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徐匡迪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上海市市长。

　　核心提示：

　　● 现在国内经济有一种理论，要搞服务业我们就转型了，但没有支柱产业，科技创新就实现不了。

　　● 现在整个制造业叫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管理，我们过去产品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全管，服务业和制造业相融合的时代已经来了。

　　● 宏观经济的换挡减速不是自动滑行，不是不需要花力气，而是要花更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难度，比粗放型高速增长要大得多得多。

　　新常态以及如何引领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的重大命题。新常态是一个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如果不能引领，变成一个长时期减速，就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这个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

　　从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是一个换挡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经济减速换挡的过程，例如日本的拐点发生在1969年前后，韩国的拐点发生在1988年前后，它们的年增速都从10%降到6%—7%。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推动，一个是靠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一个是靠低成本。但是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外贸出口持续下降，而生产要素成本还在不断上升，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持续下降。

　　上世纪80年代，工人的人均月工资400元，农民收入一年只有600—700元。90年代前期是月薪600元，中期是月薪800元，现在是2000多元，有的地方到月薪3000元甚至更高，相当于越南的5—6倍。

　　新常态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型期，曾培炎同志（原国务院副总理）曾讲过一段话，我引用一下。他说：“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一方面是改造老路，摒弃以往过度依赖于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开启新路，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一年、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十年、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

　　美国的波特教授对后发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就是卖东西，卖矿石、出口矿石，同时也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这些也是要素，搞开发区，你到我这儿来，用我这儿的原料、劳动力，中国在这方面有个新的创造，就是搞“两头在外”。

　　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包括基础设施的国内现代化和外国资本投入，这两个阶段基本上过去30年我们已经经历了。

　　小平同志讲要抓住机遇，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现在再来搞开发区已经晚了，外资也不来了。现在西方的情况在发生变化，欧洲是经济增长乏力，走不出困境，美国由于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现在它的能源比中国便宜，美国的工业用电每度相当于人民币1毛钱，他到中国来劳动力便宜，但是能源贵，我们的工业用电每度0.58元。再加上由于机器人的普及，企业不用那么多劳动力，机器人24小时工作，不上厕所不吃饭，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人可以不停地做，机器人的投入相当于劳动力投入4年就可以收回来。所以外资算下来，不一定要到你中国来。

　　因此我们必须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创新驱动。凡是能够进入创新驱动的国家或地区都发展起来了，比如台湾，开始时是生产折叠式雨伞。70—80年代以后产业转型做“晶圆代工”，抓住信息化产业需要大量芯片、元器件的机遇，现在占全世界2/3的市场份额，这个产业估计还可以稳定20—30年。

　　韩国靠信息化发展，三星的异军突起带动韩国整个产业链。当时三星搞手机、电视机、计算机三机合一时，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都说不可能，2005年我到韩国去，他们说中国有12个重大项目，我们就这一个，举国之力搞这一个，现在只有苹果和他在较量。

　　现在国内经济有一种理论，要搞服务业我们就转型了，海边度假、旅游设施菲律宾做得非常好，服务业占70%—80%，但没有支柱产业，科技创新就实现不了。习总书记说过：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颠覆式创新是根本出路

　　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但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关于创新，熊彼特创新理论已经出现了40年，他提出的是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包括材料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等等。市场创新最大的特点是美国的亚马逊，就是从网上卖书开始，中国的京东、阿里巴巴实际就是市场创新，买货和卖货的人不见面，不需要超市，大家在网上进行交易。

　　在9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创新理论大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破坏性创新或者叫颠覆性创新。比如数码相机，把柯达的那套系统都颠覆了，胶卷没有了，不需要冲洗照片了，都存在相机里了。比如用激光的光盘来替代录音带，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双卡、单卡的录音机，后来光盘出来就把它给淘汰掉了。到了新的时期，液晶显示电视机取代了显像管的电视机。

　　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一穷二白，而阿根廷是世界排名前列的经济大国，当时就已经能够制造飞机、火车、汽车，是当时的发达国家。阿根廷曾经进入世界前十名，最高的时候到过第六名，二次大战它不参战，美国从阿根廷购买粮食和牛肉运到前线，其他参战国家需要汽车、装备，所以产业都转到阿根廷，日子很好过。60年过去了，中国的高铁技术、能源技术、大部分制造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阿根廷被远远甩在了后面。阿根廷是很漂亮，像欧洲国家一样，阿根廷的足球踢得那么棒，探戈舞很好看，但是光跳舞、踢足球救不了国家。

　　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农业由于没有创新，发展受制约。中国的种猪92%要从国外进口，肉鸡100%，肉鸭90%，奶牛95%都需要进口。以奶牛为例我们比较一下，现在中国一头奶牛一年产奶2900公斤，接近3吨，美国是9590公斤，一头奶牛是我们的3倍，欧盟相当于我们的2倍，6200公斤，所以工程院把动物的种业作为我们国家要主攻的创新点。

　　还有更震撼的，英国的樱桃谷鸭击败了北京鸭，占领了我国肉鸭85%的市场。现在樱桃谷鸭一年出栏11亿，而北京鸭是800万，樱桃谷鸭贸易量占全球市场70%，祖代种单价是北京鸭10倍，北京烤鸭、南京板鸭原料99.9%以上是樱桃谷鸭，这种鸭烤出来，皮下没有一层白油，瘦肉就是瘦肉，很符合现在大家的口味。

　　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有100多种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但面临产能过剩、水平不高和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挑战。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汽车的产量是世界第一，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但是自主品牌的车非常少。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德国的大众、美国的通用、法国的标致。

　　未来20年，必须从创新上来改变制造业。从科学前沿来说，最有潜力的是半导体，现在台湾搞的是硅片，硅材料要慢慢演进到化合物材料。

　　美国前两年提出先进材料的计划，材料基因组工程、综合计算材料。搞材料就像炒菜，淡了加了盐，咸了加点糖，加各种元素，叫“试错法”，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慢慢走向理性化。

　　现在热门的创新领域包括3D打印、生物制造、合成生物学、器官工程等。现在器官的移植只有两个不行，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脑，心脏的问题有望在十年解决，今后你的家族如果有心脏病历史，你出生的时候把心脏干细胞保留在那个医院里，如果四五十岁心脏不太好时，等九个月心脏就发育好了再移植给你，未来的科学非常了不起。

　智能化制造已从地平线上升起

　　未来的物联网和网络技术要服务于制造业，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工业4.0计划。德国人认为，工业1.0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进入工业化社会；工业2.0是20世纪初形成生产线，把零件制造和整机制造分开，零件同样大规模地制造，然后整机在生产线上一个一个配上，从流水线上来生产；工业3.0是出现了电子和信息化技术，机器人逐步代替人类操作。

　　工业4.0是未来十年，通过网络技术来决定生产制造过程，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现在我们的流水线也好，机器人也好，只会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将来可以智能化，这辆汽车做这个型号的，下一辆汽车做另外一个型号。

　　网络的变化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最早是桌面的互联网，就是计算机的互联网，后来是移动的互联网，用WiFi，下一代互联网是泛在网，最后是达到宽带、移动、安全、可信、自治、泛在。桌面互联网主要是数据服务，提供各种数据。移动互联网是提供电信服务，还包括媒体服务，下一代互联网把物联网的服务放上去，然后进入产业服务，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CPS，就是Cyber-Physical System，现在只能翻成通信与计算及控制结合的网络。

　　现在整个制造业叫做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管理，我们过去产品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全管，服务业和制造业相融合的时代已经来了。美国有一个First Wind公司，经营着16个风力场，这个公司在通用公司生产的风力发电机上安装了系列的传感器、控制器和优化软件，可以随时测量温度、风速、叶片的位置和螺距，然后优化，数据量是过去的3—5倍。目前风力场123台风力发电机增加了3%的电能输出，相当于每一台涡轮机一年可以多生产12万度电，而这两个风力场的年收入将直接增加120万美元。

　　中国也有利用网络提供运行监测服务的案例，比如矿山安全，过去只测瓦斯和渗水，现在山西的大型煤矿已经扩展到监测矿山生产的全过程，包括通风量、温度、湿度、一氧化碳的含量、下井人数等，每一个下井的人都有一个发声器。过去矿难发生下面几个人都搞不清楚，现在下去必须要带这个东西。整个监测系统不是煤矿来做，而是第三方来做，每个收取服务费1毛钱，使山西大中型的煤矿已经4年没有发生大型矿难了，这就是用技术进步来改变生产方式。

　　另外工业单体设备的在线设施和故障诊断系统，我们国家有陕鼓动力集团，大量的火力发电的燃煤锅炉是用它的鼓风机，交售1224台机组服务，测量里面的转速、压力、齿轮运行的情况，光这个服务年收入就20亿元，占整个产品销售的1／3，将过去销售设备的一次性收入扩展为长期的售后服务支持，获得持续收入。电厂非常欢迎这项服务，因为鼓风机坏了就会停电，停电就是大事故。

　　同时电子商务异军突起，推动了商业业态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创新，中国所有的企业上市，到美国做IPO最成功的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中国的网络零售市场增长速度是全球最高，每年增长120%，2011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很快就会和美国接近，因为中国人多。

　　影响到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是未来非常大的商机。但是这个商机一半是挑战，一半是机遇。

　　什么叫大数据？每60秒钟，苹果应用下载4.7万次，全球IP网一分钟发送6.39个TB的信件，Facebook发生6百万次访问。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谷歌公司前雇员发现了一个商机就辞职了，创办了一个气象公司，从美国气象局公开数据中获得几十年的天气数据，把各地的降雨、气温，每个月土壤的情况，历年农作物产量做成一个软件，从而预测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农场明年的产量，用这个向用户出售个性化保险，如果没有实现这个预测，公司赔付损失，结果大获成功，因为它依靠大数据统计，胜算概率很大，也有失算的，但是非常小。谷歌公司后来以不到11亿美元把这个公司买下了，注入到上市公司里面，然后销售股票又收回了12亿。

　　通用航空发动机从智能制造向适时服务业延伸。把传感器安装到所有设备上，不管是燃气轮机还是医院病床，在公司所有工业领域里，估计这样的效率机会可能价值1500亿美元，飞机在飞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飞，用油是否合理，发动机有没有问题。

　　反思上海为何错失阿里巴巴

　　对于经济新常态，我认为要保持新常态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十分不容易的。二战以后，23个后发国家想赶超，只有5个国家成功了，其他的都没有能够进入创新型国家，没有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领域。

　　所以宏观经济的换挡减速不是自动滑行，不是不需要花力气，现在有些舆论认为现在干部不用吃力，过去招商引资，经济发展，互相考核，很累，我看新常态恐怕更累，要花更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难度，我个人认为国内和国际都比粗放型高速增长要大得多得多。

　　要跨过新常态这个坎，一是要依靠深化改革、制度创新、激发创业创新和人人创业的活力。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在杭州发展起来，我认为杭州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阿里巴巴曾经到过上海，上海的委办都不同意，税务局说营业税怎么收？我就听你说，你说卖多少就交多少？商品质量如何检测？卖假货谁来打击？上海的各个业务部门都很精明，但太精明反而不高明，最后这个商机到了浙江。

　　杭州比较开明，说我看你三年，第一，你不要发大的案子，第二，每年营业额要翻番，第三，要用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我现在大学生就业有问题。现在马云用了三万多的大学生，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人员创业的活力。

　　二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用网络科技来蜕变传统业态，包括农业、工业、商业，走上信息化、智能化的快车道，实现弯道超车，只有用最新的科技来武装才能弯道超车，使国民经济产生一个质的提升。

　　韩国曾经也搞过芯片，看到我国台湾赚了这么多钱很眼馋，搞了三年不搞了，因为起步晚了，起点低了，所以没法和台湾竞争。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弯道超车才能使国民经济产生一个质的提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在新常态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还是拉动经济发展的，还要保持一定的投资。不可以随便贬低投资拉动的效应，投资拉动不但是对当前有拉动，而且惠及子孙后代。但是一定要精准投资，不能搞浪费的、没有实效的形象工程。同时要看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在新常态下将会继续并存，比如电子商务，网上的交易是非常新的，这是高度的信息化产品，但是快递的物流业又是劳动密集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在做快递。所以在整个新常态阶段，在转变的过程中，投资仍是稳定经济与就业的重要方面。

　　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品没有哪一个是不过剩的，如何消化？如何削减产能，将是新常态阶段中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要通过改造，淘汰落后，同时也涉及到金融业风险，2008年以后在银行贷款支持下，国内市场大兴土木，钢产量从5亿吨到了10亿吨，要削减的话60%是银行的钱，银行有信贷风险。

　　另外就是工业资产处置。工业资产拿来干什么用？不能都作为废铜烂铁，怎么转移？劳动的就业和转移，这些事的社会敏感度很大。在新常态的关键时期，除了经济转型以外，处理好这些宏观经济的问题，也是稳定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