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温度的城市”,逻辑上包含了“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的内涵。同时,这三种“城市温度”又必定是彼此协调和相互融洽的。在城市建设上,与“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直接相关的是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的城市,建设“有温度的城市”,不能忘了“城里人”。经过开埠以来百余年的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上海已有了父亲般的高大骨架和坚实脊梁,而现在需要的是重建城市应有的母性怀抱,以便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兼任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智慧城市与特色小镇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研究》编委、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刊》编委。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2017年5月,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将人文之城列入上海建设“令人向往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其中特别提出“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简短的几个字,既是一个新的城市概念,也是一种新的城市气质;既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治理相联系,也关乎人的价值态度和审美情感;既涉及客观存在的城市,也涉及作为城市主体的人;　既是在实践上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具体展开,也是在理论上对人文城市内涵的丰富深化。“有温度的城市”应该如何建设?这是我想和各位探讨、交流的话题。

　　拒绝走“孤阳不生”的极端

　　从城市精神类型来看,“有温度的城市”体现了浓郁的“母性文化”气质,是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化”的重要纠正。

　　德国哲学家康德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夜晚是崇高的,白昼是美的;海是崇高的,陆地是美的;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哲学家关于“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这个直觉发现,和中国哲学讲的“阴阳”很接近,对今天研究城市文化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学者芒福德曾推测: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曾发生过一场“性别革命”。这场变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给了从事狩猎活动、灵敏迅捷和凶狠好斗的男性,而是给了较为柔顺的女性。新石器农业的每一个方面,从新出现的村庄聚落中心,到房舍的地基,以至于墓穴中,到处都留下了“母亲和家园”的印记。就形式而言,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因为不论村庄有什么其他功能,它首先是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女人利用村庄这一形式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时间和玩耍消遣的时间。在此基础上,人类许多更高级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从这个阐述中可以引申一个城市原理,即“城市是男性的,农村是女性的”。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充满着矛盾、紧张、竞争、焦虑、痛苦和斗争,而农村多给人一种和谐、松散、友善、闲适、幸福和宁静之感。在西方18世纪、19世纪的小说里,经常会写到城里的贵族到庄园去治疗身体或心理疾病。在中国古代科场或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一般也会回到田园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生命的自由。今天,当城里人周末或假日涌向小镇、民宿或风景区,去放松节奏、休闲娱乐和安顿心灵,同样验证了这个原理。

　　对城市而言,不同的城市文化会影响到城市空间生产。一般认为,“男性文化”代表的是阳刚、进取、粗犷、崇高,有时也会走火入魔沦为邪恶、粗俗、暴力的象征;“女性文化”代表的是阴柔、退让、细腻、优美,但有时会失之于抑郁、软弱、琐碎和病态。客观地讲,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长短,关键在于避免走向“孤阳不生”或“孤阴不长”的极端。西方谚语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国古代哲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表达的都是这个道理。缺了哪一半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缺什么就应该补什么。

　　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城市。在前现代的世界,“城市的阳”和“农村的阴”大体平衡。这是芒福德盛赞古希腊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以及诗人深情咏唱“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的重要原因。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平衡与协调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城市的过度繁华和农村的极端凋敝,成为不少国家的现实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城市化进程被男性话语主导而造成的苦果。

　　以当下流行的各种GDP榜单、城市竞争力排名为代表,它们的主要指标从象征意义上都是极端男性化的,表达了无法遏制的竞争、掠取、占有、征服、贪婪、暴力等欲望。但是,在这种“男性文化”以绝对优势压倒“女性文化”之后,人们并没有得到“和平与宁静”,反倒是出现了“城市化病”。染上这种病症的大都市,可能很富有、很辉煌,但算不上“有温度的城市”。

　　调适好城市的“人文温度”

　　在自然界,温度有高低之分,可用感官感知和仪器测量,但“城市温度”不太好界定和评估。很多与城市相关的政策或措施,张三觉得温暖,李四可能觉得寒心,王五或许没有感觉。要想解决这个思想和认识上的纷乱,必须从“杂和多”的城市现象回到哲学中去。

　　通常来说,自然界的存在和现象,在人的世界中不外乎三种形态,即康德阐明的“科学”(真)、“伦理”(善)和“情感”(美)。例如,以朱光潜眼中的“红花”为例,自然界的每一朵小红花,实际上都同时有三种化身:一是“花是红的”,这是“花的客观存在”,可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来验证;二是“花是好的”,这是“花的社会存在”,在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内部可以取得共识;　三是“花是美的”,这是“花的个人的或主观的存在”,通常只有在“知音”境界才能做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在人工作品中,情况也是如此。以维纳斯雕像为例,曾有过三种不同的鉴赏和判断。一种是“科学的”。20世纪波兰美学家英伽登谈到维纳斯时,特别提到了“鼻梁上的污痕”“胸脯上的粗斑、空穴、水孔”等。这是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到的“物理的维纳斯”。二是“伦理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曾批评:“她垂涎不停地从嘴角往下流,似乎透不过气来。因为,她为渴望色欲而焦急不安。”这是从伦理学角度看到的“社会的维纳斯”。三是“审美的”。20世纪30年代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在巴黎卢浮宫看到的,既不是英伽登眼中那块表面粗糙、布满污迹的大理石,也不是温克尔曼贬斥的那种包藏着情欲和色情的雕塑,而是一个有体温、会呼吸、生气灌注、栩栩如生的“人文的维纳斯”。

　　城市虽大,理亦如此。城市温度虽然复杂,但也不会超出真、善、美这三个维度。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城市温度”主要有三层内涵:

　　一是“科学的温度”,也可以叫“自然温度”。这主要和城市的地理区位、气候条件等相关,如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及火炉城市、寒地城市、雾都等。处在不同气候环境的城市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心理感受,反过来,人也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改善或解决自然环境的局限。

　　二是“伦理的温度”,也可以叫“社会温度”。这主要和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现状相关。比如,城市是开放包容还是闭关自守、城市的贫富分化程度和不同阶层的流动是否通畅、原居民和新移民的排斥和认同等,社会学和城市管理学把这些问题叫做社会融合或社会包容。与自然界的冷热寒暑相比,“社会温度”对“城市温度”的总体影响要大得多,改造起来也艰难得多,需要有更大的魄力、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社会创新。

　　三是“情感的温度”,也可以叫“人文温度”。在三种温度中,“人文温度”是较难测量和把握的。正如康德说“趣味无争辩”,每个人对环境和事件的感知与判断,既受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受个人的感觉、心理、价值判断甚至潜意识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城市的基本特征是人口众多,要想形成一个客观的评价与共识显然很不容易。一些城市的政策或举措,出发点是好的,也经历了反复研判,但之所以在官官之间、官民之间、民民之间的反应、评价和感受上差距悬殊,原因即在此。如果不能把城市的“人文温度”调适好,其他工作做得再多也会大打折扣。

　　由此可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温度的城市”,逻辑上包含了“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的内涵。同时,这三种“城市温度”又必定是彼此协调和相互融洽的。只要有一种温度缺失,尤其是“人文温度”偏低,那这个城市的“温度质量”肯定是不高的。这是我们研究、规划和建设“有温度的城市”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

　　避免再搞一场“大拆大建”

　　“有温度的城市”这个概念正式出来之前,很多相关内容其实早就“孕育”甚至“在建”了。在城市建设上,与“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直接相关的是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认识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有助于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也能有效避免历史虚无主义。

　　从城市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设计和建造城市的目的,是在无情的大自然中营造“温暖的家”。它既要符合大自然的法则、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应满足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价值。今天提出建设“有温度的城市”,真实含义是在当代自然历史条件和城市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建造一个环境上更优美舒适、社会上更公平公正、人文上更健康快乐的家园。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看,没有谁愿意把城市建成一个冰冷、机械、黑暗的“悲惨世界”。我们不应为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妄自菲薄,而应认真研究和分析哪些方面是温暖的和需要坚持的、哪些方面是不够温暖而需要提升质量的,以及哪些方面是违背人性和发展规律而必须革新和否定的。有了这种理性思考与判断,就可以明白:建设“有温度的城市”,不是把已有的一切推倒重来,也不是凭空再建一个虚幻的空中花园,而是要让城市更有效地“遮风挡雨”、更大程度地避免不公正。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获得一种平常心,避免以“有温度的城市”名义再搞一场“大拆大建”。

　　客观而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探索和建设经验没有白白浪费。在“自然温度”方面,一些城市展开的气候适应性城市规划建设初显成效。它的目的就是综合运用政策、科技和工程技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把城市的“自然温度”调适到一个恰当刻度。在“社会温度”方面,我们的城市可以说做了更多的工作,从行政管理改革、城市交通治理、安全、卫生、社会保障、养老助残、礼仪教育等,都在切实推进着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在这方面,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代表。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等,让城市实现互联互通,并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等予以智能响应,实实在在地让企业和市民“少跑了路”。在“人文温度”方面,以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设置、城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型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和艺术活动以及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推进为代表,不少城市在“人文温度”上做了大量工作。

　　可见,没有哪个城市是“零度”或“低温”状态。目前,一些人对城市满意度不高或者说获得感不强,主要是有些政策出台时考虑不周、有些举措实施后效果和预期偏差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建设内容过于复杂并分属于相关部门,对问题的复杂性研究不够和部门之间缺乏互动协作机制。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而今迈步从头越”,而要从城市规划设计上把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三个发展目标有效协调起来,以最小的成本把城市温度调控到一个理想的刻度上。

　　别总让人感觉“生活在别处”

　　城市是人的城市,建设“有温度的城市”,不能忘了“城里人”。

　　古人曾讨论过一个话题:诗人需不需要江山之助。一种回答是需要,因为“内养不足,正借风景淘汰耳”“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另一种回答是不需要,所谓:“彼貯山乔岳,高则高矣,于吾道何有?长江大河,盛则盛矣,于吾气何有?”

　　外部世界大体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就把问题引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感觉机制上。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城市“人文温度”的体会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硬件已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城市,但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舆论场不时上演“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

　　这个问题比起“自然温度”和“社会温度”更难解决。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自然环境的恶化与社会环境的不尽完善,在直接损害人的生产生活质量之时,也间接扭曲了人的感受和判断力。有些进城人员在城市“学习工作、结婚生子、买房置业”,却一直感觉“生活在别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在感受城市的温暖和善意方面出了障碍,另一方面也说明要使人都能接受到城市发出的光和热,是一个日益重要而现实的挑战。

　　对城市的感受虽然始于感觉器官,但实质上是一个城市观念和价值系统的问题。它同时与城市的软实力建设不足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有温度的人”,是立城之本。

　　就上海来说,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其在经济总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和信息化服务等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但我们也有短板和不足,即在城市软环境、文化影响力和城市生活方式上与巴黎、纽约等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上海关注和处理“城市温度”问题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一味追求“人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而也要注重“人的愉快不愉快、幸福不幸福”。

　　在此大背景下,我们高兴地看到,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有温度的城市”这一目标。它既是以物质基础雄厚、社会建设水平较高为资格和本钱的,也是补自身短板、推动城市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它还意味着,经过百余年的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上海已有了父亲般的高大骨架和坚实脊梁,而现在需要的是重建城市应有的母性怀抱,以便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内涵很多,但“有温度的城市”应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