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近日，为纪念中匈建交70周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复旦大学、匈牙利国家银行共同举办的“机遇·挑战·共赢”中匈经济论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和匈牙利国际事务与贸易研究所所长乌格罗什迪、匈牙利国家银行经济学家邹玛巴缇共论“一带一路”、城市发展和金融合作。

为什么“一带一路”能得到那么多支持

林毅夫

一个发展的奇迹

今天，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大国。是中国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个梦想才慢慢变成现实。

1978年是个开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人均GDP在1978年为156美元，而在同一时期，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95美元。1978年，中国81%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84%的人口生活水平低于世界贫困线一天1.25美元的水平。那时，中国的出口总额仅占GDP的4.1%，进口则占5.6%，90%的中国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无关。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4%，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4.5%。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去年，中国的人均GDP为9600美元。在这期间超过7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为全球减贫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各类世界相关机构的预计，到2025年—2030年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一个打破瓶颈的倡议

当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时，它将像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合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将“一带一路”倡议置于这一背景下。

据统计，二战以后，全球先后提供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但结果并不理想。在二战以后的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个从低收入发展成为高收入，到2025年中国大陆将可能成为第三个。据世界银行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从中等收入转为高收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有什么问题。自然，经济发展是为了增加人民的收入，进而减少贫困，实现富强。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并不断涌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部门以便将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在内的资源重新配置。同时，需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金融和法律来降低交易费用。这是各国提高收入、变得更富裕的机制。

40多年前的中国仍然深陷于贫困中，但通过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方式进行从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并积极因势利导新的符合比较优势、具有更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同时，按照“要想富先修路”的思路来改善基础设施，取得了上述的发展奇迹。

基础设施是许多国家的瓶颈，即使一些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经济走廊”，用基础设施来连接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与太平洋国家；以及“新丝绸之路”，用基础设施来连接中亚五国和阿富汗等国家。但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印度洋—太平洋经济走廊”和“新丝绸之路”。

然而，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得到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当中国提议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时，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目前，已有97个国家参加，会员国数仅次于世界银行。

一个窗口机遇期

为什么中国的倡议得到比美国的倡议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的倡议是可信赖的。

首先，在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方面，中国排名世界第一。因为中国生产了世界上50%以上的钢铁和水泥，构建新基础设施需要这些材料。此外，中国在修建电站、道路等方面的工程能力也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

第二，中国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可以利用这笔储备作为种子基金来动员资金支持基础设施项目。

第三，在建设基础设施时，要有高回报，必须有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从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开始，少数成功的经济体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来实现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向高收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的转型，包括19世纪欧洲大陆和北美、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抓住了亚洲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的窗口机遇期来实现快速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现在中国的工资上涨，也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中亚和非洲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了这样的窗口机遇期。

这一倡议对匈牙利这样已经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也有好处，因为如果低收入国家可以实现快速增长，将给高收入国家提供扩大市场的机会，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

我相信，世界走向共同繁荣的这一愿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实现。

“一带一路”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乌格罗什迪·马通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在欧洲的交易数据，会发现中国投资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英国和德国。放眼中欧，你会发现匈牙利是中国在该区域投资的最主要对象，这足以说明我们与中国在过去的15年至20年中建立了越来越亲密的合作关系。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资金雄厚，技术先进，随着知识和资本的积累，中国正在通过寻求世界上的其他目标以增加利润。因此，中国的投资非常多元化。

中国是匈牙利最重要的非欧盟贸易伙伴，并且仍具有上升的空间。像布达佩斯和上海之间开通直航这样的举措，将会对未来两国经济合作有所帮助。谈到匈牙利的出口国，中国并不在总量的前十名，然而，情况正在改善。纵观匈牙利与中国的贸易，进出口贸易增长势头良好。

从贸易数据上可以看到，匈牙利和相隔8000公里的中国的贸易额和与邻国斯洛伐克的贸易额大致相当。可能市场规模不同、贸易结构不同，但理论上来说，与邻国的贸易往往会比其他国家大得多。这反映出一个问题，由于我国缺乏基础设施，匈牙利无法和邻国进行更加广泛的贸易。如果从历史上找寻答案，在欧洲，从西向东的线路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国流动的重要途径。欧盟没有强调中欧地区南北道路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更关注将西欧资本迁移到东欧，西巴尔干地区甚至完全被排除在外。而南北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实至关重要，而这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巴尔干半岛是一个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这里布满了山脉，到处是狭窄的出口，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地区的经济潜能及重要性，我们不难发现，在该地区建立适当的基础设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适用于道路，也适用于铁路和电力网络等。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一紧迫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它不仅提供金融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案，而且有成功的商业案例。这项倡议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不仅得到中方高度关注，更得到了整个欧盟的关注。而“一带一路”正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

中国经济发展的“上海故事”

张军

在“一带一路”的空间格局里，上海格外突出，它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今天我想和匈牙利朋友主要谈谈过去40年上海的经济转型。

自1978年以来，上海经历了持续的产业转型和城市功能的再造，至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与航运中心，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获得巨大发展，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超大城市，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为上海设计建造了许多迷人的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邬达克从战俘营流亡到了上海，成为一名建筑师，今天上海的很多地标风貌建筑都是他留下的。我认为，造就今天上海海派文化的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本土的居住文化与西方建筑设计的巧妙结合。

在上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上海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的中国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海制造就是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中国消费者始终信赖上海品牌。我记得那时糖果的包装纸上还有英文字样，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特的，说明上海的文化里面一直很开放。作为一名中学生，我喜爱收集那些带有英文字样的糖纸，被那些时髦的海派风格所吸引并自己动手把这些透明的糖纸的英文字样洗印在我自己的黑白照片上。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不仅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而且成为中国重化工业与轻工业的基地。实际上，中国财政收入的1/6由这座城市贡献。

20世纪90年代，因为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开放，上海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变。浦东原来是农村，90年代初迎来了发展的机遇，黄浦江的东岸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浦东的开发开放，我不得不提到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他应该一直在考虑如何开启上海的经济转型。自1988年起，他连续多年在春节期间访问上海，与当地的群众沟通，了解经济状况，并最终建议中央尽快开发浦东。

我的一位摄影师朋友每年都在同一地点拍摄浦东，那些照片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变化。在这30年间，黄浦江两岸特别是浦东出现了巨大变化。浦东的陆家嘴出现了很多摩天大楼，从黄浦江的西岸到东岸建起了很多大桥，这标志着政府为城市功能的再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努力推动城市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希望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除了在陆家嘴建设金融中心之外，上海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建成了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今天仍排在世界保税区的前列。张江高科技园区则已发展成为国家级的科技实验室聚集区。

另外，上海建设了一个非常大的航运港——洋山港。它的吞吐量能达到世界第一，它让上海成为拥有贸易大港的城市。

6年前，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成立。去年，中国政府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选择上海作为举办地。首届进博会办得非常成功，来自151个国家和地区的3617家企业参加了这个盛会。今年，预计前来参会的会更多。它不仅对上海，而且对上海周边的省市也有重大和积极的影响。目前上海正在积极参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这是中国政府的又一个重要战略。它将深化上海与浙江、江苏和安徽的经济协同，提升产业效率。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将扮演重要角色，为上海都市圈和周边的城市群带来更多的辐射效应。

总之，上海正在成为一个拥有科技创造力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巨大经济体。它引领着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创造了中国最具活力的产业中心。同时，上海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和结构变化的观察窗口，这里先行先试的经验将被复制到中国其他地区。

中国金融发展为国际提供范例

邹玛巴缇·安妮克

中国和匈牙利在金融科技领域有哪些潜在的合作？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4月所说，“中匈关系与合作也可以扩展到包括数字化在内的新领域”。中匈成功合作的基础在于：拥有传统稳固的中匈经济关系；匈牙利在“向东开放”战略中有着优先地位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重要的区域作用；中匈之间有着良好的金融关系。

中国经历了数字技术的强劲发展，中国的金融科技投资在2018年比上一年增长了近10倍。有1/5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都来自中国。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也来自中国，其价值（1500亿美元）比高盛高出50%。中国已成为在线贷款业务的全球领导者，占全球市场的3/4。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不仅活跃于中国本土，也将有希望在匈牙利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将以什么形式在全球扩展？

首先，它们可以通过与当地初创企业建立本地合作伙伴关系来提供技术和产品。其次，它们也可以成为全球公民，这意味着它们的品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且可以直接针对国外市场。再次，它们可以成为全球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可以追随国外的中国用户（公司和游客），建立传统的关系网络和信任，创造无边界的客户体验。

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可以成为匈牙利同行在许多方面的范例。比如，创新的客户服务，其中人性化的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被应用于中国各个银行分支机构。智能终端在中国也很普遍，许多金融活动都可以就此进行。客户友好型的在线平台是中国的银行可以提供大批量服务的另一个例子。客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程序购买证券、保险、金融产品，支付账单或向银行发送语音问题。再比如，便捷的移动支付是庞大的客户群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支付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的银行通过为农村消费者、无银行账户的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快速电子贷款来吸引新客户。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支付方式的新时代，一切几乎都是数字化的。

总而言之，对标中国模式，匈牙利将推进广泛使用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和附加的金融服务，提供对金融科技行业进行审慎处理的监管政策解决方案，中央银行将鼓励企业数字化，提高金融包容性，谨慎但充满期待地使用人工智能。基于正在进行的中匈合作，匈牙利央行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将匈牙利纳入其国际发展网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