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周末/言讲：博物馆，该怎么和观众“说话”
发布时间：2017-06-16 浏览次数：1129次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沈辛成
在纽约的时候，我的硕士项目是知识和实践并重的，因此我有幸在3个非常出色的博物馆实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911国家纪念馆、纽约历史学会。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也是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博物馆幕后的工作中。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参与的是档案研究和策展的工作。在该馆实习的半年，是一段很长见识的日子，因为这个博物馆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而且也是美国学术史上很关键的一个地点。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就曾在这里工作，他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大众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整个陈列走向、立意的宏观话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应该尝试把人和动物融合到一个展示系列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怎么平衡自然主义叙事和人本主义叙事，既不能让动物完全变成一种人类社会性构建的附庸，也不能完全把人社会性的一面压缩到生态系统里去。再比如，像中日韩这样文化繁盛的亚洲文明，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考量。
所以，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学术和展示并重的博物馆，我学到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要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他们需要具备一种感知。这种感知肯定要高于生活，但又要通俗易懂，不能用大量的术语和专业概念来实现。
回过头来说说国内的情况。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来举例，这个学院有四个专业：考古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博物馆学，其中博物馆学最不受重视。因为这个领域唯一的功能好像就是把考古学已经梳理诠释好的东西变成展览，再面向大众推出罢了。
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一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一个关于出土文物的陈列，像一本考古报告一样，量很大，但其实是挺无趣的。分型定式，把东西按照时间序列，按照考古学摆放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余下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博物馆这种陈列叙事的方式之所以让人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考古学的类型学本来应该是种手段，而现在成了目的。同样是说历史，你是喜欢听人家把故事说得生动呢，还是喜欢盯着一张历史年表大事记看呢？显然是前者，后者作为叙事是不合格的。
第二，叙事方式太宏大，太“拔高”，会让参观者产生距离感。人们去博物馆，如果观赏的对象是文化，是历史，是一个脱离当下的“他者”，那就好像去学校上了一堂课一样。博物馆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看不懂、你不喜欢看，当然是你有问题，和我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用户体验怎么会好呢？
近几年比较有轰动效应的博物馆陈列，基本都是靠展品本身的分量，比如难得一见的海外文物巡展或者国宝展，很少有因为陈列内容设计有趣、好玩、别出心裁而取胜的。
大多数的新馆、大馆，一般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把陈列弄得更加气势恢宏上，如何增加所谓的高科技手段上，而不愿意花心思和财力在叙事层面上。其实，博物馆的陈列和内容设计这个环节，是最需要学养的。
设计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比如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环境学等等。此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营销知识，需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需要设计问卷调查、进行数据分析。
在美国，考古学的研究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就转型了，开始关注器物背后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器物本身。一件器物除了外貌，其形成的时代、运用的背景、制作的原理、原料的产地和加工流程，都应该在博物馆的叙事里表达出来。
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位于上海陆家嘴的震旦艺术博物馆。那座博物馆规模不大，也并没有多少国宝级展品，但是整个叙事方式引人入胜。它不仅教你审美，还全方位地展示玉器的制作流程，非常详细地一步一步拆解给你看。而你一旦对玉器的生产过程有所了解，就不再会执迷于一件玉器有多么昂贵，而是更全面地领会了一项手工业的循序渐进的发展。于是，这个原来在你眼中非常神秘的东西就此“落地”了，回到人间了，它反而变得更加亲切。
（摘自沈辛成5月20日在“海上博雅讲坛”所做的演讲。作者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史博士候选人，原题为《博物馆：我们需要叙事者，还是讲解员》，内容有删改。）
在纽约的时候，我的硕士项目是知识和实践并重的，因此我有幸在3个非常出色的博物馆实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911国家纪念馆、纽约历史学会。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也是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博物馆幕后的工作中。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参与的是档案研究和策展的工作。在该馆实习的半年，是一段很长见识的日子，因为这个博物馆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而且也是美国学术史上很关键的一个地点。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就曾在这里工作，他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大众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整个陈列走向、立意的宏观话题，比如我们是不是应该尝试把人和动物融合到一个展示系列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怎么平衡自然主义叙事和人本主义叙事，既不能让动物完全变成一种人类社会性构建的附庸，也不能完全把人社会性的一面压缩到生态系统里去。再比如，像中日韩这样文化繁盛的亚洲文明，有许多内容需要重新考量。
所以，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学术和展示并重的博物馆，我学到非常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要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功能，他们需要具备一种感知。这种感知肯定要高于生活，但又要通俗易懂，不能用大量的术语和专业概念来实现。
回过头来说说国内的情况。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来举例，这个学院有四个专业：考古学、文物保护、古代建筑、博物馆学，其中博物馆学最不受重视。因为这个领域唯一的功能好像就是把考古学已经梳理诠释好的东西变成展览，再面向大众推出罢了。
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一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一个关于出土文物的陈列，像一本考古报告一样，量很大，但其实是挺无趣的。分型定式，把东西按照时间序列，按照考古学摆放好，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余下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博物馆这种陈列叙事的方式之所以让人反感，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考古学的类型学本来应该是种手段，而现在成了目的。同样是说历史，你是喜欢听人家把故事说得生动呢，还是喜欢盯着一张历史年表大事记看呢？显然是前者，后者作为叙事是不合格的。
第二，叙事方式太宏大，太“拔高”，会让参观者产生距离感。人们去博物馆，如果观赏的对象是文化，是历史，是一个脱离当下的“他者”，那就好像去学校上了一堂课一样。博物馆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你看不懂、你不喜欢看，当然是你有问题，和我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用户体验怎么会好呢？
近几年比较有轰动效应的博物馆陈列，基本都是靠展品本身的分量，比如难得一见的海外文物巡展或者国宝展，很少有因为陈列内容设计有趣、好玩、别出心裁而取胜的。
大多数的新馆、大馆，一般都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把陈列弄得更加气势恢宏上，如何增加所谓的高科技手段上，而不愿意花心思和财力在叙事层面上。其实，博物馆的陈列和内容设计这个环节，是最需要学养的。
设计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比如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环境学等等。此外，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营销知识，需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需要设计问卷调查、进行数据分析。
在美国，考古学的研究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就转型了，开始关注器物背后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器物本身。一件器物除了外貌，其形成的时代、运用的背景、制作的原理、原料的产地和加工流程，都应该在博物馆的叙事里表达出来。
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位于上海陆家嘴的震旦艺术博物馆。那座博物馆规模不大，也并没有多少国宝级展品，但是整个叙事方式引人入胜。它不仅教你审美，还全方位地展示玉器的制作流程，非常详细地一步一步拆解给你看。而你一旦对玉器的生产过程有所了解，就不再会执迷于一件玉器有多么昂贵，而是更全面地领会了一项手工业的循序渐进的发展。于是，这个原来在你眼中非常神秘的东西就此“落地”了，回到人间了，它反而变得更加亲切。
（摘自沈辛成5月20日在“海上博雅讲坛”所做的演讲。作者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科技史博士候选人，原题为《博物馆：我们需要叙事者，还是讲解员》，内容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