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车、无人驾驶、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另一方面，核心技术短缺、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日前披露的一项权威调研结果显示，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32%在中国为空白。不仅95%的高端芯片依赖进口，而且在高档数控机床、装备仪器、航空发动机等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还难以“中国制造”。

　　中国科技实力提升的路径是什么？与美国相比，还存在哪些不足？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科技重塑中国》作者黄庆桥，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辉，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教授黄丹有一番观察。

　　不要渲染拔高但也不能自我矮化

　　解放周一：近年来，以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为代表的“新四大发明”受到广泛关注。但也有人提出，“新发明”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

　　黄丹：对于这一争论，还是要从创新的范畴来把握。“新四大发明”中，既有技术的革新进步，如高铁；也有商业的模式升级，如共享单车。我们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这些新的事物。总的来看，这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体现。

　　黄庆桥：一些人之所以对“新四大发明”有异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关键核心技术不能自给的担忧。理性看待这一现象，需要回到基本国情的研判上。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要过分渲染、拔高自己的科技水平，但也不能自我矮化。

　　解放周一：高铁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新名片。请问，曾经的“夕阳产业”如何成为“明星产业”？

　　黄庆桥：随着高速公路与汽车产业、大飞机与航空业、油气管道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工具的兴起，诞生于19世纪的传统铁路优势一度不再明显。但20世纪末以来，由于世界能源紧缺和环境危机，铁路运输的优越性被重新认识。特别是，基于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制造技术和材料科学在铁路行业的深入应用，铁路的技术标准和运载能力得以提高。

　　中国之所以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铁，是基于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发展高铁，需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一是要有足够的延伸空间，二是要有足够多的乘坐人口。这两点非常重要，否则高铁的效率优势将较难发挥。

　　应当承认，中国高铁在起步阶段主要还是依靠技术进口，从德国、日本、法国等引进先进技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市场换技术是实现高技术自主的必经阶段和必要环节。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反而是善于学习的表现。

　　但中国高铁没有满足于引进和模仿，而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逐渐攻克并成功掌握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车辆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于一体的高铁成套技术体系，逐渐实现核心技术体系和装备的国产化。

　　解放周一：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世界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样样都有，但是重要的东西，如飞机和汽车，我们就一定要有。”请问，国产大飞机为何不可或缺？我们何时才能搭乘自己的大飞机翱翔？

　　黄庆桥：简单来说，研制大飞机的原因就两句话：一是有钱可赚，二是有战略意义。

　　航空工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业，产业链很长，智力、技术和经济的溢出效应难以估量。仅以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为例，在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比这一数值上，船舶为1，轿车为9，计算机为300，支线飞机是800，而航空发动机高达1400。由此，它被称为世界工业产品“王冠上的明珠”。

　　黄丹：大飞机一般指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大型运输机和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一次航程达到3000公里的军用或乘坐达到100座以上的民用客机。在中国，150座以上的客机被称为大客机。目前，已有超过20家公司预订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C919，其中包括美国通用电气租赁等国际客户。

　　首飞成功，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立马能坐上国产大飞机。C919还要通过成百上千个小时的飞行，开展大量适航符合性验证和审定工作，全面检查飞机的设计性指标和各个系统的功能情况，并从民航系统获得适航证。大致来看，C919的适航审定包括5个阶段，目前已来到第4阶段，即计划实施阶段。乐观估计，未来3到5年内，C919可以完成试飞取证任务并交付使用。

　　要实现并跑、领跑需才尽其用和吐故纳新

　　解放周一：高铁、大飞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超级工程”。请问，它们背后有怎样的“超级功臣”？

　　李辉：我曾调研过20多个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的重大项目，发现大部分项目都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很多获奖人是改革开放之初在导师指导下开始进入某一问题、技术领域的研究，一般在大约10年时间里取得进展，然后再用10年进一步巩固，最后才获得回报和奖励。成绩的背后，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以及稳定的科研环境、持续的资源投入。

　　黄丹：改革开放40年来科技事业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在科技领域集中高效配置资源的结果。但需要看到，所谓“超级工程”更多的是技术成就，科学成就还相对弱一些。

　　坦率地讲，没有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很难走得更远。因此，我们要在尊重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不同规律上多做加法，在政策限制上多做减法。如今，学科、专业发展越来越细化，公共部门的政策应增强“破立废改”的科学性，做到宏观发力与精准发力协调并行。

　　解放周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实力还存在怎样的差距？

　　李辉：第五次全国大规模技术调查与技术预见显示，在1346项技术中，中国有219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占16%；404项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不大，处于并跑状态，占30%；另有723项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处于跟跑阶段，占54%。总体来说，中国科技仍然以跟跑为主。

　　黄丹：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的领跑和并跑，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科学家的使命感而驱动的。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尽快建立一套确保才尽其用、鼓励吐故纳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体系的提质增效与制度的持续革新上。

　　黄庆桥：评价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和目标、方向，应该要有严谨、细化的指标：一是看数字，如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科技发明专利的数量、科技人才的数量；二是看贡献，如国防科技实力、各工业行业领域科技产品的性能与竞争力；三是看原创，这方面原是中国的弱项；四是看影响，包括科技人才、科技水平、科技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五是看未来，如体制机制、文化环境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等等。

　　只有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一国科技的发展状况，才不至于妄自尊大或菲薄。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的发展、成长与进步，要理性看待中国科技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做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促进派、参与者，而不是反对派、旁观者。

　　解放周一：有报道显示，中国在芯片进口上的花费超过原油。这是真的么？中国要“强芯”，该怎么办？

　　黄庆桥：目前，世界主要芯片设计、生产和供应企业集中在美国。中国在低端芯片的生产上，可以自给自足。这是“中国制造”的有力支撑。但在高端芯片需求上，我们基本上依靠进口。

　　芯片行业的发展遵循一个叫“摩尔定律”的法则。其核心思想是，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至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摩尔定律”在推动芯片技术不断更新的同时，也倒逼企业不断追加投资。这种投入大、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使得芯片产业成为高风险产业。同时，又使得芯片行业产生“大者恒大”、“快鱼吃慢鱼”的特征，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后来者发展难度极大。

　　根据以往的经验，有国家战略资金的支持，要把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并不难。不过，这一逻辑放在芯片行业是不灵的。至少，单靠引进国外成熟技术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因为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引进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意味着被市场淘汰。这是芯片产业的无情行规。

　　李辉：中国要“强芯”，还是要有耐心，要做好打持久战准备。一味地急于求成，反而不利于芯片的研制、生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坚定自主研发的信心，要尊重产业规律、科学规划，既舍得“砸钱”，又注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还必须走消费者认可的市场化之路。除此之外，并无捷径。

　　卡我们脖子的核心技艺不是“国际前沿”也值得做

　　解放周一：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上，还能不能出现像钱学森那样的领军人物？

　　黄丹：以钱学森、钱三强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把科技成果运用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上。他们的功绩彪炳史册，他们的精神流芳百世。

　　在新时代的科技攻关中，能不能出现钱学森这样的领军人物，关键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对科学家的信任、呵护。例如，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院士团队在某型号任务研制初期受到多方压力与质疑，最终杀出一条血路，取得新的更大成功。其中，就与马伟明在团队中的灵魂作用密不可分。一位杰出的科技领军人才，一定具备“逢敌亮剑”的勇气和素质，一定可以带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黄庆桥：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工程结合成为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科技领军人才既是技术难关的攻克者，又是技术难关的研判者，还是攻克难关的组织者。没有他们，大科学工程就难以高效有序地推进。

　　坦率地讲，培养科学家、发展高科技，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发展和人类福祉，而不是为了发表论文。可是，现在有种把目的和手段搞颠倒的迹象。评价手段本身成了目的，这是很可怕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改革，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对当代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站在世界科学前沿，为人类的知识创新作出中国贡献，但更应该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之急需。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技术等领域，重要的可能不是发表论文，而是要拿出“真家伙”。

　　解放周一：对于中国拿出来的一些“真家伙”，有的西方人却指责“技术抄袭”。对此，该如何澄清和反驳？

　　李辉：后发国家被先发国家指责“山寨”是难以避免的。现在俨然是“高端制造”代表的德国，在19世纪中后期也曾被英国指责为“抄袭者”。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这里面有所谓知识产权问题的各种争论，但也说明我们的水平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新问题，即技术变革的问题。别人先造了燃油汽车，你现在要去造电动汽车。如果造出来了，那燃油汽车的先发者就要担心了。这不是后发者“抄袭”先行者的问题，而是关系产业颠覆的时代课题。中国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很有可能引领新一波的创新浪潮，这其实是一些西方国家更为在意的。

　　解放周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还要补哪些短板？

　　黄庆桥：很重要的一点是扭转过分追求短期效益的研发导向。一段时间以来，有望通过短期攻关取得突破的项目容易获得支持，系统性、难度高的关键核心技术则遭到忽视。现在，国家层面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中长期关键技术研发计划，但实施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打破地方和部门利益藩篱。

　　同时，必须重视解决高技术研发系统化配套能力薄弱这个问题。拿芯片产业来讲，从集成电路原理到生产出各种类型的芯片，中间需要的高精尖技术非常多。其中一个环节受阻，整个产业的发展就会停滞。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高端芯片产业受制于人，就在于关键生产设备、测试封装技术和工艺等尚未达到最先进的水平。因此，必须统筹考虑、重点突破。

　　此外，还需警惕“唯国际前沿”陷阱。近年来，并跑、领跑“国际前沿”的呼声和政策导向逐渐强烈。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在高技术领域，很多核心技术、工艺、配方等并非所谓的“国际前沿”，发达国家甚至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掌握这些绝密的核心技术。

　　因此，我们要打破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要以为不是“国际前沿”，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做。能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当然重要，但攻克已不是国际科技前沿却卡我们脖子的核心技艺，对于中国的发展同样重要、更为紧迫。由此，科技评价一定要务实，一定要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

　　李辉：以上海为例，当前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着力于增强创新资源的集聚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新兴产业的引领力、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和区域创新的辐射力。增强这“五个力”，就能够推动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生态系统，就能让科技、创新、产业远离“单打独斗”，实现群体合力发展。

　　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既破除愚昧又收获敬畏

　　解放周一：近来，一则“美国能瘫痪国际互联网”的流言引发热议。在伪科学乃至各类谣言的面前，科学家应该怎样现身说法？

　　黄庆桥：科学“失声”的结果，就是谣言四起乃至社会恐慌。因此，在诸如网络安全、疫苗安全等重大话题面前，科学家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声”而不是“失声”，要负责任地普及某一具体科技的状况及应对科技负效应的方法途径、态度等。

　　现在的问题是，不少科学家不愿、不屑甚至不敢做科普。在一些机构，科研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会被认为不务正业，甚至觉得只有水平不高的、科研做不了的人才会去做科普。同时，科研工作者对热点科学问题的解读，经过多次传播，或多或少会遇到误读、曲解，继而遭受各方面的非议乃至谩骂。这使得原本一腔热血投入科普工作的人，变得不愿再“惹火上身”。这样的状况的确让人感到遗憾。

　　事实上，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分工的细化，造成“隔行如隔山”的窘境。由此，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

　　一种是过分乐观派，认为中国科技发展已经取得辉煌成就，从而不免产生骄傲自大乃至不思进取的情绪。

　　另一种是悲观派，认为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跟美国等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从而导致丧失信心、自暴自弃。

　　从科技发展大局和国民自信心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对科学家和“科普家”的自如转换、积极作为给予更大的支持。

　　解放周一：不少科普素材简单传递“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等观点。这真的科学吗？是不是也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

　　黄丹：“科学万能论”本身就是伪科学，质疑才是科学的精神内核。与人类的认识相比，我们所处的世界显得广博而无限。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通过智力劳动去永不停息地探索我们存在的意义、开拓认知的空间，这才是科学的价值所在。

　　现实生活中，教育和实践是破除“科学迷信”的两个抓手。在理念传播上，要从世界史观的角度来解读人类科技发展的历程，进而让人既破除愚昧又收获敬畏；　在解决问题上，既要讲原理也要讲经验，让更多的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解放周一：随着人工智能、基因修改等技术的应用，一些人对科技发展产生了疑虑乃至恐慌。请问，科技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何方？

　　黄丹：新一轮科技浪潮必然深刻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比如，愈发老龄化的社会或许需要机器人看护技术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恐怖主义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病毒式传播，高科技犯罪亦不断挑战社会的底线。我们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来预测和应对不断更新的世界。一个基本立场是，科学本身没有善恶，重要的是展开哲学拷问和探究。

　　李辉：防止科技滥用和科学负面效应扩散，是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领域长期探讨的议题，也形成了一些基本规则，包括负责任创新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享受创新带来的便利。比如，共享单车让“最后一公里”变得简单，网约车让出行更方便，但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对道路交通造成拥堵，手机打车则会让路边扬招面临无车可打的窘境。应该说，纯粹不负责任的创新不会很多，但对创新成果的负责任程度评估还是要跟上。

　　黄庆桥：了解科技的立体形象，有助于人们把握未来。

　　第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科学战胜愚昧、科学战胜迷信、科学引领进步的历史。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现代文明。

　　第二，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越来越明显。对科技负效应，既不能讳莫如深、避之不谈，也不能谈之色变、心生恐慌。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有风险永存的意识。明白了这一点，就要居安思危，建立健全各种风险应对机制。同时，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风险的二重性。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它给人类社会提供了选择更多的可能和机会。通过积极地创造来把握这种机会，就能把梦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