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　金一南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一场以《军旗为什么这样红》为主题的报告会在上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上海市国防教育基金会客座教授金一南少将，为现场观众回顾了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三大红军主力长征胜利会师这段人民解放军初创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阐明了在我军成长发展时期坚守信念、坚守信仰的重要性。

　　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有一次参观西点军校，当时美方安排驻华陆军副官霍布陪我参观。他当时向我表示，非常钦佩中国共产党率领的这个队伍，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七个营的兵力抢占不了中国两个连坚守的阵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人民军队艰难创建的历史说起。

　　正是这八百残兵，
　　日后变成了燎原之师

　　中国共产党率领的队伍，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清王朝没有，北洋军阀没有，民国政府没有，它是一支全新的队伍。
　　八一军徽闪闪发亮。这个八一军徽，也是国防大学的校徽。国防大学可以追溯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教导队，那是毛泽东建立的教导队，也是国防大学的前身。
　　八一军徽上的“麦穗”是什么含义？毛泽东建立的这支教导队是从秋收起义来的。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共5000余人参加，到1927年9月30日“三湾改编”，仅剩不足1000人。就这近1000人，毛泽东还办了教导队。当别人把这支队伍作为农民起义队伍看待的时候，他在想着办学校，想着培养自己的人才，这是怎样的一种抱负？
　　这支队伍的前面绝对没有红地毯和鲜花，更没有一路高歌猛进前进。秋收起义，队伍剩下了近1000人；南昌起义队伍由原来的22500人，最后只剩800人，这就是它的起源。谁能想到这支队伍最后能干出这么大的名堂！
　　大多数人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而毛泽东1929年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离胜利还有20年。手下就这点力量，怎么燎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批了不起的人，即使在那么黑暗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充满信仰。因为内心的执着信仰，他们最终实现了目标。
　　再看看朱德，当年的国民革命军准将旅长，专门跑到上海找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陈独秀没同意，朱德费了很大的劲，赶去巴黎，终于入了党。
　　大家都知道，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八一南昌起义则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重要负责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朱老总不仅在党内资历浅，而且带的队伍少，在南昌起义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只剩2000多人，军心大乱，队伍在三河坝会师时群龙无首。关键时刻，朱德站了出来，他说大家不要散，我们现在有人有枪，一定有办法。后来很多老同志回忆，当年在三河坝没有散伙，是勉强听了朱德的意见。
　　这支剩余的部队，跟着朱老总，一直走到10月底，还是穿着短衣短裤，没有药品，没有食品，人越走越少，走到江西安远时只剩下800人。师级以上的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这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时。
　　朱德硬是把这800人稳住了。他说，大革命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就是这么一个从旧军队里走出来的旧军人，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这800人像是一支丢了魂的队伍，而朱老总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大家情绪低到零度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就是力挽狂澜。这支800人的队伍中，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都从朱德身上感受到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位列十大元帅的朱德、陈毅，以及十大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在江西安远天心圩的800人队伍中。
　　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等等陆军中的核心作战主力都来自于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至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战斗力的发源地。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被保存了下来，正是这八百残兵，日后变成了燎原之师。

　　填平“最勇敢”
　　与“最有觉悟”之间的鸿沟

　　中国革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一，在最发达的城市获取最先进的思想，比如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小组、上海小组、广州小组、长沙小组等都出现在大城市；第二，在最落后的山村获得最勇敢的战士。
　　当然矛盾也就出现了，最先进的思想要在最落后的山村获得认可和普及，并非易事。最勇敢与最有觉悟之间，曾经间隔着巨大的鸿沟。如何填补这一鸿沟，避免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结局，不成为“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是红军面临的首要难题。
　　当时在落后地区组建军队，红军中存在着严重的乡土观念。朱毛会师组成红四军后不久，二十八团想去赣南，因为赣南人多；二十九团想去湘南，因为家乡在那里；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也是想回家。这一倾向导致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离开家乡就不行。二十九团在返乡途中，枪杆中挂着、腰上夹着的都是带给老婆和娃娃的物件。顽固的宗族观念，长期的小农经济和散漫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当年贺龙曾经回忆，那时候的部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
　　红军中还存在严重的享乐观念，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就是你下我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时，中央的报告指出，某些人“本来是贫农，一旦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要当富人，当人上人。
　　红军队伍发展也不平衡。朱毛会师组成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但是，两支队伍融合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二十八团南昌起义部队，作战能力强；毛泽东的三十一团是秋收起义部队，主要的财力掌握在三十一团。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嫌“土气”；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的“铁军”，嫌“流气”。“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支援“农军”。“农军”占乡据村，收入多，也不愿“共”出来资助“铁军”，问题和矛盾很多。
　　可以想象，当时毛泽东面对这种状况，内心非常着急。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建立一支什么样性质的队伍？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怎么获得劳苦大众的真正信任？如果连改朝换代的思想都无法超越，共产党的先进性又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这是一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向革命军队转型，进行艰难痛苦的蜕变。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能否确立，更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重要的转折就是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是红军改造的完成，而是红军改造的开始。
　　工农红军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如果不能确立党对这支队伍的坚强领导，不能确立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实行严格的纪律，不能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就无法避免滑向传统农民起义的路径。
　　因此，古田会议明确指出：第一，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第二，提出党的领导机关是“领导的中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第三，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探索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方法和途径。第四，增强了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古田会议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古田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他心里有底了，这个队伍有指望了，革命胜利可以预期了。
　　古田会议重塑了一支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的革命武装。其中的关键核心，是通过确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根本原则，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改造，从而保证了红军思想、组织、作风的先进性。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血性赢得尊严，灵魂赢得光荣

　　此后的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支队伍一扫旧军队的面貌，一改农民起义的弊端，以空前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出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
　　这批军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革命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且通过他们的奋斗，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他们都是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他们都是戎马生涯，以命相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胸中的主义、心中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
　　让我们来说说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
　　韩先楚，放牛娃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却成为一名杰出的战将。1946年5月指挥鞍海战役，开创了令敌军一个师战场起义的先例；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开创东北战场一仗全歼一个师的战例；1947年5月，梅河口作战，开创一个师歼敌一个师的战例。1947年冬季攻势作战，奇袭威远堡，开创长途奔袭敌主力的战例。
　　尤其是在1950年4月16日，一代名将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冒着丧师琼州海峡的极大风险，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30000关东子弟，乘坐400多艘风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跨海进击，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海南岛。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大清王朝有这样的战将吗？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革命，没有对军队的改造，韩先楚只是一个放牛娃而已。
　　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开国中将，张国华。
　　张国华是农民出身，一路跟随毛泽东、朱德南征北战。1949年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就十分关注西藏，他致电彭德怀，“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反复思量，不约而同想起了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他们紧急找张国华谈话，张国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表示：“一切听从党安排，坚决完成任务。”
　　张国华同意出兵西藏，但部队没有转过弯来。当时内定十八军接管富庶的川南，张国华已内定为川南署主任，从天府之国突然改为不毛之地，部队一时转不过弯来。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时候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连队干部夜里不敢睡觉，轮流把门，营团干部天天追问逃兵数量。干部队伍也出现动摇，十八军第52师154团副政委写信提出：“身体不好，不能进藏。”张国华看完信后气得手直发抖。
　　在动员全军进藏的大会上，张国华说：“你们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来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足，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邓小平亲自坐镇十八军动员大会，对张国华的讲话带头鼓掌，并给十八军将士题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1950年春，张国华以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党性，率十八军进军西藏。代价是巨大的，他的女儿病逝于进藏途中。当时那批军队的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不是只有部下牺牲，而是率先牺牲，一家子进藏。共产党人最大的力量，就来自于此。
　　张国华于1972年去世，终年58岁，他就是因为长期在西藏生活，心脏、血压都出了问题。张国华病逝后，周恩来在北京迎接张国华的骨灰。周恩来一生给两个人迎接过骨灰，一个是陈赓，陈赓在上海去世，骨灰空运到北京，周恩来在机场迎接。第二个迎骨灰的就是张国华。周恩来对张国华的党性特别欣赏，张国华去世电报传到北京，周恩来连续讲了三次“可惜了”。
　　我们这支军队培养的，就是这样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就是要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有本事就是要素质过硬，能打胜仗；有血性就是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有品德就是要情趣高尚，品行端正。
　　今天，我们依然有这样一批军人，比如，空15军军长李良辉，502编队指挥员陈伟文，海军副司令员张永义等等。他们依然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始终引领着人民军队继续前进。他们的信念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毛泽东当年对军队的建立和对军队的改造，那些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他们。
　　军旗为什么这样红？一代一代的士兵，我们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血性赢得尊严，灵魂赢得光荣，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刀锋。八一军旗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批有灵魂与血性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