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再出发之际，牢记改革开放的初心显得格外重要。40年前，中国为什么实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要拨乱反正，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

　　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同时，改革和开放需要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从更为宏大的视野来看，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同时，反复强调必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是两条道路、两面旗帜吗？当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中国后来居上的秘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新起点上，必须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勇气，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再出发起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经过学术争鸣与全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中国人民由此打破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量。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予以高度评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到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伟大跨越，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于中国的宏大叙事。

　　特别是，它改变了全党的思维方式。人们思考问题不再只是从经典著作里找答案，而是从实践中探求出路。

　　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强调的，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在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纲领性文献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不断跟随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这是对真理标准的最好诠释。

　　坚持真理标准，本质上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中华民族走出蒙昧、奔向光明的动力之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改革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强调其所具有的“总开关”作用。这进一步表明，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是新时代必须恪守的思想法宝。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再出发的起点。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体现“破”与“立”的辩证统一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经济奇迹”，这当然是事实。但要创造“经济奇迹”，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可缺少。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着力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那么1980年初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则标志改革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即如何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有12条，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

　　这一准则的草案是1979年2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的，当年3月开始在党内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由此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是党的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离不开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实际上，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应当说，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初心。当时用的是“法制”，后来我们把“法制”进一步提升为“法治”，从治理角度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即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还要充分认识到的是，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高扬的一面旗帜。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上对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了高度概括——

　　回顾历史，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展望未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由此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的要求。这把我们党的民主视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一个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创造。但从历史线索上看，“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要晚于“民主政治”。

　　尽管1980年前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开始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但首次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概念是1992年的事情。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随后，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由此来看，改革开放的初心，概括地说就是思想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精神枷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全社会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政治上坚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破除权力过分集中，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为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经济上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破除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都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法。

　　从结果上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改革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思想解放和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深入进行；没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也就无法取得广阔空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需要纳入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中予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色是，从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转变为努力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主体。于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简政放权，决定了市场能够多大程度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此，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与否，要看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和实效。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清晰的自我发展轨迹——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改革开放初心的继承和升华。

　　实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

　　回顾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由此，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注定是不可分离的。本质上来看，改革开放是实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是通过改革来推动开放、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

　　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作出重大判断和抉择，这是40年前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从此，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造就了中国发展的奇迹。

　　和平发展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自己，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既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那么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就成了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据一位党史专家透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但是，邓小平同志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

　　基于这一考量，邓小平同志亲自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最终推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不仅是简单取得一个和平外部环境的问题，而且是借助什么外力来帮助自身发展的问题。

　　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只有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面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摆脱结盟或对抗的窠臼，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走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切，是新时代对改革开放初心的最好诠释。（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