段地加以推进。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由于空间可大可小、投资可多可少，一般会选址在最有发展条件和优势的“点”上，并在有限空间内可以统筹兼备“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三种功能，因此最适合先行一步、率先建设，最终完成“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建设任务。
       由此，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主要解决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思想观念问题，那么第二次飞跃则侧重解决大运河文化建设“从何处下手”的落地实践问题。
       两次飞跃相辅相成、良性循环，开创了世界遗产保护的新局面，有助于加快形成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新格局。
       展望未来：探索推进江南运河先行区建设步伐
       展望未来，2025年和2035年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两个重要阶段。
       客观来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解决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缺乏抓手和引擎等问题。但是，考虑到历史的深厚、概念的宏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仍然显得“大”、显得“多”，仍然需要有资源禀赋更好、经济基础更强、发展主动性和自觉性高的城市和区域先行一步，以便形成一批政策成果和建设经验，构建一连串具有强大引擎功能的节点和支点。
       同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既要遵从一般经济带建设的普遍规律，也要遵从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既要遵从一般国家公园建设的普遍规律，也需要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特殊规律。因此，探索设立一些“试验田”和“先行区”是有必要的。
       无论从大运河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最适合承担试验功能、最有条件先行一步的，无疑是长三角城市群。
       历史上的江南运河，北起镇江、扬州，途经太湖东岸的苏州，南到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在地理范围上，它和今天的长三角区域，特别是与以16个城市为核心区的长三角城市群大体叠合在一起。
       就文化面貌和资源而言，江南运河是大运河上色彩缤纷、故事动听、景色令人留恋的一条高品质人文线路；就水运功能而言，江南运河是现今依然通航并发挥重要交通功能的物流大通道。
       从经济实力来看，江南运河流经的城市和古镇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活较为富庶的地区。同时，苏浙两省的运河城市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初显成效的地方。
       因此，以环太湖为中心区、以长江下游和江南运河为两轴来研究、规划和建设江南运河先行区，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江南运河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以及高质量保护江南运河文化资源、高标准治理江南运河生态环境、高水平发展江南运河文化旅游。
       同时，长江下游和江南运河恰好又构成一个纵横交织的“十字通道”。这有利于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交流联系，促进长三角区域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为此，有必要深化江南运河文化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探索构建促进江南运河城市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率先开展江南运河文化先行区和江南运河国家文化园规划建设。这对于展示以江南文化为卓越品牌的中国文化形象、传播以江南生活方式为鲜明标志的中华文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句话来描绘我心目中大运河的理想愿景，那就是建成“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希望人们想到、看到大运河，就能直观感触到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景观和精神风貌，继而了解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