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张岂之 演讲地点：陕西公祭黄帝学术研讨会 演讲时间：二〇一七年四月

　　没有文化自觉也不会有文化自信。文化不只是文化事业中的某些内容，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是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

　　1997年春节，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与老朋友们聚会，曾经这样说：“七年前，在80岁生日那天，我说过下面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各美其美’，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到‘美人之美’，即肯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每个国家、民族都对人类优秀文化作出过贡献。更高的目标则是‘美美与共’，人类的优秀文化成为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共同精神财富，达到这一步，应当是‘天下大同’时代的到来。”

　　没有文化自觉也不会有文化自信。文化不只是文化事业中的某些内容，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是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包含五个认同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文化自信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文化自信包含有五个认同，现在分述于后。

　　第一，文化自信应认同：中华文明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始，5000多年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2015年9月3日，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中国人民经过14年抗日战争，于1945年取得伟大胜利。在9月3日阅兵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两次提到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他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明天”。

　　第二，文化自信应认同：文化自信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说：“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

　　马克思早就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第三，文化自信应认同：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都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我们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联合国规定每年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我国积极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演中有针对性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第四，文化自信应认同：在中国，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团聚和统一的过程，也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华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从历史来看，中国与西方有许多差别。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汉族能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不仅是因为它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历史上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的时间，比如鲜卑（北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清）。当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不仅未能改变汉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反而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汉并天下后，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被肃清，地域文化也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与这个总的形势相适应，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才真正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虽然以儒学为主导，但并没有阻碍其他学派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由此面临思想文化会通的问题，在唐、宋时期，儒、道、释的融合会通将中华文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五，文化自信应认同：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秦始皇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有特色。

　　在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字，又有多样的书写形式，于是形成了独特的书法艺术。书画同源，中国书法艺术又和中国国画（水墨画）结合，成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部分。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古人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文明所产生的正面社会作用。

　　黄帝和炎帝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传说经过文字加工，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文献中。

　　传说不都是虚构，只要有佐证，其中有可信的部分。关于黄帝及其历史贡献，经司马迁（前145年—前90年）在《史记》中的叙述，以及后来中国考古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都说明黄帝时期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

　　司马迁说，关于神农氏以前的事他不了解，在《史记》中不写燧人、伏羲、神农“三皇”之事。他写《五帝本纪》，作为中华历史的开篇；“五帝”之首就是黄帝。（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加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研究，我们认定黄帝时代距今有5000多年。

　　关于中华文明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众所皆知，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两河流域文明，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产生的巴比伦文明；再一个是埃及文明，即尼罗河文明，金字塔是它的象征；还有印度古文明，起源于南亚次大陆。

　　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没有中断过。从黄帝肇始，到春秋时期（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简称为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0年，简称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已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创造。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异彩纷呈、百家争鸣，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逻辑学家）、墨家、纵横家（外交家）、军事家、杂家、农家，还有在街头巷尾讲故事的“小说家”。“百家之学”的昌盛文化局面，渗透着溯本求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奋发图强、生生不息的民族团结精神等。

　　在距今2500多年的春秋末期，儒、墨、道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墨子和老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孔子自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主要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不是财富绝对值大小的问题，因而治国者应当在“均”和“安”上下功夫。

　　孔子对上古尧、舜的功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们是后代治国理政的典范。到战国时期，子思、孟子等继承孔子思想，面对当时社会与民众的苦难，提出了“仁政”理想。孟子在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议中，坚持“王道”不但要使民众有自己的财产，更加重要的是要推行儒家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操守，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春秋末期墨家学派以“兼爱”“尚同”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宣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认为，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存在不公平的乱象，原因在于人与人不相爱。只有从兼相爱、交相利出发，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为此需要择天下贤良之士从事政事。

　　春秋末期的老子，在理想社会的追求上与儒、墨不同，他把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引入政治社会理想。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由此来看，社会的贫富悬殊与“天道”不合。他的理想社会是返璞归真，小国寡民。

　　儒、墨、道三家都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从现实出发，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形成理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传基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史书

　　黄帝陵在今陕西黄陵县，历代都到这里祭祀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体现在：在氏族部落的繁衍过程中，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国家雏形确立、文字初现。制作车、船，学会打井、养蚕和缫丝。推进原始农业，制作冠冕衣裳，又设官治民，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奠定了物质和教化的基础。后代子孙们推崇黄帝、祭祀黄帝、认定黄帝是中华的人文初祖。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是这个源头的象征，“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这里”。

　　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需要读史。

　　司马迁，今陕西韩城人，他撰写的《史记》，是中华的第一部通史。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介绍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六家之要指》；“六家”即六个思想文化学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司马谈受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对道家的思想文化予以很高的评价。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司马迁推崇孔子和儒学，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并为孔子的弟子们立传，称孔子为“至圣”。这些对中华思想文化有很大影响。

　　还要提到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32年—92年），今陕西咸阳人，他继承父业，用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汉书》、即西汉时期历史的大部分。《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

　　《汉书》中有《艺文志·诸子略》，包含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诸子十家的思想观点。《诸子略》有言：“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对于在街头巷尾说故事的小说家是否可称之为“家”，尚可讨论；认为各家的思想观点“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正因为中华文明有“百家之学”兼容并包这样的优良传统，才能长期传承发展。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被称为“西域”。汉武帝时，张骞（前164年―前114年），今陕西城固人，艰苦备尝，用十三年时间，获得关于西域的认知，对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很大影响。后来又第二次去西域。张骞通西域，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西域，又由此传到欧洲；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

　　东汉时期，被封为“博望侯”的班超（32年—102年）也为通西域做过重大贡献，这不但是物产、经济互通，而且是文明的交流互鉴。

　　关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状况，我们读了《汉书·西域传》就会有明晰的印象。唐宋时期又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将中外联结起来。这些历史的认知有助于我们今天对筑梦“一带一路”的理解。一部中国历史实际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读史才能更好地知今。

文献典籍保证了中华文明根脉的传承发展

　　为何说中华文明5000多年没有中断？从中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即可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华文献做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举儒学“十三经”来说明。儒家的经书称之为“经天纬地之作”，言其重要性，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七经”。唐朝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到“十三经”，这是社会演进的需要。这些被认为是“经天纬地之作”的经书，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品。它们的社会思想作用在于：1.维护我国传统社会中尊卑贵贱的分野，使之各尽其职、各安其分。2.这些经书对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如何对待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都有明确的论述，起了以文化人的作用。

　　还要提到，这些经书的普及版，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在中国传统社会起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力求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对于过去的少儿启蒙读物，吸取其中的某些精华，而不是完全搬来，机械模仿。

　　2017年1月底，新春佳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文共四大部分，论述了从2017至2025年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其中的“主要内容”共有三项：1.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2.宣传中华传统美德；3.发掘中华人文精神。

　　《意见》与国民教育紧密联系，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还应“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这些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使之落实。

中华文明中包含独特的科学精神

　　这是一个长久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十分可惜。有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从牛顿开始），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现在已到应当加以澄清的时候了。

　　2015年12月7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的讲演，其中阐述了中国的科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典籍中都有关于青蒿治病的记载。至于如何从植物中提取青蒿素，制作成为适合人用的药物，需要科学家们进行研究。经过屠呦呦及其团队的反复试验，得到从青蒿素中提取抗疟成分的启示，制成了药品，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使用，取得了很大疗效。屠呦呦在讲演中说：“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世界对中国科学精神的认定和赞扬。

　　中国第一部编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期写定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撰，实际是战国时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包括《素问》《灵枢》两大部分，共18卷，162篇。《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的基本理论。《灵枢》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结构等。

　　《黄帝内经》中有阴阳五行学说、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有法家的若干见解。此外，名家、兵家等的某些成分也被吸纳，体现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色，说明中国医药学是百家之学的融会贯通。

　　2015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其中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可见人们要全面理解中华文明，需要研究和阐述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

　　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天人之学”中包含有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中都可看到“天人之学”的卓越成果。在中华文明中有自己独特的科学精神，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张载“横渠四句”与中华文化

　　河南、陕西之间有函谷关，关以西称“关中”。张载（1020年—1077年）祖上为大梁，今河南开封，后来迁到陕西郿县的横渠镇，他在这里讲学，人们称他为“张横渠”。

　　张载的思想是通过对《周易》和《孟子》的阐发而表述的，他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称为“横渠四句”或“横渠四句教”。

　　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张载认为，人有见闻之知，这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感性认识。除此，人还有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来源于战国中期孟子的“尽心”论。孟子认为：君子应充分发挥“大心”的作用；“大心”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理性认识有相似之处。张载加以发挥，认为人有见闻之知，又有德性之知。“为天地立心”，就是沿着孟子的思路，用理性认知来思考天地万物之理。

　　第二句“为生民立命”，这是孔子、孟子儒学坚守的信念。孔子说：为百姓解除患难，尧和舜这些圣人也没有完全做到。张载将儒学的志向称之为“为生民立命”，这符合儒学的基本信念，也反映了他生活时北宋的社会状况。当时人们面临两大困苦：一个是土地兼并，再一个是边患。土地兼并造成农民生活困难，张载在关中的郿县曾试图解决，把一些田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没有造成全国影响。总之，张载所说的“为生民立命”讲的是解决百姓们的患难困苦。

　　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讲的“绝学”指的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在张载看来，孟子以后没有出现过继承孔、孟思想的学人，儒学中断，成为“绝学”。唐朝韩愈虽然写了《原道》一文，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论：从西周文王、武王到春秋时孔子再到战国时孟子，这是儒家的道统，但韩愈并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实践行为。张载认为，他创立的关学，才是上接孔孟道统的传人，而且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儒家的理想，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

　　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从学术的大方向去看振兴儒学的目标，既坚守儒学一贯的经世致用原则，同时解决北宋时期的边患和土地兼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这里指的就是张载的“四句教”。又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千多年前张载的“四句教”引申到今天的现实，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有的担当精神。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之魂

　　慎终追远，继承发展前人的美好理想，并加以经世致用，这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表现。“文明”一词不是外来语，《尚书·舜典》中的“睿哲文明”，指治国理政者应当具有文明的美德。《疏》的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中华历史文献中对“文明”的赞美很多，如《易大传》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的文字，认为具有文明美德的君子能与时俱进，其事业重要而美好。与“文明”相对的是愚昧野蛮，由此产生了“文野之分”的理论，赞美前者、反对后者，这一直是中华儿女熟记于心的箴言。

　　张岂之 男，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历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笔名栗子、谭心，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9年受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的影响，开始中国思想史研究。1950年北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华夏文化》（季刊）主编。2016年荣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