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东勃

　　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赤贫阶级的命运，深入调查工人阶级生存境遇，始终关注人类不平等状况，致力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带领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摆脱剥削压迫、获得民族独立，进而通过波澜壮阔的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奋斗史。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带领群众摆脱贫困、共同富裕，贯穿于习近平同志从7年知青岁月到3年正定岁月，再到福建、浙江、上海，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是他念兹在兹、亲自在抓的重点工作。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精准扶贫也被国外有识之士视为最有力的中国故事之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明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点。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并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有必要对人们何以贫困、怎样摆脱贫困、如何决战决胜等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从而进一步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指导。

　　教育的缺失导致能力的匮乏，最终影响个体收入与发展

　　2019年，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III的作文题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幅漫画上，画着一位老师和几位同学。老师说：“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背景显示，这是毕业前的最后一课。

　　高考当天，我作为学校派赴滇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挂职干部，正在高考考点巡考。考试结束后，我花了一个小时写了篇同题作文，并与高三老师开了个总结会。

　　这个看似简单的题目，要写出新意却不容易。我首先注意到，全国卷III的适用地区是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这四个省份的考生，面对这样一道作文题，是否可以有什么特别的角度？

　　滇、桂、川、黔的总人口有两亿多，经济增速比较靠前，但发展程度较为靠后，很多乡村可谓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我们常说的深度贫困地区的“三区三州”，有一半位于云南、四川省内。

　　所以，这四个省份的老师上高中毕业前最后一课，讲出“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这句话，心情显然与发达地区的老师不同。这些大山里的孩子，可能高考之后就会告别故土、走出大山、落脚城市。坚守于此的老师在最后一课看向学生的最后一眼，也就承载了更多的情感和深意。

　　去年夏天，我来到滇西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扶贫工作。到任的第一天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样如诗如画的地方，贫困何以发生？

　　有人说，是区位条件注定的。没错，山川沟壑、地质灾害司空见惯，也是当年红军主力选择这条曲折道路、把革命火种传至陕北的重要考虑。即便在盘山公路修得叹为观止的今天，山里人要出去，仍然不是特别方便。

　　可是，要说山区就注定衰落，也不能让人信服。国内有闽东、皖南，国外有欧洲那些山地国家，不都是各有各的精彩吗？

　　有人说，是因为人懒。这一点更加难以令人信服。农业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容不得偷懒。

　　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的核心区。唐代以来，哈尼族先民就在此辛劳耕耘。这一活态的世界文化遗产只要有一年停止劳作，壮美的梯田风光就会抛荒消逝为一片黄土。

　　懒惰的人怎么可能创造出这片令世人惊叹的千级阶梯、人间奇景呢？这恰恰是劳动的伟力、奋斗的结果。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同组合及其缝隙中，发现了不同产业的本质差别：畜牧业的劳动过程最短，如果一定要论所谓懒，那畜牧业的业态最助长也最需要“懒”。因为牧者的“勤奋”无济于事，牛羊大体是自己在觅得芳草后野蛮生长。农业的劳动过程较畜牧业更烦琐些，但人的力量也不可能过度介入，“拔苗助长”显然是一种无效劳动。

　　只有到了手工业阶段，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劳动停止了，生产就停止了。现代工业和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是从手工业发育而来的。清楚了这一逻辑链条，我们就容易理解，何以游牧较之农耕更为闲适、农耕较之工业更为自由？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懒惰”抑或“勤奋”的二元站队，而是生产方式引致的生活方式差异。

　　据观察，教育的落后是导致当地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里，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超过9年。有太多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家中老人无力看管，仅仅一两个寒暑就被新潮的服饰、新款的手机所吸引，而双脚踏出校门，再不回头。教育的缺失导致能力的匮乏，最终影响到个体的收入与发展。

　　要有产业配套与就业支撑，也要有足够耐心和工作技巧

　　从全国范围来看，贫困的发生受到地域、人口、产业、教育、生态等多方面影响，成因是复杂多样的。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打出了一套精准扶贫的组合拳。

　　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致贫的原因也千差万别。因而，精准扶贫不是一种短期行为，必然要与区域发展的生态紧密关联。打个比方，一个人长了一根白发，可以精准地拔除它，但整个头皮层下面的生态环境，才是白发得以滋生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一基本面，拔掉某个部位的一根白发，只不过是在偶然性上解决了个体问题，下一根白发还有可能在另一个部位冒出来。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发展生态，这些年来国家采取了多项扶贫政策，可概括为“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我想结合自己的扶贫经历，重点解读其中的三项。

　　首要的是产业扶贫。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贫困地区多为边远内陆山区，这种特殊的山区经济产业形态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和“贫困陷阱”。一方面，山区有丰富的特产和资源，适宜靠山吃山；另一方面，山区农民坐拥相当规模的承包山地、承包林地，却无力开发。

　　大山就在眼前，抬头就可望见，可山区开发基本不能指望农业机械化，纯粹依靠自家劳动力又是杯水车薪。山区农业要搞好，应当用好海拔落差的梯度，根据不同的温度差异，分层次地栽种不同品种的特色作物，借助外力把资源盘活、资源变现，让农民获得稳定收益。这样，“绿水青山”才能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其次是易地搬迁扶贫。

　　2016年起，这一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有力地破解了“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问题。3年来，全国累计搬迁870万贫困人口。易地的“易”就是换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换一个地方生活。为什么非换不可？有句老话叫要想富，先修路。可直到今天，交通不便仍是不少国家级贫困县的致命短板。

　　到底是让外面的商人进去，还是让里面的百姓出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判断。如果是前者，那就修路。可有些深度贫困村，零星的百十户人家在深山老林中组成一个聚落，几乎是“与世隔绝”。让他们继续在那里耗着，且不时受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威胁，还是请他们搬迁到更适宜居住的地方呢？我们选择的是后者。

　　易地搬迁的过程相当艰辛。虽说树挪死、人挪活，但真正要让搬迁出来的人摆脱贫困，绝不是空间位移那么简单。后续一定要有产业的配套、就业的支撑，需要基层干部有足够的耐心和高超的工作技巧。这恐怕就是很多基层一线扶贫干部累白了头的一个原因。

　　再次是教育扶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教育扶贫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过去一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两件事：让学生“飞得更高更远”，让老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去年夏天，我颁发校友设立的奖学金，奖励全县高考前20名的学生。我对他们说：作为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工作者，我们希望你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决不给你们施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压力。你们走出大山、考到北上广深甚至未来落脚到那里，我们都为你们骄傲和自豪，也相信你们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来时的路，一定能用各种形式造福桑梓、回报乡亲。

　　去年秋天，当我跑完几个乡镇的中心校后，又选了统计表格上各项指标最差的一所小学去调研。当地唯一一名乡村教师激动地表示，之前没有县领导到过这里，听他讲这么长的时间。那一天的山路非常难走，几次都要下车步行，但我看到了最边远的村小和“一师一校”的真实状况。

　　坚守，是高尚的师德；坚守，是长情的告白。中国最基层的教育，就是靠着这些教师的坚守，就是靠着他们的脊梁扛起来的。

　　既是经济层面重构，也是政治领域动员和社会领域再造

　　关于精准脱贫出台了这么多的举措，怎样确保落实到位？怎样确保2020年如期打赢这场攻坚战呢？最终要靠我们的党，要靠“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强大组织力、凝聚力、执行力、战斗力。

　　纵向来说，就是“条”对“块”的帮扶，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帮扶关系；横向而言，就是“块”对“块”的帮扶，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结成对口支援关系。

　　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统一指挥和科学调度，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多部门、多条线、高密度、强资源投往贫困地区。实践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同样关键在党。这是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披荆斩棘、破浪前行的根本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耕者有其田”为标志的土地改革，在农业国的历史条件下求得一个横截面上相对平均的分配。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主要政策方向。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代大力强化国家责任，建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一方面，致力于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实践中蕴藏的守望相助、社会救济等资源充分激发出来，并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的精准扶贫实践不是临时性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救一时之急，而始终致力于长远根本能力的培养。扶贫过程不是孤立的、被动的，而是把贫困地区作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链条甚至新增长点来看待，对不同的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纳入国家整体发展的轨道。

　　同时，扶贫者在扶贫中不是被“消耗”，而是发展、成长、壮大了自身。这既体现为个人的思想、觉悟、道德、心灵的升华和澄净，也体现于工作能力、经验、方法、作风的提高和历练。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不断强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巩固对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认同。因此，这既是一场经济层面的重构，也是一场政治领域的动员和社会领域的再造。

　　精准脱贫攻坚战不是一场“孤军奋战”，而是你我都有责任参与其中的一场“全民攻坚战”。在前两年的毕业季曾频繁听到一首歌：“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它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

　　扶贫前和归来后听这首歌，我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鼓励大山里的孩子勇敢闯荡世界的时候，我们作为北上广深的城市中人却很有必要逆流而行、溯源而上，钻进大山、走入乡村，去读懂真实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小镇乡村”的艰辛与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