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丁万明来到“扬州讲坛”，讲述《资治通鉴》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

曾是“天字第一号工程”

提到《资治通鉴》的编者司马光，大家都想到司马光砸缸，但历史常常以讹传讹。要知道唐宋以前没有缸，制缸的温度要达到1300℃-1400℃，那时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缸是后来才有的。因此，司马光砸的不是缸，是瓮。

司马光小时候有砸瓮的智慧，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一位礼学家，他写了一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教范本——《家范》。宋神宗时，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是离开朝廷，在洛阳一待就是15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被两位皇帝列为“天字第一号工程”。但它非常难读。难读到什么程度？在这本书问世后的17年里，只有一个人通读过。司马光曾说，很多人都夸我这部书写得好，一问好在哪，他们就露馅了，因为他们没读过。

《资治通鉴》边修边呈，这个书名也是皇帝赐的，因为神宗认为该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功。书中写了16个王朝的历史，要点突出，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司马光都作了精心的选择。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宋朝人面对的是“十七史”，普通人不可能完整通读。于是，时代呼唤简明史书，但简明不能简单，所以既要“博”，还要得其“要”。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参考了好多正史之外的书。有人统计过，《资治通鉴》参考的书有359种之多。

学不了成功，可借鉴失败

《资治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再现历史，唯一推进的线索就是时间。它把历史上相干和不相干的大概率、小概率事件都呈现出来。

曾国藩对《资治通鉴》研读了一辈子。他这样评价：“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他认为读《资治通鉴》可以开拓心胸。

我读史这么多年，总结了一点就是谁的成功都无法复制。那些成功学、心灵鸡汤，你真要复制是不可能的。那么读史应该读些什么？读人家失败的教训，然后借鉴这些教训。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救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资治通鉴》就如同一面镜子，它不仅告诉你历史事实，还告诉你原因以及辨别好坏。

毛主席也说过：“《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

以“礼治文化”为中心

《资治通鉴》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分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就是开端，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后来的战国纷争。“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一个人的教养，就是礼的体现。人的教养，就是礼教；社会公德，就是礼制；国家的礼，就是礼治。

每个人都应该讲规矩，很多人一开口就说错话，这是失礼。中国人讲礼要“厚人薄己”，要讲究辞让。中国人尊称对方足下、阁下，就是显得自己比对方低。孩子见了大人，要叫对称谓。如果不叫，就是没礼貌；如果叫错，更会让人不高兴。

关于名分，“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每个人都有名分，名分不能乱。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强调人与人的不一样。

名分之外，就是才德。“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能干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品行不好，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司马光认为，《资治通鉴》最核心的为政为人之道可以概括为“六言五规”。所谓“六言”，指“仁、明、武，官人、信赏、必罚”，所谓五规，指“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六言”中的“仁、明、武”指的是为政者的德行修养，“官人、信赏、必罚”讲的是行政管理方法，“五规”则讲的是工作作风问题。（丁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