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为何说是一个伪命题

——潘光研究员在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学术年会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潘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出版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携手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文化、文明的力量始终在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抑或“道不远人，人无异国”，这些文字为困境中的人们搭建起了心灵之桥，为国际社会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凝聚起文明力量。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甚至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言行，“文明冲突论”有所抬头。事实上，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是文明间关系的主流。

　　有时，不同文明之间可能发生恶性冲突，但主要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少数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这类冲突大体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因此，尽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文明因素，包括宗教、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差异导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

　　只要努力解决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就可以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这次演讲，我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世界上存在排除政治、经济因素的所谓纯粹的“文明冲突”吗？第二，已故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究竟是不是“文明冲突论”的鼻祖？第三，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能够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什么作用？

　　制造隔阂的是打着文明旗号的霸权主义、孤立主义和极端主义

　　所谓纯粹的“文明冲突”，特指排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文明冲突”。

　　回顾世界历史，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是发生在同一个文明内部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是欧洲，战争之初两大对立集团的主角也几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国家。

　　再来看国际现状，目前在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发生的内战或内斗，也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团的冲突，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挑动往往是起因。

　　当然，世界历史上也有许多冲突、战争发生在文明范畴之外，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它们最初都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上世纪中叶，德国的分裂也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内。

　　即使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亚非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以及近些年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矛盾的激化。

　　上述源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冲突，与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混杂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历史影响。马克思曾把19世纪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称为“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它使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那块地区，成为当时一系列争端的策源地。

　　直到现在，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中，仍然可看到“东方问题”的后遗症。它们又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如争夺油气控制权等明争暗斗纠缠在一起。

　　近年来，还有一个趋势逐渐显现，即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了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由于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分属不同的宗教、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与对抗。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就使得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误解、对抗大大加剧。

　　穿过历史的迷雾可以看到，真正的文明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制造隔阂的。换句话说，挑起冲突、制造隔阂的并非“真正的文明”，而是打着文明旗号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主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至高无上，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不一致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刻意加以压制、排挤和改造，试图将多元文明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支配下。

　　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确保未受任何污染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以至于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异己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

　　文化极端主义是文化孤立主义发展到顶点而形成的一种极端思潮。它不仅反对文化交往、文明对话，还鼓吹以暴力和血腥的手段摧毁“异端”文化，乃至消灭“异端”的民族、宗教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伊斯兰“圣战”思潮、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种族主义、新纳粹法西斯主义等破坏和平发展、危害人类安全的荒谬理论和极端思潮，绝非“真正的文明”。

　　未来世界不存在“全球性文明”，所有文明必须学会共处与合作

　　一提到“文明冲突”，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人们将其关于文明问题的一些著述称为“文明冲突论”，这是一种扭曲和误解。

　　先来看亨廷顿文明理论推出的国际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原有的两极均势打破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一段时间里被两极对抗和“冷战迷雾”所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骤然凸显。

　　庞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分裂成了15个国家；一度辉煌的南斯拉夫分裂为5个国家，后来又继续“裂变”成更多国家；长期在一个国家里和睦相处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也决定“协议离婚”。很快，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再到中亚形成了一条冲突热点带。而这正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民族、宗教分界线，也称“文明断裂带”。

　　在非洲，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宣布消灭一切异端，甚至将极其珍贵的巴米扬巨佛摧毁；在中东和南亚，巴以冲突、印巴争端愈演愈烈。

　　这股民族、宗教冲突潮流也蔓延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北爱尔兰、加泰罗尼亚、巴斯克、魁北克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上升，催生暴力冲突乃至恐怖行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亨廷顿的文明理论得以出台。亨廷顿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因素的左右。此后一系列事态发展似乎在证实这一理论。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严重恶化了国际气氛，导致激进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再度呈上升势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和紧接着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使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趋于激化。

　　于是，亨廷顿在2002年发表的《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一文中，又进一步阐释了其关于文明对国际关系作用的理论。他宣称，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或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内不同教派之间。

　　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引发了新一轮暴力攻击浪潮，导致“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恐怖高危弧形地带的形成。这被一些人视为“文明冲突”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例证。

　　不过，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漏洞百出，无法解释国际间的所有冲突，也难以说明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和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由此，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是学术热点，还演化为政治辩论。

　　其实，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以严肃的学术研究标准来衡量，相关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也往往被任意替换。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有意思的是，亨廷顿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视为文明冲突时，他又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并非文明冲突的结果。可见，是否可以将亨廷顿的文明理论简单地、整体地归结为“文明冲突论”，是可以打上问号的。

　　为了深入探讨相关话题，我曾拜访亨廷顿教授本人。他明确表示，自己强调的是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会在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因而要对文明因素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

　　同时，他再三说明，自己并不赞成所谓的“文明冲突”，并建议大家去仔细阅读他的著述，注意一个结论——未来世界将不存在 “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

　　归纳起来，亨廷顿的文明理论主要包括三个要素：

　　第一，在后冷战时代，两极对抗和意识形态冲突将逐渐为民族、宗教冲突所取代；

　　第二，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文明因素将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对此要予以重视和研究；

　　第三，文明之间会发生竞争和冲突，但又会形成多元的共同体，所以必须学会共处与合作。

　　从中华古老文明中寻求智慧，让“世界向何处去”变得更加确定

　　2005年，丹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漫画事件”。一家丹麦媒体刊登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引起全球穆斯林的抗议，继而导致了一系列冲突事件。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建立联合国文明联盟，以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重点解决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为此，他提名20位各国名流，组成高级名人小组，深入研究上述问题。

　　为了着重促进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提名者大多来自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但考虑到儒家文化主张“以和为贵”，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发挥调解作用，因而特意加入了来自儒家文明发源地的学者。

　　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进一步解释，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崛起、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思想智慧对当今世界意义重大，应当受到重视。这就点出了中华文明、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包容性。

　　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一般认为是一种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数千年来，以中国为发源地的儒家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交流碰撞、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近代以来，从“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其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内在的生存理念。

　　基于这一经久不衰的历史渊源和绵延不断的发展轨迹，中华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博采众长，借鉴吸收不同文明的精华，进而形成极大的包容性。

　　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也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比如，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呼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强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同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势，中国积极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构想主要包括多边主义基石、共同发展途径、文明互鉴之道、携手应对挑战四大内涵，可以说与源于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思想具有紧密联系。

　　当前，“世界向何处去”的不确定性增大。值此关键时刻，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其中，中华文明、儒家文化可以在文明对话和国际交往中进一步发挥包容性、建设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