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侠的精神,看世间百态
发布时间:2016-11-13 浏览次数:1252次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马松 摄
■汪涌豪
上世纪80年代,武侠小说曾风靡一时,书中描述的精妙武功及侠义精神至今脍炙人口。然而,历史中真实的侠客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近日,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携《中国游侠史论》一书,做客第六期上观读书会。在他看来,游侠的人格与精神,仍对当代社会的人格建构乃至文化建造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背景文与武的分途
感谢各位来听我讲侠,我从来不打架,手无缚鸡之力,看似离侠太远。但是我今天讲的侠和大家所理解的拔刀相助的侠还有点距离。侠主要是在于人格、在于一种心态。
今天,侠这类人群之所以还被人记住,是因为和中国功夫有一定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符号。那么到底什么是侠?关于游侠,最有名的就是《韩非子·五蠹》里面的判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的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在春秋以前,所谓的士其实都是武士,既能够拿起武器,同时又受过教育,是能文能武的。平时在各国的卿大夫手下做家臣,打仗的时候就执干戈以卫社稷了。然而,春秋战国以后,天下大乱了,这些人就下岗了。失去了职位后,有一部分人做了文人,大部分转成儒生了;那批选择从武岗位的,就做了侠客。所以顾颉刚先生曾在 《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中说,中国古代的士之前统统都是文武兼备之士,只不过后来时代变化了,就分途了。
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里面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他说的很好,他不说好文者为儒,尚武者为侠,为什么?因为好文的人,并不是说百分百都转为了儒生,他可以不从属于儒,也可能不从属于墨,周游在各国之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凄凄惶惶、席不暇暖,要兜售自己的主张,也是一个游士。
这就是游侠产生的历史背景。
来源基于共同的天性
要说游侠的来源,可以从思想的派别来讲,也可以从成分来讲。
先讲思想派别,许多人认为游侠来自于墨家,最有名的是康有为、谭嗣同,鲁迅也这样认为。因为墨子是小生产者的代表,他身体力行的,重信贵义,讲究兼相爱、交相利,有平等的思想,所以墨家被称为是“热腹”。墨子手下的一批人受墨子的影响,怀有强烈的正义感,经常替小人物讨说法。
墨家学派里有所谓巨子,巨子就是领袖人物。巨子孟胜曾经为楚国的阳城君守国,后来死了,他手下的180个人,全都因为他死了而统统自杀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感动人心的一幕。孟胜死了,追随者不苟活、也死,这是大的侠士。
谭嗣同变法失败明明可以逃走,但他不逃,就以自己的死来警醒那些昏睡至死的国人。他完全按照侠的精神来安排自己的人生,他在他的《仁学》里公开讲,“今天我要振兴中华,我就是侠。”
再说说孔子,孔子讲智、仁、勇,所谓的三大德,光有智慧不算什么,光有仁爱之心也不算什么,还要有勇。如果没有勇便不足以成为君子,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他硬生生地从宋景公手里把鲁国的土地给夺回来了,所以孔子其实是一位很好的外交家,又是充满侠义精神的。
许多人认为侠出于儒,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儒生是很没用的,觉得儒生就是“夙夜强学以待时,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很多人把儒家的儒字分开解释,一个单人旁一个需,说儒者就是待需之士,没有自己本位的,人家需要我才能够发挥,我才有舞台,似乎儒者就是柔弱的、被动的、靠别人的。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古代的儒字和懦弱的懦字是通用的,所以认为儒家天生就是懦弱的。事实上,是有一部分儒家是懦弱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儒者是侠义的。梁启超曾在《子墨子学说》里明确指出,要救今天的中国非得墨子不可,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孔子是天下之大勇,是天下最大的侠客。
下面我们从成分的角度看看侠是从哪里来的。
台湾历史学家劳干和杨联陞认为游侠来自于平民。陶希圣写了一本《辨士与游侠》,说游侠来自于游民。所谓游民就是没有正当固定职业的人,到处游荡。我居住在上海,我在上海有户口,我就不是游民;哪个城市都没有我的户口,就是打零工到处去逛,这样的叫游民。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没有家庭的约束,由此也缺少道德的约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容易放纵自己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还有一种说法,说游侠来自于流民,这是冯友兰先生说的。游民和流民都是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户籍的,那有什么区别?答案就是游民是主动的选择,而流民是被迫的,战乱自然灾害导致流离失所。两者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分,但是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居无定所,没有安定的地方,就容易出格。
第四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商人,以前我们对郭沫若先生的这种判断不大认同,商人有钱、逐利,就会一门心思地在一个地方发展,怎么会做侠客?事实确是如此,商人有了钱以后,就想脱去自己卑贱的身份。与今天的商人不同,古代的商人是毫无地位的,碰到战事他们会首先被发配,所以这些商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地位,怎么努力?我有钱,有钱就捐,我捐穷人可以,我兴办学校可以。明清两代有许多商人,不仅叫自己的孩子考科举,把自己的档次提高,还有一部分人做好事,结交了许多侠,为社会上的不平事去打抱不平,引来乡亲的许多赞扬和敬佩。
但是这四种说法其实都不够周全,我想说的是,侠的来源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都有可能做侠,当然游民多一点,但是并不是说只有游民才能做。其实,正是基于某种特殊的天性,才能成为游侠。
人格道德基准的超越
今天,我们讲到人的天性、性格、血型,有些人很起劲。西方讲人有四种类型,胆汁、多血、黏液、忧郁;又讲人分为内脏型、身体型、大脑型;还有心理学的说法,内倾型、外倾型,中国古代以五行配五体显五德,也有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和阴阳平和之分。可见游侠是比较接近于胆汁、多血、身体型、外倾型的太阳之人。
这样比较激动、容易冲动、外向的大部分是怎样的人?这些特征在年轻人身上最明显,年轻人气血未定,容易不管不顾,易闯祸,所以中国历史上提到游侠的时候,经常称其为少年,少年行就是侠客行。
《礼记》里面有一篇《曲礼》,《曲礼》里面就讲过,二十弱冠。为什么弱冠,成年了为什么还加个弱字,是说你的年纪虽然成人了,但是身体还没有发育充分,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
年轻人这样的行为方式,肯定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他们经常会被称为轻薄少年,好事少年,还有说是悍少年,或恶少年。有时候,人们也通过地域来区分他们,说他们是“淮扬少年”、“五陵少年”。五陵就是汉高、惠、景、武、昭五帝陵墓所在的地方,为什么五陵少年都去做侠?当初统治者经常把不守规矩的人,迁徙到那个地方。不守规矩的人当中有许多的侠客,所以五陵就成为了一个侠的集聚地,所以“五陵少年”就是侠少年。
还可以从他们的行当分,如“屠中少年”。汉书《汉书·王莽传》记载,当时有一个吕母,她的儿子在县里面做个小官,受到上司的迫害死了,吕母因为家里有钱,当场撒钱招了百余个少年(侠客),攻到县里面把迫害他儿子的长官杀掉了,这当然就犯事了,既然犯事就到山里去做山大王,在她的手下聚集了一万多个少年。可见,在那个时代侠客很多的。
再说李白,李白15岁学剑术,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侠客,他仗义疏财,一辈子都有侠心。一个有侠心的人光风霁月,快意恩仇,心事简单,行为也简明,人家一看就明白这个人很通透,所以从来没有人叫他老李,李白就是李白。
李泽厚先生写《美的历程》,写到盛唐,他用的标题就叫《青春李白》,李白就是这样的少年形象,很容易作为盛唐气象的象征;但杜甫就不行,杜甫活得很拘束,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
侠有个特点是对人的道德基准与情感水平的超越,什么叫道德基准和情感水平?赚一万块钱拿出一百块钱做慈善,这就是人的一般的道德基准和情感水平。但是侠赚一万块钱可以拿出两万块钱去赈济别人,甚至身无分文,仍会想方设法为人筹措。
此外,侠对人有大爱,他爱人不尚等差,公平不设条件,忠诚不分对象,责任超越家门。许多侠都是这样,父母常年不见,为了实现更大的理想,他要为一个更大的家奔走,有点特立独行。
意义重要的匡救和滋养
侠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缓急之间、一个是重压之下。关于缓急之间,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好几次,他举了一大堆例子,每个人都会遇到急事,这个时候怎么办,什么人能帮你,只有侠会帮助你。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说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他说的有些极端,意思是你穷只有靠侠才能变富,危急关头只有靠侠才能解脱。可以想见至少在明代的社会里面,侠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地位是崇高的。
还有一个重压之下,我们社会有太多的伦理设计,所以理性和伦理太强,造成了个人缺少人与社会的紧张感,人就失去了直面困难,战而胜之的精神。我总说中国人承受了太多的苦难,独立意识变得比较低。罗素对中国很有好感,他曾说,中国人从高层到低层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但不得不说,中国人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怯懦。
但侠不这样,讲诚信,讲恩义,讲勇毅,讲名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侠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重要的匡救和滋养的作用。
我在各地演讲都说,人应该追求田园诗意和精神梦境,很多人一听这些话就很不屑,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没有田园诗意和精神梦境,你还追求什么。
我们必须建成自己健康的人格,倒逼这个社会,这对社会走向健康、和谐、合理、适宜是有促进作用的。这里面就需要侠这样的人,他们有承担的能力,并勇于实现自己的承诺。
我还记得,钱理群先生曾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有过批评,他说,我们的大学教出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同意他的说法。我还能想到的爱默生的一句话,他说我最憎恶,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这话讲得多好,希望我们的社会能有更多侠的精神,来改变那种精致算计、没有自主博大的人间关怀的卑琐人格。
(本报记者 王一 整理)
问答
读者:在当今社会,您觉得怎样的人有侠的气质?
汪涌豪:今人都比较自我,以权利义务对等为追求,但这不等于说侠的精神离我们太远,但凡有一些小事情能够让我们突破一定的封界,走出小我,去接近一个更广大的领域,也不一定要太广,就是侠。
比如说,关于停车位的事情,小区里面产生了许多的纷争,连物业经理也管不住了,居民委员会也管不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去主持一下,你通过一个问卷调查,把业主的想法汇总起来,再交给业委会,如果把小区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侠心。
像我的书里面讲的有侠心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情况变了,因为我们是法制社会,尽管法制还在健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公权力,不能用私权覆盖这个公权力,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秉着一颗侠的心、一种侠的人格,去做一些超出我们个人范围的事,如果每个人能突破自己的局限一步,哪怕是半步,这个社会就会好很多。
读者:您觉得对人们,特别是对年轻人,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唤醒他们的浪漫跟理想?
汪涌豪:对我来说,我有时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很失望的,失望在什么地方?失望他们再没有把自己的个人世界和广大的世界关联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全部开放的,360度都和周围的世界有关系。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容易收缩自己,比如说我要考研,考经济学,我绝对不管人文书,然而,事实证明经济的背后都有道德、都有人文。你不学人文,经济也学不好。
然后,我们也变得很浮躁,当然我们兴趣点很多,但时间不够分配,只能变得越来越专注,一个人当失去对这个世界广泛关怀的时候,你的格局就小了。年轻人从来就应该是意气飞扬的,充满着理想,但我们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居然一点理想色彩都没有了,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我在18-20岁读大学的时候,理想得不得了,逮住别人就可以谈,整日地谈。有时候还为小说里面一个主人公的结局而感到彻骨的悲凉,你现在跟一个年轻人说这些,他会觉得这和你有关系吗?
我觉得一个人要容易被感动,这也是一种心灵的体操,但是现在的孩子过于功利,过于收缩自己,拒绝崇高,消减神圣,不容易被感动,并且以自己的老练为傲,这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每个人终将会在某一个生命的时刻安静下来,想一想一些抽象的问题,你可能一天24小时里用有效的16个小时去忙车子、房子、票子,我都认可,但是你能不能每天花10分钟想一下这些大的、抽象的问题。
曾经,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泰勒斯走在街上,后面的仆人跟着他,他在思考问题,思考人类整体性的精神出路问题,一不小心掉到沟里了,后面这个仆人就笑话他,你还是一个学者,你看你路都不会走。后来康德说,一个永远躺在沟里面的人,当然不会掉到沟里去。
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就是躺在沟里的,但是他们自以为识时务,通时风,与世谐和,如鱼得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侠,我不能奋不顾身地为天下人布道,但是我尽量努力,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些,如果有人听进去了,听懂些了,那么也就实现我部分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