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李松 演讲地点：华东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8年11月

　　从时间角度审视节日传统

　　中国的节日传统，作为一种时间制度，其对时空关系一致性的强调，既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文化理念的载体，又是历史悠久且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我们将节日概括地理解为在固定的时空，由固定的人群所做的固定的事，在这里时间就自然成为理解节日文化的首个要素。

　　李松 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长期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等职。

　　中国传统节日在时间的规定性上，大多是遵循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农历”，它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即朔望月、圆缺周期）为月的长度，参考太阳回归周期（以地球固定观测位置阳光照射角度的回归周期）为年的长度，通过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及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构成“阴（月亮）阳（太阳）”混合历。如要理解戊戌（狗）年和己亥（猪）年的来历，就要对古代的“甲子”时间制度有所了解。作为世界时间文化中的一种独特表达，除遵循阴阳混合历法规定的年和月，还要根据自然天文规律和对世界“阴阳”属性的哲学认知，进一步细化了日月（阴阳）运行的时序名称和对应关系，简单地可以理解为将太阳对应月亮的圆缺周期（约30天），3等分10天为1旬，以1旬10天定义时序并专门定义名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谓之天干，与之相对应，依据月亮一年圆缺运行12个周期时，所对应的北斗（北斗七星）斗柄的12种（11.8的近似值）位置的循环往复规律，定义为12区的时序并有专门名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谓之地支。再依据木星（岁星）在地球上自西向东运行的公转周期12年（一轮）对应运行12个区的循环往复规律，构建出60年为一个甲子的时序刻度体系。在文化理念上，由阴阳（日月）、天地（天干地支）等二元结构组合构成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核心。

　　1月29日，一名小朋友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年货大集的年货摊前玩耍。新华社发

　　东南西北中的地理方位，构成了五行等方面的实际应用，以阴阳哲学贯穿日月、天地、昼夜等天象，构成天、地、人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古人对自然规律、万物生长、生命周期的整体性把握，贯彻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特别是表现在作为时间制度的节日当中，对应生产、生活、社会，为人类定义时间制度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我们所熟知的过年、立春、清明、端午、七夕、七月半、重阳、冬至、三月三、六月六等传统节日在各地区、各民族多是遵循这样的时间制度框架，结合不同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的周期节律，以岁时理念为核心，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从时间制度上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时间制度的节日文化，为养育中华文明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历法上多有创造，像夏历、殷历、周历和众多少数民族历法等，都在努力遵循尊重自然规律、服务生产生活的基本原则。农耕、渔猎、游牧、海洋捕捞和养殖等领域的生计方式，在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虽然表现为不同的节日习俗，但以“农历”作为主要的节日时间依据，其对物候等自然规律的准确性掌握，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1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义皋古村的居民把“福”字贴在老屋的大门上。新华社发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在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文化实践中得以落实。透过对节日文化传统的认知，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将处理好天人关系作为节日的首要文化功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长存敬畏、感恩之心，养育了努力认知自然天象、但求和谐相处的科学态度。遵循自然时间的基本文化结构，更加符合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来自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比如渔民出海要“谢洋”，猎人狩猎要“敬山”，牧民感谢“水草丰盛”，农民期盼“风调雨顺”等等。可以说，节日文化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的一种保存。

　　中华文明的时间制度体系，表现出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维。在我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性文化追求，无疑与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自然与人文等相互关系上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正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种时空观与阴阳哲学观念，为一个文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继而通过一以贯之的社会实践，为我们保留了和而不同的节日文化创造。

　　如果说，认知时空是人类文化的起点，那么从传统节日的时空观念中认知传统文化，则为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上了解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确立，提供了有效的路径。虽然在我国现存的传统节日中，还有一些与宗教相关及纪念日规定的节日时间（即便是此类节日时间传统，其中也部分含有与自然时间节律相关的文化元素），不过总体来看，中华文明体系的节日时间制度，是一种遵循自然时间、符合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传统文化体系。

　　从节日与假日的区别来审视节日记忆

　　节日作为一种全社会参与的文化实践，每个社会成员都是节日的参与者，都会保留对节日的记忆。这种文化记忆首先是一种具有群体文化特质的记忆，从个人体验开始的节日记忆，必然在“我们那时候的节日”“我们家乡的节日”“我们那个地方的节日”等社会语境中展开。因此，每个中国人都会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文化情结，其本质是一种在群体语境中实现自我身份标识的过程，也是一种从个人到家、国、天下的文化体验过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念相一致，通过周而复始的节日文化熏陶，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天下大同的理想。

　　通过节日传统理解这种文化智慧的实现，首先必须建立在公共性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全面考察中国传统节日。虽然中国节日在外在样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秉承公共性文化原则的节日文化，无疑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传统节日所共有的文化共性，这是节日时间有别于现代假日时间（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剩余劳动时间）的主要区别。对具有广泛（群体性）文化认同的节日习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节日是一系列公共文化事项的组合。深入考察传统节日，它们往往表现出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社会（社区）组织动员能力。在节日中，所有个人活动都必须考虑公共性。即使从节日的最小活动单元家庭来看，以过年（春节）为例：从家庭祭祖到团圆，从家庭内部（主要依亲属关系）互访到家族群体活动，从社区互动到不同聚落的互动，传统的过年从家祭团圆到正月十五的社火狂欢，一系列的节日文化事项无不体现出公共性地不断扩展。

　　在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传统中，只要条件具备，追求广泛交往的社会行为内化为热闹、红火的文化价值观，节日中的热情好客、和谐相处形成一种具有约束性的文化生态，在全社会参与的条件下，所有的节日习俗，必须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有利于和睦相处、愉快交往的社会关系维系，有利于对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群体性社会关系的修复和强化，有利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群体性仪式得以达成。总之，节日力求将全社会共同建构的“微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节日不是私人时间，而是人类公共文化建构的专门时段。

　　节日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人类的文化归属由个人、家庭、宗族、社区、族群、地域、国家等基本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由语言文字、亲属关系、宗教信仰、地方信俗、服饰传统、饮食习惯、文学艺术、游艺竞技等众多的“符号”和由这个“符号”体系所串联的社会关系，综合构成文化之网，并在其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节日就是凸显这种文化认同的时间节点，每个人都在对通过视觉、听觉、嗅觉以及在表达和处理各种关系的直接体验中，认知自我和群体。

　　上述全息性的文化联想，构成了我们关于节日的完整记忆。这种记忆周而复始，伴随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构成认同与区隔的标注体系，并以传统节俗的方式使社会成员各安其位，由我、我辈、我群的那些事，构成富含个人体验的文化记忆，人们用“味道”抽象地表达这种节日文化记忆。

　　这种文化记忆首先是一种个人和群体构成的文化认同，是一种温馨的文化记忆和一种具有群体文化特质的味道。有认同，就必然有区隔，于是传统节日就在不同社会组织单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标识体系。

　　以贵州省荔波县水族的传统节日体系为例，当地水族有“过端不过卯，过卯不过端”的区分，而且对水族各地区过节的先后时序作出规定，并进一步对过端节和过卯节的不同族群在过节时的空间和时序进行细化。这种时序体系与宗姓体系结合，作出社区直至家庭的节日事项安排，在水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区隔。

　　再如，山东潍水流域有在过年时举行“烧祭”仪式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在文化功能、社区组织、烧祭形态等诸多方面表现为整体的区域文化特质，但在具体的烧祭内容上，又表现为建构区隔的文化取向，具体包括烧祭对象不同（马、牛、轿、船等），时间规定不相同（正月初七至十八），历史渊源（文化的合法性建构）也有所不同等。

　　又如，从全国过年（春节）的传统习俗中可以看出，在空间、组织、仪式、食品、艺术、游艺等方面表现出非常丰富的多样性。蒙、藏、彝、苗、侗等等众多民族节日，同样呈现出这种表现区隔的文化多样性。这种差异性的构成，主要是由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历史文化、社会组织需求等决定的，表现出一种超大社会机体自我调控的政治智慧，它们所表现出的共性是大认同、小区隔，由此处理好竞争与秩序、区隔与合作的公共关系的价值认同。不同体量的社会组织单元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伴随社会发展，本着有利社区、民族、区域、国家发展的原则，在乡土社会的大众生活实践中，遵循交流繁荣的基本文化规律，不断地开放交流范围，于是传统节日越来越成为开放、共享的文化交流载体。

　　伴随着节日文化历史变迁的脚步，共享成为节日文化发展变迁的现代性标志，表现出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的自适应能力。

　　节日是建立在社会文化秩序和传统文化伦理基础上的约定俗成。传统节日主要依托亲缘、地缘、业缘的共性社会基础，在传统节日中形成了与自然条件、生计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和节日习俗。

　　例如，以人口繁衍为重要生产力相适应的婚姻习俗、性别观念、文化伦理等，表现在节日中的男女交往习俗，如鼓励男女青年在节日中充分交流，以情歌对唱、歌舞传情、游戏娱乐的方式在规定性语境中恣意表达。约束与自由，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在符合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表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力。忌讳与禁忌、荣耀与尊严、倡导与贬损等文化伦理，通过丰富的节日文化符号体系不断建构，多姿多彩的节日文化事项获得合法性。这种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形成的节日习俗，对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它世代传承，不断调试创新，为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土壤。

　　公共文化服务是节日运行组织的主要特征。作为行动中的组织系统，节日的组织和组织者是构成节日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理事会、寨老、会首、仪式主持者、非遗传承人等等。一方面，他们在社区节日活动中依据习俗，以各种方式和形态规范秩序、讨论和制订方案；另一方面，一批参与组织的社区成员要付出时间、精力，有时甚至是付出经济代价，为社区节日活动的圆满做出大量具体工作。这些人员有产生机制，主要标准是热心社区公益，能延续社区传统，办事公平稳妥，不谋个人私利，有较强的综合能力等，它是在长期的熟人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既有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也有与时俱进的内容。这种对社区领导及其权力的产生和约束，包含丰富的文化伦理，参与者为获得荣誉和尊重所做出的努力，与社区日常生活秩序密切联系，其中的核心价值是公共性。不计报酬、热心社区公益是这些组织者的共同特点，构成了节日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代化变迁角度审视节俗

　　节日文化是各地区、各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财富。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宏观的审视我国传统节日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节日风俗也会不断有所变化，有所更新。

　　继承传统，追求社会和谐的努力。在宏观层面回顾几十年来的国家节日文化社会建设，从节日期间的访贫问苦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到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行政介入；从拥军爱民、军民共建、警民共建，到对为节日提供必要社会保障的相关行业和工作人员的专门关照（包括节日工作报酬的政策落实）；从社会上对节日放假时间的弹性调试，到对保障节日交通所做的全社会动员；从不断加强的节日公共文化服务和国家媒体对节日文化的宣传报道，到乡村、社区、城市各个层面自发组织的节日活动日益丰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社会为维护节日社会文化祥和喜庆的传统文化生态所付出的不断努力和尝试，这种公共性的努力，从以一般物质生活保障为重心，逐步向以满足社会文化需求为重心转移，表现出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历史文化变迁特征。

　　尊重团圆，让回家的路不再遥远。地缘、业缘、亲缘关系的相对稳定和集中，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养育节日文化的基本社会条件。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节日期间的回家之路与节日期间的假期制度之间不免形成矛盾，以家庭和睦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基础面临挑战，城市与乡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遵循机器生产节奏而实行的节日放假制度，与农民工和城市外来人员的节日文化时间产生冲突，例如春节后的用工荒情况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很多以外来人员为主的行业，逐步形成以尊重传统节日时间与阖家团圆为主的“弹性”放假时间，表现出一种尊重传统的自我文化调试能力。特别是国家对节日——特别是春节期间交通系统资源的全面调用，加上一些像互联网“抢红包”一类的现代节日文化创造，依托信息化和现代物流业的支撑，较好地缓解了传统文化延续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之间的矛盾。

　　传承发展，节日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区、各民族传统节日民俗活动表现出明显的复兴状态，各种民俗活动和少数民族节日在民间社会生活中日益兴盛。同时，伴随21世纪初开展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国家时间制度中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级名录体系中，传统节日和与传统节日直接相关的保护项目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传统节日已经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对全国范围内传统节日的现代性变迁情况做系统的了解，可以清晰地看到节日已经成为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也越来越成为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的载体。各地区、各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名片”作用，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传统节日文化的多样性和共享性、开放性在现代化条件下深刻地影响着节日文化的变迁。

　　面临挑战，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发展。文化习惯在社会巨变过程中产生的不适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节日文化也不例外。社会上对节“味”缺失的普遍抱怨，部分节日文化建构中的过度商业化倾向常常受到诟病等等，都说明，传统节日文化面临严峻的考验。

　　我认为，要解决好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有必要强调注意几个问题。其一，要清醒地认知传统节日与现代假日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意义上的公共属性。不能把节日与假日等同看待，节日时空的过度私有化、市场化、个人化，无疑是造成社会文化意义上不适感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在节日事项的倡导时要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倾向。要强调和鼓励公共性、公益性的节日文化内生性动力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焕发活力。传统节日不是私人可任意支配的劳动剩余时间，传统节日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使公共性行为成为社会共识并自愿参与和遵守相关秩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打造”过程，更不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和商业模式就可以创造的新名片。了解和尊重传统，不是符号化、形式化、表面化的了解，而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视野中理性地看待我们的节日的历史与现状，以文化价值关怀为起点，遵循自知、自觉、自信的逻辑顺序，加强对节日文化的深入研究，才能够为双创发展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

　　其二，避免好大喜功，要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地做好节日文化建设。要对节日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有清醒理性的认识，要以大众生活中的节日文化需求为核心，以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在社区、组织、机构、社会等不同层面从人民群众身边的“小事”做起。尤其是要重视对在社区层面由群众自发组织的节庆文化活动的服务和引导，要充分认识到节日，是建构多元关系社会秩序体系，促进良性的社会沟通与文化交流，实现社会风险不断下降的重要社会文化节点。要倡导以民为本的节日文化建设原则，创造一种社会自愿组织和参与，具有文化自信和尊严的节日参与和文化表达生态。

　　其三，对一些民俗行为的价值判断，要做好深入调查研究，避免以偏概全。例如，传统节日习俗所倡导的是共享（欢乐）、共担（成本），量入为出和共赏共议、财务公开等基本文化原则，而小题大做、借机敛财、权钱交易、炫耀财富、劳民伤财等现象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些“新陋习”，绝大多数是假借传统形成的不良潜规则。在节日研究中不难发现，大部分地方还是坚持传统的公序良俗，有的地方也开始对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新习惯进行自我调适，如采取只收象征性“红包”，而“红包”中则采取不放礼金或如数奉还的做法。因此，不能对传统习俗采取因噎废食的一刀切做法，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多听普通民众的意见，避免好心办坏事。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总体而言，传统节日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弘扬节日文化传统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系统地考察和深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现状和历史变迁，生动地表现出中国社会生活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生动地表现出国家政治与大众生活在互动中不断协商适应的运行状态；生动地反映出民众多样性的群体生存智慧和交流创新能力不断发展的文化创造力；生动地反映出蕴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处理天人关系、社会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素养、道德伦理建设的巨大文化能量。对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理想追求，凝聚成节日社会生活实践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时间制度的节日，伴随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

　　从个人、家庭、家族到社区、民族、国家，节日在大众生活实践中不断传递和延续着文化血脉。与“乡愁”一样，“节日的味道”是一种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民胞物与、家国天下的文化体验。因此，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必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和谐传统与变迁关系认知的基本起点。

　　我们基于十余年对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节日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如何理解中国传统节日，如何了解节日中的文化要素，进而使人们更加清晰理性地看待我们所面临的节日文化变迁，使节日这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切实承担起提升社会包容和集体动员能力的社会功能，也使人们能够在节日的味道中，延续文化的认同和温馨的生命体验。（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