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罗培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译著20余部。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素有“最后一公里”之称。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则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有较大差距。

　　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持有的科技成果，能否自主决定实施转化？是否需要报经政府批准？转化成功之后，能否自行决定奖励科技人员？在法理上，按照“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政府是出资人，相关权利均归属政府，而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自身并不享有此种权利。这被认为限制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经说道：“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那么，美国《拜杜法案》的核心条款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特别是，在国家于2015年修订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转化法）之后，上海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可以如何通过地方立法，以制度之轨铺就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国家设立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持有的科技成果，能否自主决定实施转化？转化成功之后，能否自行决定奖励科技人员？在法理上，按照“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政府是出资人，相关权利均归属政府，而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自身并不享有此种权利。这被认为限制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方案并自主实施。虽然就价值取向而言，立法应提倡为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推进成果转化，激发善良价值观，但凡事总应“朝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不应回避经济激励这一最本原的动机，不能将情怀设定为普适性激励措施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不相同。企业以营利为宗旨，课题研发与成果转化均服务于这一目标。高校、科研院所以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为己任，即便没有实现成果转化，国家仍要投入财力。基于此，可以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形成、成果确权、成果转化等环节，构建不同的法律关系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成功的“不二法门”。立法绝不能把教授赶着去做成果转化，也不宜将转化设定为科研课题完成的必要条件。相反，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建立完备有效的科技成果管理服务体系。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每年约有250项专利申请，而专门负责管理和转化工作的就有50名工作人员

合理配置产权归属和转化义务，将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推上快车道

　　国家立法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出于普遍适用性的考虑，一些制度设计甚至核心的制度安排总是较为原则，各地仍须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落实。例如，我国的转化法对于高校院所自主权、作价投资方式、转化净收入计算等缺少细化规定，实践中难免让人顾虑重重。再如，转化收益的多大比例奖励给团队方较为适宜，国家立法也不作一刀切的规定。

　　另外，出于对国资流失责任的担忧，高校院所等存在不愿决策、不敢转化的情形，好端端的科研成果尘封抽屉，浪费严重。同时，大多数研究人员善于科研，却对市场并不敏感；而诸多高校从事成果转化的人员队伍或机构相当薄弱，经费没有保障，缺乏专业运营能力和人才团队，转化效能与效率颇为低下。凡此种种，国家层面的立法显然无力予以具体解决，而这正是地方立法有所作为的空间。

　　无独有偶，美国也经历过类似的困扰。1978年，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找到该州资深参议员博区·拜请求协助。原因是，学校获得了多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但限于当时的法律与政策，不仅学校研发成果收益权归政府，而且一切后续性研发也不能由学校决定，这导致科研成果大量闲置浪费。当时，“美国制造”正面临来自日本、德国的威胁。而美国政府缺乏统一的专利政策，各部门自行其是，加之专利所有权归政府，研发人员无利可图，转化积极性就自然变得更低。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统计，1980年政府拥有2.8万个政府资助产生的专利，但获得使用许可并用于生产的仅占5%，直接进行成果转化的更是少之又少。

　　谁也不曾料到，这位老师向参议员反映的问题，竟成为一个历史性契机，将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推上了快车道。1980年，由博区·拜和另一位参议员罗伯特·杜尔联合提交的　《专利和商标修正法令》提案获得国会通过，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拜杜法案》。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对涉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的权利归属、管理责任、收益分享机制进行调整和固化，规定经由政府经费支持而获得的发明专利，原则上归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所有，并且给发明人奖励。换言之，虽然是政府投资，但知识产权却归属成果完成单位。

　　当然，权利与义务总是如影随形的。《拜杜法案》同时要求：其一，高校、科研机构在获得发明成果的所有权之后，必须承担起专利申请和将专利许可权向企业界开放的义务。其二，高校、科研机构可以进行独占性许可，但应将专利许可、技术转移所得返还到教学和研究之中。其三，规定发明人应当享有专利许可收入，但具体份额不作统一规定。其四，联邦政府保留“介入权”，即一旦研究单位未能转化相关发明，则联邦政府有权决定由谁来实施这一转化。

　　由于法律对产权归属和转化义务进行了合理的配置，一时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热情高涨。据统计，85%的美国大学开展技术转移活动始于1980年，也就是《拜杜法案》通过之时，转化率提高了10倍。截至2013年，技术转化活动为美国带来了新设科技企业818家、新产品719种，实现销售额228亿美元，创造了142万个就业岗位。更为重要的是，这波科技成果转化风潮，让美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仅在生物科技领域，美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就推出了经政府批准的药物疫苗135个、小分子药物93个、生物制剂36

立法应把成果处置自主权、奖励实施自主权配置给高校和科研院所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我国立法也应将专利等知识产权赋予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单位，并旗帜鲜明地将这两大权能配置给高校和科研院所。

　　第一，成果处置自主权。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单位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有权自主决定采用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等方式实施转化。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外，不需行政机关审批或者备案。目前高校最担心的是，因未办理审批手续而带来决策责任，而哪些转化要办理审批，相关规定又语焉不详。在这方面，立法应当给高校和科研院所松绑。

　　第二，奖励实施自主权。高校、科研院所等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案并自主实施。虽然就价值取向而言，立法应提倡为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推进成果转化，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价值观，但凡事总应“朝高处着眼，从低处着手”，不应回避经济激励这一最本原的动机，不能将情怀设定为普适性激励措施。

　　在此基础上，按照我国的转化法规定，在取得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收入后，可以将一定比例的“净收入”奖励给成果完成人。但何为“净收入”，实践中歧义丛生。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高校、科研院所等是否要把前期全部研发成本予以扣除？

　　举例来说，某高校科研团队前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资助100万元、科技部课题资助400万元，完成成果并转化后获得总收入800万元。如果要将这500万元前期研发投入作为成本扣除，再扣掉实施转化时直接发生的费用，如成果维持费、中介费、评估费等，已然所剩无几。再按这个余额的一定比例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势必挫伤到他下一次推进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对于如何计算“净收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净收入=收入－成果形成以及转化过程中的全部投入”，即企业在计算成果转化收益时，必须扣除前期研发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应当比照适用这一规则。二是“净收入=收入－转化过程中的直接成本”。三是“净收入=收入”。

　　我认为，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不相同。企业以营利为宗旨，课题研发与成果转化均服务于这一目标。高校、科研院所以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为己任，即便没有实现任何成果的转化，国家仍要投入财力。基于此，可以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形成、成果确权、成果转化等不同环节，构建以下不同的法律关系：承揽合同的签订、承揽合同的履行、知识产权的确权、科研成果转化及收益分配。

　　就法律属性而言，在第二个环节，即科学研究合同的履行阶段，科研团队按照合同约定完成科研任务，通过验收或者鉴定，即视为完成了承揽合同。

　　此外，为鼓励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计算“净收入”时，应当将科技成果研究（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与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许可、转让或者作价入股）法律关系进行切割，不宜将前期研发投入计入科技成果的成本，只应扣除实施转化时直接发生的费用。

以赋权、鼓励、引领和保障为导向，勿因法律刚性伤害想象力创造力

　　2013年夏，在随团参加剑桥大学培训班时发生的一幕场景令我终生难忘：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泛着金色的剑桥大学。此时，一位女士推着轮椅迎面走来，轮椅上坐着霍金。他歪着脑袋，似乎永远处于沉思状态。刹那间，巨大的崇敬充盈着我的内心。试想一下，如果让霍金去转化科技成果，估计他未必能做好，也是对人才的一大浪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成功的“不二法门”。立法绝不能把教授赶着去做成果转化，也不宜将转化设定为科研课题完成的必要条件。相反，我们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着眼建立完备有效的科技成果管理服务体系，以深入推动高校、科研院所转化能力的专业化建设。

　　在美国，高校、科研院所层面的平台有技术许可办公室、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国家实验室层面的平台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国家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和区域技术转移中心等。同时，许多高校也建立了一支高效而专业的技术转化人员队伍。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每年约有250项专利申请，而专门负责管理和转化工作的就有50名工作人员。

　　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此番立法可以设定专门条款，鼓励培育转化专业服务机构，积极提供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交易代理、价值评估等各类专业服务。同时，支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提供共性技术研发、中间试验等服务，形成符合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另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等措施，为创新创业提供服务。

　　除了政府孵化的公共平台之外，立法还应明确高校、科研院所可以设立或确定专门机构，负责本单位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周期的管理和服务。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受理科技成果研发信息披露报告、分析科技成果应用价值、自行或者指导协助成果完成人开展后续试验开发、管理和保护知识产权等职责。

　　此外，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资产，价格极不确定，如果转化之后科技成果的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成果完成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不要承担“资产流失”的责任？目前，国家和上海明确：在成果转化中，单位主要负责人“勤勉尽责”且未牟取非法利益的，可免除后续亏损等情况的决策责任。但何为“勤勉”、何为“尽责”，还需进一步说明。

　　一种较为可行的立法思路是，将法律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单位内部的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如果负责人按照程序开展成果转化，就可以推定符合“勤勉尽责”要求，从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同时，鉴于“免责”依然隐含着“有责”，建议直接、具体地表述为“不因科技成果转化后续价值变化而产生决策责任”。这样，才能让成果转化者免除后顾之忧。

　　总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法律制度的保障与引领作用固然不可或缺，但密织规则之网时务须牢记，科学技术无边无界，法律之域却戒律丛生。相关立法应以赋权、鼓励、引领和保障为导向，千万不要因为法律的刚性而伤害了科技人员的创造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可以包容整个世界。呵护并鼓励想象力、创造力，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