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愈古的人，对于读书的心境愈笃定、单纯。孔圣人对于读书尤为热衷，且终生不倦，“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可见，孔圣人对读书投入的心意极专注，心境也极自然。

翻检《论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时时以身作则谆谆勉劝弟子们读书，而对于略显疏懒的弟子，比如痛批白天睡大觉的宰予，他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烂木头不值得费心雕琢，粪土墙也不值当花心力去修平！对（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圣人虽说在周游列国时也曾有过困厄绝粮，但总归还是贵族出身，名气又大，还一度做过高阶的公务员，所以，读书的条件还算不错的。而另外一些人想要读书，尤其是想大晚上读书，就没那么便利了。于是，便出现了大冬天映着雪光读书的孙康，凿开墙壁借别人家灯光读书的匡衡。至于说借着月光看书，好像比较容易做到点，而且月上柳梢，银光乍泄，意境上也显得要清雅一些，因而做的人就比较多，像江泌、孟郊，家贫没有那么足量的蜡烛，就曾借些月光，就连宦途通达的王维，也曾“月下读数遍，风前吟一声”。现代人读书、工作“点灯熬油”，似乎已算得上勤奋好学了，与古人相较，似乎也算不了什么吧。

而关于古人读书的目的，取向也多有殊别。有些读书人的志向格局比较宏大，亚圣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此理念的教诲下，传统的读书人心中大多有“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尤其是宋代士人身上表现较为典型，如张载所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些人甚至比亚圣的要求更进一步，如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也有士人读书是想明通事理、补益言行的。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也有士人读书只求修养身心、自得欢愉的。如陶渊明所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再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小窗幽记》所述：“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也有一些叶公好龙的，或揽阅群书，却心得全无。明代文人谢肇淛有过精妙的描述：“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衒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

当然，也有读书人的心境稍显驳杂一些，事实上，这样的读书人自古以来每个时期都可能是最多的一群吧。如汉魏时期的被管宁割席绝交的华歆，满脑子富贵利禄，目在字行，心在名利。这种趋向愈是后世，愈为明显，尤其是到了科举时代，读书也就成了功利之学了。正如《儒林外传》中王冕说：“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果不其然，据说，清末甚至出现了“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

现今，文明进步昌盛，读书也早也做不了利禄的敲门砖了。除了“为生民立命”的有志之士以外，做不了补天石的吾辈，既比不得圣人的天资，也下不了前贤的苦功，不妨静静地做回读书人，真正地去享受读书，偶有所得，有益言行，或有俾世事，又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    

（摘自《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