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清朝的统治，共有260多年。其中，顺治至乾隆年间就占了一半，而且奠立了稳定的疆域，达到了强盛的状态。在这一时期的版图内，王朝的政治变化可谓波澜壮阔。

顺治在位期间

大乱慢慢迈向秩序稳固

1644年，明政权在北方崩溃，南方地区很快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崇祯帝于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死亡，但江南地区确知这一消息时，差不多已到四月底五月初了。由此，明室子孙被相继拥立，在南京、绍兴、福州、肇庆等地建立新的政权，统称南明王朝。

与此同时，年幼的福临从山海关进到北京，于农历十月一日宣布清王朝的确立。从这时开始，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西南地区最后的南明政权永历朝结束，清朝才算基本实现疆域一统。次年，就是康熙元年。

整个顺治朝最多算18年，有很多新的政治调整和措施推行，包括赋税、徭役及科举考试等方面，主旨多在休养生息。顺治帝最后公布的遗诏，也让人很感怀，大多是讲他做得还不够好，生活上不能节俭，使用人才也没到位。民国年间编写《清史稿》的学者认为，在那样一个大乱时代慢慢向秩序稳固时期迈进的历程中，顺治帝在位期间其实做了很多好事，唯一可惜的就是在位时间太短。

也要指出的是，发生于顺治初期南方地区抵抗异族入侵的若干历史片断，更是显得十分悲壮。从扬州、南京、镇江、江阴到苏州等地，出现了很多令人感伤的抗清故事。

譬如，清兵即将攻至嘉定城的时候，在农村养病的乡绅侯峒曾，被好友黄淳耀等人请至城中，领导当地的抗清活动，最后与他们一起殉难。侯峒曾的弟弟岐曾，奉兄长之命，护持老母亲和家中大小避往乡间，躲过了这一劫。但岐曾等人一直从事着地下抗清活动，且从1646年正月开始，决定写日记，直至次年五月十日终止。他在日记中，除了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记述他与有志之士的抗清活动外，还记下了江南地区与之相关的消息，并不时抒发存活于世的苦痛之情。他觉得，每天都可以死，每天都会死，每天都应该死。最后，因负责传递消息的人被抓后叛变，侯岐曾与陈子龙、夏完淳、顾天奎等人全部遭到捕杀。

参与抗清活动而死难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出身松江望族，叫董祐申。松江董氏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明末的董其昌。在董其昌之后，经历政权更替，董家也渐趋衰落。

到顺治年间，家族复兴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董含、董俞等人身上。顺治三年，由于科考的恢复，他们开始参加考试，虽然才识很高，但起初并不顺利。直到顺治十八年，董含终于考中进士，位列二甲第二，时年36岁。由于是二甲，需要观政实习。可就在实习期间，江南地区爆发了影响深远的“奏销案”，董含的功名与很多人一样都被革去了。

这样一个变化复杂的时代，真像孔尚任在《桃花扇》的感慨一样：“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康熙六次南巡

对江南士人施以“怀柔”

董含被奏销后，时间已经来到了康熙朝。据说，康熙在6岁的时候，就很讨顺治帝的喜欢。一次，他与二哥一道去请安。顺治帝问他们有什么愿望，二哥说愿为贤王，玄烨则讲愿效法父皇。

康熙帝在位时，有杀鳌拜、禁朋党、“更名田”、收台湾、御沙俄、编字典等值得称道的功业。同时，他大力推行民间思想教化，在明太祖朱元璋二十四字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基础上，形成了《圣谕广训》这样的教育文本，并要求乡间每月学习两次，以期在思想上进一步稳固王朝的统治秩序。

不过，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地方社会乱象遍生。于是，康熙帝下了一个圣谕，说治世之道在于正人心，并申说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要求。对于这一点，董含倒是称颂有加，认为有了这道圣谕，社会应该会太平一点，秩序会变好。但同时，他在笔记中还是写了不少地方社会与政治败坏的景象，即所谓造孽者多、明断者少的是非混淆状况。

康熙帝有六次南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那时董含还在世。苏州地方负责接待的官员是巡抚汤斌。汤斌的节俭是出了名的，有“豆腐汤”的称号。他接待康熙的规格和排场，想来是不够阔绰奢华的。相比较而言，排场较好的还是康熙二十八年的第二次南巡。

次年，已近60岁、没有任何功名的画家王翚，在友人和学生的推荐下，去北京主持《康熙南巡图》绘画工作。几年后，这个浩大的绘画工程完成了。但王翚放弃了授官，返回江南。京城的达官贵人写了不少诗篇为他送行，康熙帝还题赠“山水清晖”四字以示恩赏。后来，王翚就自称清晖主人，住的地方取名清晖阁，编的文集称《清晖堂集》，其私心还是以此为荣的。

在松江，董其昌家族已经出现长程衰落之态。到康熙四十四年，董家希望借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之机，获得家族再度荣耀的契机。他们知道康熙帝甚爱祖上的书画，就由董其昌嫡孙、时为国子监生的董建中向南巡至松江的康熙帝进献了董其昌的画，果然得到传谕：“你进呈的俱收了，你的画上谕很好，你祖董其昌的书法，皇上自幼临写的，对你子孙说知。”

显然，康熙南巡除了视察水利、地方百姓生活外，还有对清初开国以来饱受打压的江南士人“怀柔”的一面。清廷希望以此更多获取江南士人的支持，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

雍正勤政13年

“嬉笑怒骂”中整顿吏治

雍正是人到中年才有机会做皇帝的，因而工作异常勤奋。从性情上讲，他是清代历史上一位极有趣的帝王。他会应对社会上因皇位继承而对他产生的普遍怀疑，专门撰写《大义觉迷录》进行辩白。他让心腹大臣四处寻访有异术、通达性命修养的人，说“有用处”。他还自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这意味像极了《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此外，就今天留下的宫中档案来看，他将康熙时代就已常用的密折方式，推到了极致，留下了文字内容十分丰富的批语和官员履历评语。他骂人的时候，在朱批中会写“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批复高官奏疏时，这样说：“朕躬甚安，不必为朕过虑。你好么？好生爱惜着，多为朕效力几年力。”他喜爱年羹尧时就这样写：“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甚至说，年羹尧是“朕永远料理事之大臣也”。但翻脸时变化也极快，“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他宽慰官员时会说：“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又放心，就是金刚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不能惑朕一点。”不过，有时也闹点小情绪：“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总的来说，雍正帝考核各级官吏比较注意长相、官话的标准度以及能否被他看透。不过，可能过于勤政以及身体上的一些问题，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雍正帝的十个儿子中，长到成年的有四个，即弘时、弘历、弘昼、弘瞻。继承皇位的是弘历。也就是后来自号“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

乾隆文武治世

思想禁锢与科举诱惑并行

从康熙至乾隆，一般认为是清朝的繁华盛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实文人的生活还存在许多恐慌的情态，文字狱就是一个显例。清代像吕留良案、庄铤龙刊刻明史案这样的文字大狱，据统计共有88起。其中，顺治朝2起，康熙朝2起，雍正4起，其他统统发生于乾隆朝。其他小的文字之狱，更是多如牛毛。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字贯案”。这个案子算不上文字大狱，讲的是江西人王锡侯，因缩编《康熙字典》成《字贯》一书遭到告发。最后查出不但擅改御编，而且将皇帝的庙讳直行排下，犯下叛逆之罪，被抄家、杀头，全家大小二十一人均连坐，或处死，或充军。有一份抄家清单留了下来：“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门首空地一段，估值银三两六钱。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凳、盘、桶、箱、柜、锡铁瓷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所有家当加起来，还不过六十两，十分可怜！

二是“投书案”。山西临汾一个迂腐而有些脑子发疯的秀才冯起炎，同时看上张三姨妈和杜五姨妈两家的女儿，但根本无力婚聘。得知乾隆帝将到泰陵拜谒，竟带着能显示其才学的《易》《诗》二经注解文稿，拦驾投呈，希望君王助其得偿所愿。不料，被官役拿获，被从重定罪，流放外地。

那时文人招惹的文字之祸，正如鲁迅所讲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当然，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总体上持笼络之态。毕竟，庞大的国家需要从科考之途上攀升成功的精英分子，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中。而科举考试的成功，给当时读书人的诱惑确实极大。不少人痴信，唯有通过科举的成功，才能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

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就如乾隆年间吴敬梓完成的《儒林外史》所描写那样，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而言，读书人只要考取生员（秀才）的资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一定比例的丁粮税，且政府提供廪膳银（生活费）。各地还设有专门的学院、学道、学官负责他们的科考应试工作，衙门官吏也要对他们以礼相待。乾隆皇帝甚至规定，只要拥有生员、贡士、举人的功名，还可以免掉杂色差徭。但如果一生与科考成功无望，就很有可能跟蒲松龄一样发出悲叹：“世界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是下流。”

总之，清朝刚刚建立的顺治皇帝期间，亟需抚平战争创伤、推展休养生息政策。康熙朝延续这一政治主线，同时注重文化上的调控和笼络。到雍正时代，王朝情形基本稳定，基层社会吏治的整顿开始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不仅给各级官吏提供养廉银，而且颁布　《州县事宜》，加强地方行政工作。此后的乾隆朝，在长辈们的精心经营后，总体上处于文武治世的状态，天朝自大心理渐渐滋生和膨胀，已有停滞之态。这种盛世之末的感觉，之后逐渐成为现实，令后人不禁感慨。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　冯贤亮

（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